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身處“風暴”中心——武漢——的筆者，每每看到有關疫情的報道，心情也會隨之跌宕起伏：恐懼、焦慮、痛心、感動、敬佩······雖然困居斗室，感覺卻像在一首悲壯而激昂的交響樂中行進。
而隨著抗疫戰鬥的深入，在經歷了最初的恐懼、迷茫之後，在我腦海中，越來越清晰地顯現的卻是汶川大地震之後溫家寶總理在帳篷學校簡陋的黑板上寫下的那四個光燦燦的大字：
多難興邦！
“多難興邦”的說法最早見諸《左傳·昭公四年》：
“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 失其守宇。”
後來在晉朝名將劉琨的《勸進表》中也有相似的表述：
“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啟聖明。”
歷史上，每當國家遭遇危難之際，後人常常會引用這句話以相勉勵。例如晚清風雨飄搖中，臨終前的李鴻章在他的遺折裡這樣寫道：
“竊念多難興邦，殷憂啟聖。伏讀迭次渝旨，舉行新政，力圖自強。”
撫讀史籍，不禁發問：自古以來，人們無不渴盼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海晏河清，可是我們中國古人為什麼又有“多難興邦”的說法呢？這種看似矛盾錯謬的說法其合理性又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我認為這句話體現了我們中國古代哲學“福禍相倚”的樸素辯證法。
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是先秦哲學家李耳（即老子），他在《老子》中明確指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換用現在的哲學語言就是：矛盾的雙方對立統一，在一定的條件下還可以互相轉化。
另外還有《淮南子·人間訓》中那個我們耳熟能詳的“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寓言故事：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
在這個過程中，鄰人只看到了眼前的境況，就此判斷老翁的遭遇是禍還是福；而這個明智的老翁卻有著“福禍相倚”的辯證思維，能預測到將來也許會有相反的轉化。
當然，這個故事主要是告訴我們，一時的損失不一定是壞事，也許會因禍得福。所以遭遇壞事不要一味地沮喪抱怨，要有“焉知非福”的樂觀積極心態。
就如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確實給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極大的損失，尤其是對那些失去親人的家庭，也許是一生難以釋懷的痛；對中國人，特別是武漢人民，也許還會留下長時間的心理陰影。
但是，事情已經發生了，我們不能只停留在消極的一面，還應該看到積極的一面，更應該努力促成事態向積極的一面轉化。
你看，通過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我們看到了中國人（包括海外華人）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看到了中國所獨具的無法複製的動員組織能力和執行力，感受到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大愛無疆，也認清了新時代下誰才是最可愛、最可敬的人。
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大考，雖然前期我們表現得有些手足無措，但後來的雷厲風行也向世界展示了我們雄厚的國力，超強的運輸、建造能力，無與倫比的網絡、快遞系統，以及國家對人民生命的關愛和對世界責任的擔當。
我們敬佩，有那麼多白衣天使捨生忘死、勇往直前；我們欣慰，中國不僅有耄耋之年仍身披戰袍、勇赴一線的無雙國士，更有勇擔責任、堅定無畏的年輕棟樑；我們感動，那些戰鬥在各自崗位上的黨員幹部、快遞小哥、超市員工；我們溫暖，為那些積極捐款捐物的各界人士，為那些還沒擦乾淚水就去捐獻血漿的康復者和頂著壓力報名參加志願服務的普通人。
是的，平時他們大都是我們身邊平凡的普通人；可是，他們不也是英雄嗎？英雄不就是在危急時刻能夠義不容辭挺身而出的平凡而偉大者嗎？
當然還有我們中的大多數，也許沒有他們那種無畏和大愛，但是我們聽指揮，顧大局，老老實實呆在家裡，不給國家和社會添亂。（這一點，也不是世界上所有國家都能做到的，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種眾志成城的集體精神和家國情懷是深刻在國人骨子裡的。）
一個一千萬人口的大都市，甚至一個十四億人口的大國，在春節這樣一個曾經最熱鬧、最重要的傳統節日，瞬間安靜下來，沒有怨憤、抗議，更沒有發生搶劫、動亂，令全世界為之動容，甚至覺得可怕和不可思議。
所以，有外國媒體驚呼：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可以作為戰爭對手的國家！
所以，世衛組織的官員在某些國家的反華壓力下，會再三真誠地感謝中國付出的巨大努力和代價，感謝中國為世界抗擊疫情蔓延贏得的寶貴窗口期。
所以，面對疫情世界蔓延的趨勢，連美國專家都無奈地警告：“我們的命運，將由那些中國以外的國家的能力決定。”
所以，即使是曾經懷有偏見的外國網友看到視頻裡那些體現偉大犧牲精神和人性之美的感人畫面也會感動，也會流淚。
他們也許不解：為什麼中國人那麼愛國、那麼團結？但是經過這件事，他們應該更加明白了一個道理：中國是不可戰勝的！
