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是明代著名的軍事家，而其最為人所稱道和熟知的是他作為哲學家和教育家的偉大成就。《傳習錄》是王陽明的語錄與書信集，由其門人弟子整理編撰而成，即“錄諸門人弟子所口授於先生之為言學、言教者”。《傳習錄》中，王陽明關於“為學”與“為教”的真知灼見，被後世贊之為：“世未有善學如先生者也，是謂學則…世未有善教如先生者也，是謂教法。”王陽明重視教育，尤其是啟蒙教育。在《傳習錄》中的《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下簡稱《訓蒙大意》）和《教約》兩篇文章中，王陽明集中而全面地論述了啟蒙教育的系列問題，提出了“常存童子之心”這一兒童教育的基本原則，具有極高的認識價值和指導意義。
《訓蒙大意》是一篇文告，寫於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王陽明平定了江西流民暴亂後將要班師回朝，臨行前為曉諭贛南各縣興立社學而頒佈了這個文告。明代的社學即地方小學，是農村啟蒙教育的一種形式，以教化幼童為主要任務。“教讀”指社學的教師，《訓蒙大意》是以寫給小學教師劉伯頌的一篇書信的形式發佈的文告。
王陽明認為，古代的啟蒙教育，主要教以人倫綱常。當今的小學教育興起了只注重記誦詞章而不注重培養禮儀德行的風氣，這完全背離了先王的教育本義。為補偏救弊，王陽明提出：“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他提議，現在的兒童教育，應把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作為唯一的功課。其具體方法，一是通過吟唱詩歌來激發他們的志趣；二是引導他們學習禮儀，以嚴肅他們的儀容；三是勸導他們讀書，以開啟他們的智慧。“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當時的人們常常認為吟唱詩歌、學習禮儀不合時宜，這都是庸俗鄙薄的見識，因為他們不理解古人推行教育的本意。“吟詩唱歌”就能激發兒童志趣的觀點，源自王陽明“常存童子之心”對兒童天性的仔細觀察與充分了解。
“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沾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兒童的天性是喜歡嬉戲玩耍而害怕、討厭約束，就像春天的草木剛剛萌芽時，讓它舒展暢快地生長，就能迅速發育，以至枝繁葉茂；如果壓抑它，摧殘它，就只會日漸衰弱枯萎。所以，兒童教育一定要順其天性，順其興趣，多加鼓勵，使他們歡欣鼓舞，內心愉悅，他們自然就能不斷進步。這就像春天的花草樹木受到和風細雨的滋潤，它們沒有不萌芽發育的，自然能一天天地茁壯生長。如果遇到冰霜的侵襲，它們稚嫩的生命就會生機蕭條，一天天地枯萎。所以，尊重、順從天性是兒童教育的基本準則。王陽明教學生為學之道：“為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譬如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個本原。…”“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為學”之道與“為教”之道有相通之處，都如種樹，要從根上栽培灌溉。
引導兒童唱歌吟詩，不僅是對兒童進行禮儀教育的最有效的手段，還有益其身心健康。
“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唱歌吟詩一方面可激發兒童的志趣，還有更重要的，卻鮮有人注意到的功能，即兒童可以在吟唱詩歌中發洩其須蹦跳呼喊才能表達出來的情緒，在抑揚頓挫的音律中宣洩出他們心中的鬱結和不快。這一切都是為了讓孩子心志暢達，不受情緒的壓抑，有利於其身心健康成長。引導兒童學習禮儀，一方面是為了嚴肅他們的儀容，糾正其初學時的“心猿意馬，拴縛不定”，此為“收斂”之意。兒童的身心需要暢達，也需要適度的收斂，王陽明認為，“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學習禮儀也使兒童在揖讓叩拜中活動血脈，在起跪屈伸中強健筋骨。教導他們讀書，不僅是為了開啟其智慧，開發其智力，也是為了使他們在反覆不斷的學習中修身養性，在抑揚頓挫的朗誦中弘揚明確其志向。所有這些教學活動無一不順應兒童的天性，都是在志向上因勢利導，性情上調理保養，潛消默祛其粗俗愚頑的秉性，使其行為漸漸符合禮儀標準卻不感到拘束難受，其性情在不知不覺中達到中正平和的境界。這才是王陽明所推崇的，也是先王所推行的教育的深意。這種教育理念可歸結為“健康其身體，文明其精神”。
王陽明發現“近世之訓蒙稚者”，即當時的兒童啟蒙教育者，有重才輕德的傾向，他們教育兒童，“日惟督以句讀課仿，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先生對學生，每天只是用標點斷句、課業練習督促他們，要求他們嚴格約束自己，卻不知道用禮儀來引導他們；只知道要求他們聰明，卻不知道培養他們的善良之心；對於犯錯的學生，只知道執笏掌板、拿腔作勢地罰跪、斥責、管束，像對待囚犯一樣。於是，兒童把學校看作是監獄而不願去，把老師看作是強盜和仇人而不願見。這樣教育的話，他們必然會伺機逃學去嬉戲玩耍，以作假撒謊來放縱其頑劣鄙陋的本性，兒童的心性必然會逐漸趨向輕薄下流。這樣的學生只會得過且過，庸俗鄙陋，日益墮落。以這種背離兒童天性、摧殘兒童身心的教學方式要求他們向善，其實在是驅使他們作惡。這是從反面論述尊重兒童天性的重要性。
“爾諸教讀其務體吾意，永以為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王陽明作為位高權重的官員，希望振興地方教育，為國家培養更多的人才；作為一個傑出的教育家，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兒童教育的具體方法。他殷切希望這些為人師表的人，能真正體察領會他的用意，永遠遵守他所制訂的規矩，不要因為世俗的言論而更改或廢棄，這才可能成就“蒙以養正”的願望。
