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4 民國時期的徐州疫情:“睢寧天花蔓延,死人甚多”,大廟“早死有人埋,晚死無人擡”

古人將各種傳染性疾病統稱為“瘟疫”,也叫“大流行”

,在各種傳染病中,危害性最大的是傷寒、天花、白喉、鼠疫、猩紅熱、霍亂等。明末鼠疫,至今讓人談之色變。抱陽生所編《甲申朝事小計》記載:“崇禎十六年(1643年)二月,北京大疫,……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殮者。”解放前徐州人民長期遭受兵、水、旱、蝗、病之災,衛生狀況甚差,徐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民國時期的徐州疫情:“睢寧天花蔓延,死人甚多”,大廟“早死有人埋,晚死無人抬”


民國時期的徐州疫情:“睢寧天花蔓延,死人甚多”,大廟“早死有人埋,晚死無人抬”

豐縣天花病“死亡率達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天花”又叫牛痘,是世界上傳染性最強的疾病之一。種痘就是將牛痘疫苗接種人體,使人體獲得對天花的免疫力。1980年10月,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全世界已消滅天花,“天花在地球上絕跡”,種痘技術也就隨之成為歷史。

在醫療條件低下的年代,“天花”給徐州人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徐州自然災害史》(氣象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轉引《沛縣簡志》記載:民國九年(1920年)春,天花病在全縣流行。《徐州百年大事記(1880—1988)》記載:“1920年1月,睢寧天花蔓延,死人甚多。”1923年,豐縣境內流行天花病,“死亡率達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民國時期,對天花的防治未有得力措施。私人種痘,趁時取利。春天種痘,麥收還賬,男孩小麥一斗,女孩三升,故種者不普遍。”《邳縣史志》記載:“民國十三年(1924年),全縣有傳染病患者647人,死亡294人。”

《徐州市志》說:“民國時期,徐州多次疫痢流行,中醫張香谷、徐蔚亭、孫岱松等均參與救治,他們皆法《醫宗金鑑》為準繩,於20年代為徐州中醫中藥學術的主流傾向之代表。30—40年代,徐州瘟病頗年流行。……據老中醫回憶,

民國時期麻疹(麻疹病毒所致的小兒常見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在徐州地區流行甚廣,3—5年一次大流行。患者由於誤診亂治,或因護理不當,常死於悶疹、疹後喘(麻疹合併肺炎)等諸多險惡之症。”

民國名醫孫岱松在現存檔案“自傳”裡提到,“1893年入學(私塾),1900年學醫種痘(鼻藥療法,藥物製成一定劑型作用於鼻腔),1903年上牛痘學堂,徐州道臺袁大化派我到邳縣去點牛痘,4個月返回徐州,上(跟隨)醫學教員胡愛山,隨學隨行醫。”史料記載,胡愛山是二十世紀初徐州名醫,著有《牛痘真傳》一書,胡愛山在自序中以“仲景憫人悲天之懷”說:“痘瘡之症,人生一大關也,輕者損肌傷肉,旬月即可就痊,重者爛額焦頭,性命因而難保。”從受道臺袁大化指派到邳縣“點牛痘”,到和其他名中醫一起救治“疫痢”病患,在重大流行性疾病面前,孫岱松表現出了醫者的擔當。

袁大化(1851年—1935年),生於清咸豐元年,安徽省渦陽縣青疃區大袁莊人。辛亥革命前後,興“新學”成徐州時尚,光緒32年(1906年),徐州道臺袁大化和徐州府臺桂中行創辦了徐州師範學堂。清宣統3年(1911),袁大化被起用為新疆巡撫,張勳復辟時,曾授他“議政大臣”之位。30年代初,“滿洲國”成立,日本關東軍遣人邀請袁大化去長春,袁大化以“一臣不事二主”拒絕。民國24年(1935年),袁大化在天津去世。


民國時期的徐州疫情:“睢寧天花蔓延,死人甚多”,大廟“早死有人埋,晚死無人抬”


霍亂流行,大廟有“早死有人埋,晚死無人抬”傳言

《徐州市志》描述,解放前徐州人民長期遭受兵、水、旱、蝗、病之災,加之衛生知識貧乏,衛生狀況甚差。1939年徐州日偽警察局工作紀要對徐州衛生有如下評價:“查徐州地當要衝,人民麋集,五方雜處,自屬繁盛。然一考其衛生工作辦理程度,實不禁令人浩嘆也!一些地方人民風俗簡陋,生活形式簡單,對於衛生上一般應有常識認識淺薄,一以並無專門衛生機構之設置,警察機關對於衛生工作忽略,辦理成績久暫不等,失去工作常態,難期人民養成衛生習尚,由之以上原因,致使徐州全市形成一缺乏衛生之病態城市。”“

市面一切衛生,無從尋覓,垃圾山積,汙物坵堆,蚊蠅繁夥,疫痢環生,膛目以視,慘然為涕。”

1920年、1922年、1932年和1946年霍亂流行,“城鄉死亡枕籍”。《徐州市志》記載:“大廟地區前壩子楊莊村50戶人家在霍亂兩次流行時,幾乎家家有病人,戶戶貼白紙,流傳著‘早死有人埋,晚死無人抬’的悲哀話語;三堡區的王山村流傳著一句民謠:‘喝了王山水,不打擺子就腫腿’。這裡的三四十戶農民,有90%以上的人患瘧疾和絲蟲病。因而有些年份莊稼熟了無人收割,民不聊生,家破人亡。1946年河南等地大批難民來徐,疾病蔓延。”

民國23年(1934年)銅山、豐、沛、邳及睢寧5縣,當年發生傳染病66239例,死亡25452例,病死率高達38.42%。銅山縣(含徐州市)各種傳染病廣泛流行蔓延,發病多的傳染病如霍亂、天花、黑熱病、猩紅熱、傷寒、白喉、迴歸熱、肺結核、瘧疾、絲蟲病等,以致瘟疫村、病災區遍佈城鄉。

1940年7月28日《蘇北新民報》記載,徐州地區“邳縣洪水為災,水退後該地帶竟又發生天花、赤痢、傷寒等傳染病,流行甚烈,該縣民眾均陷於非常恐慌之苦境中。”

1939年和1942年,汪偽徐州市警察局曾兩次頒佈管理飲食餐館的規則,對衛生工作提出數十條具體要求。而對衛生極差的小飯鋪及沿街飲食攤販卻不甚管理。因而每到夏季腸道疾病大量發生,受害者多是勞動群眾。民國時期徐州的居民沒有用上自來水,人們飲用土坑井、石(磚)壁水井及壓把井等井水,水質較差。據水質檢查資料顯示,細菌含量最低2000個/毫升,最高達92000個/毫升,比國家規定標準高20—920倍,井水中的大腸桿菌等禍害百姓。

名城徐州報道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