當然，危難面前，我們也看到了少數人所表現出來的人性的怯懦、自私甚至醜陋；通過這場猝不及防的大考，我們也清楚地看到我們還存在著許多不足和漏洞：我們無疑具有快速解決問題的能力和集中力量幹大事的制度優勢，可是為什麼就不能杜絕問題的產生或者將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呢？
其實，我願意相信，有了當年“非典”的前車之鑑，武漢初期種種拖延滯後的表現並非主觀上有意瞞報、欺騙，而是客觀上應對措施不力以及對這種未知病毒危害性的認識保守、判斷失誤。
但它也確實反映了某些官員樂於搞面子工程、唯上是從、缺乏獨立思考和擔當意識的思維方式和官僚做派，以及有些專家不能深入一線、缺乏危機意識、紙上談兵的虛浮作風，還有我們的社會仍然缺乏接納異見、敢講真話的包容環境。
當然，追根溯源，還有國人嗜食野味的文化陋習和食品安全問題——我們在同一個地方已經跌倒了多次。
這次疫情帶給人們的教訓和反思實在太多太深刻了，它一定意義上改變了一個城市的精神氣質，改變了很多人的幸福觀、價值觀。
好在針對網上的輿論熱議，疫情還未解除，國家有關部門已經做出了許多積極的回應。
例如：2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一個決定，要求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
再如：近日，針對我國科研成果的評價標準過度重視SCI論文的現象，教育部、科技部聯合下發通知，旗幟鮮明地提出淡化SCI指標的重要性，這必將深刻地改變“唯論文（還必須是發表在英文期刊上的論文）是瞻”的科研怪象。
這次疫情，也讓更多的人思考：什麼樣的人，才是真正值得高薪和尊重的偶像？什麼樣的人，才是事關國運的人才？國家和社會應該給青少年怎樣的價值觀引導？怎樣改變近些年娛樂圈天價薪酬、青少年瘋狂追星的不正常現象？
其實，去年以來，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對影視圈不良作風的整治力度就不斷加強，發佈了演員明星”限薪令”，努力遏制影視圈追星炒星的不良傾向。相信疫情過後，隨著反思的深入和輿論的壓力，還會有更多的舉措出臺，給我們的社會帶來陣陣清風。
（當然，需要說明的是，我們的社會也並不是不需要文藝工作者，他們也有其存在的重要價值，也是豐富人民文化生活、增強文化軟實力、實現文化輸出的重要參與者；只是不合理的天價薪酬和娛樂圈亂象已經嚴重影響了社會風氣和青少年的價值觀，亟待實質性的矯偏糾正。）
總之，只有勇於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實事求是，銳意變革，一個國家和民族才能永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有理由相信，災難過後，我們的國家會變得更美好。
其次，“多難興邦”也是中華民族抗爭精神的集中體現。
我們中國從來不是什麼天選之國，也不是上帝親吻過的地方。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是伴隨著一部驚心動魄的災難史而生生不息。
洪水、地震，天災不斷；戰爭、瘟疫，人禍相連；內憂、外患，時時夾擊。
可是，中華民族從來沒有被災難嚇倒，更沒有選擇逃避，災難反而更加激發了他們戰天鬥地的拼搏精神和抗爭意志。
記得有一位哈佛大學的教授大衛·查普曼，他在中國的上古神話中發現了連中國人自己都沒意識到的中華民族的特徵：面對困難，相信自己，勇於抗爭，永不屈服！
山擋在門前，就一鏟一鏟把它移走（愚公移山）；太陽炙烤大地，要麼追上它，把它摘下來（夸父追日），要麼把太陽射下來（后羿射日）；小女孩被海淹死了，就化作小鳥銜石子，一顆一顆，也要把海填平（精衛填海）；史前大洪水，各民族神話都有反映，而只有中國的神話，不是逃避，不是等待神的懲罰或寬恕，而是向神、向自然抗爭：大禹治水，戰天鬥地，遠古英雄化作神話人物永遠流傳……
這位哈佛教授說，西方的神話，是聽從神的安排，而只有中國的神話是向自然抗爭。可以說“勇於抗爭”，已經成為中國人的遺傳基因，這就是中華文化幾千年屹立不倒的原因。
誰說中國人沒有信仰，“拼搏抗爭”就是他們的信仰，“相信自己的力量”“我命由我不由天”就是他們的信念。
正是這種精神的力量，使五千年中華文明歷經磨難而不斷更，成為世界唯一生生不息的文明。
另外，“多難興邦”這句話中還蘊含著“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憂患意識和生存智慧。
孟子曾說：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一個國家，長治久安固然好，但是如果安樂日久，放鬆了警惕，喪失了鬥志，反而有可能陷入“溫水煮青蛙”的困境，導致衰亡；反之，敵國環伺，憂患不息，固然令人頭疼，但卻有可能激發奮鬥圖強、戰勝困境的決心和勇氣。
這種憂患意識和前文所說的辯證觀是一脈相承的。它告訴我們，災難挫折，有時也是一筆財富，就看你怎麼去對待它了。
最後，“多難興邦”既是我們祖先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對砥礪志氣的勉勵，更表達了對美好未來的期許。
回看歷史，每一次災難，都會有英雄的出現。他們也許默默無聞，但其人生的價值卻比泰山都重；他們也許生命短暫，但在人民的心中卻英名永留。
他們，必將以一個共同的名字在青史中永生——中國每次都被自己的英雄保護得很好，最終會渡過難關，這一次，也不會例外。
每一個嚴冬，都會過去；每一個春天，都將到來。
讓我們靜待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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