王陽明在《訓蒙大意》中呼籲“爾諸教讀其務體吾意，永以為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其中的“繩墨”即“教學原則”，在《教約》一文中有具體而系統的論述。“教約”類似於現在的“校規”，主要是用來指導“教讀”即“老師”如何上好每節課，如何從細節處入手兒童教育。《教約》規定，每天早上，學生向老師參拜行過禮後，教師要按次序向全體學生提問：“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真切否？溫清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兒童要如實回答：“在家的時候，尊敬熱愛父母的本心，有沒有懈怠的時候?能不能情真意切?每天早晚溫清定省、侍奉父母的禮節，有沒有虧欠和疏漏?能不能按照禮儀的要求一一做到?在路上過往的時候，步履姿態有沒有不檢點的地方?能不能謹慎小心？言語行動和內心活動，有沒有欺騙狂妄和放蕩之處？言行念頭，能不能做到忠實守信、堅定誠敬？”其意在引導學生每日都要反省、檢束自己的行為，之後還要告誡孩子“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即，如果存在問題和缺點，就要努力改正，沒有問題也要時時提醒自己不去犯這些錯誤。教師要根據具體情況，隨時給學生以委婉的誘導、啟發和教育。這樣才能真正體現“古之教者，教以人倫”的本意。之後，才讓學生各自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開始學習。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兒童在唱歌詠詩的時候，一定要保持儀容整潔，面容莊重，氣息沉穩；要讓學生吐字清晰、聲音響亮，要控制節拍和聲調。不急不躁，不狂不鬧。不要隨意喧譁，也不要膽怯害怕。時間既久，學生一到學校就會感到精神舒暢，心平氣和，漸漸就養成了中正平和的性情。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修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指導兒童在學習禮儀的時候，一定要澄清其心神，肅清其雜念。老師要認真觀察學生的禮儀細節，審察他們的儀容舉止。使之不疏忽，不懶惰，不自滿，不羞怯，不隨意，不粗野，即舉止優雅，從容不迫而不過於迂腐遲緩；恪守禮法，修行謹慎而不過分拘謹。時間久了，兒童的禮貌動作和神情就會熟練自然，其品德和習性也就能夠逐漸養成而日漸堅定。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教師在講授課文的時候，不要一味貪求多講，最重要的是要讓學生熟練掌握。根據每個學生的天賦個性，能學會二百字的，只教給他一百字，讓他總是感到精力充沛，力量有餘，這樣就不會產生厭學情緒，因為能體驗到自我收穫的快樂而更願意學習，從而獲得學習的樂趣。學生朗讀課文的時候，一定要專心致志，口讀心想，邊朗誦邊思考，一字一句都要反覆體會，理解意思；聲音要抑揚頓挫，心情要放鬆自如，思想要寬廣虛靜。時間久了，課文中的思想感情就會浸潤到學生的心底，他們自然會禮貌待人，一天天變得聰慧起來，記憶力和理解力也會隨之提高。在這一段文字中，王陽明系統地論述了兒童學習的意義、內容和方法。兒童學習的意義，也正是教育的意義：“君子之學，以變化其氣質。其未學也，粗暴者也，貪鄙者也，虛誕者也，矜誇者也，輕躁者也；及其既學，粗暴者變而為溫良，貪鄙者變而為廉介，虛誕者變而為忠信，矜誇者變而為謙默，輕躁者變而為重厚…”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即每天的課程，首先要對學生進行德行考察，之後才開始背誦和朗讀課文、禮儀學習。古時的“大學”即“大人之學”，目標是“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王陽明總結三代（指夏商周）之學，皆所以“明人倫”。“明明德”“明人倫”都是指成就個人的德行。因此，王陽明認為“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這與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裡的見解是相通的：“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正是有鑑於此，王陽明特別重視培養學生的德行，“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堪稱振聾發聵的警世之言。在《教約》中“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的這一規定，體現了王陽明一以貫之的“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即德育第一的教育理念。
而“凡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學校之所以設置練習禮儀和唱歌詠詩這類課程，目的是順從兒童的天性，保養他們的童心，讓他們樂於學習而不知厭倦，這樣他們也就沒有時間去做那些歪門邪道的事了。“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即教師瞭解兒童的心理，就知道如何去進行教育了。而“常存童子之心”，即順從兒童的天性，保養他們的童心，這既是兒童教育的手段也是兒童教育的目的，堪稱兒童教育的金科玉律。《教約》雖然主要是指導“教者”即教師如何教學的，是一部要求嚴格的教學指導手冊，更是一部內容完備的兒童教育大綱。王陽明在《傳習錄》中藉此文所提倡的教育思想、教學理念和教學方法，無不體現著哲人深刻的智慧，對現代的兒童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都具有極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借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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