留法勤工俭学是第五代。

从1915年开始，中国知识界的李石曾(188l—1973，1902年留法)、蔡元培(1868—1940，1907年留德)、吴稚晖(1865一1953，1901年留日)、汪精卫(1883—1944，1903年留)等人激奋于振兴中国的科学技术，鼓励青年向西方学习，提倡“勤于做工，俭以求学”，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在里昂、北京等地设立分会，招寻自愿赴法求学的青年。在河北高阳县办“留法工艺学校”，为贫寒子弟留法做准备。李石曾还组建“法华教育会”，与法社会各界建立联系，为留法创造半工半读条件。到1916年已接待100多人，至1920年赴法求学人数已达1 600人，逐步形成全国性潮流，延续了20多年，为以后中国的政治、科技、文化、艺术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培养了大批栋梁人才。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立三、蔡和森、李维汉、蔡畅、李富春等都是1920年前后赴法勤工俭学的。严济慈、童第周、徐悲鸿、钱三强、肖三、冼星海

第六代是20世纪20年代留苏学生。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两年后，于1919年3月成立了第三(共产)国际，1920年5月决定建立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莫斯科东方大学，招生对象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瞿秋白、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王一飞、柯庆施、彭述之等首批去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东方大学中国部改名为孙逸仙大学，又叫中山大学。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选送一批人去中山大学…。张闻天、叶剑英、王稼祥、秦邦宪、罗亦农、许光达、杨尚昆、伍修权、乌兰夫、廖承志、刘伯坚、谭平山、蒋经国、屈武、谷正纲等都在东方大学或中山大学学习过。1923年以后，朱德、邓小平、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聂荣臻、李富春等从西欧转到莫斯科东方大学。1926年中山大学在校生340人，1927年达到800人。截至中山大学1930年关闭，留学生总数当在千人以上。另外，1922年联共(布)远东局在满洲里开设政治学校．毕业后分送苏各大学续读，共接收中国学生310人(其中广州180，上海、北平、天津共100，湖南、云南、黄埔军校各10人)o。

从1927年到1937年期间的留学生可称为第七代。

历史学家们称之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赴欧洲、苏联的留学生绝大部分成为优秀的革命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支柱力量。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仍然继续向美、英和西欧各国派遣官费留学生，每年有100人左右，最多时每年达千人。自费留学的人数也日益增长。除清华大学继续选派庚款留美生外，英、法所退部分庚款和一些慈善机构的支持也有利于中国留学潮保持不衰。由于二战时交通不便，很多人毕业后留在国外长期工作，战后回国时已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和熟习现代产业技术的工程师，为中国科学研究体系和工业基础的建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八代是指1938～1948年期间赴欧、美的留学生。

抗战期间，留学人数锐减，从1938年至1941年仅有300人左右出国留学。抗战胜利后，全国上下渴望进行和平建设和加速国家工业化进程。战争时期中国武器装备的落后，激励了新的留学热潮。当时政府制定了《自费留学生派遣办法》，为大批学生和学者到西方学习和工作创造了较有利的条件。

据教育部统计，到1950年滞留在各国的留学生和学者有5 000多人(其中滞留美国3500、日本l200、英国443、法国197、德国50、丹麦和加拿大各20人)，大多数是抗战前后出国留学或工作的。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和老一代科学家们召唤学子们回国工作。1949～1954年经过坎坷挫折和坚毅不挠的斗争而回到祖国的1424人。多数是从美(937人)、英(193人)、日(119人)和法国(85人)回来的。到50年代末回国人数增至2 500名。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赵忠尧、郭永怀、李恒德、师昌绪、陈能宽、侯祥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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