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欧洲文化圈发生了一件“大新闻”：一位部长和一名歌手“怼”起来了。
2020年欧洲歌唱大赛脱颖而出的法国歌手汤姆·里布（Tom Leeb）发表了他的得意之作《The Best in Me》。作品发表不久之后，就收到了来自《巴黎人报》的相关报道。
这则报道中援引了一位名字为“里斯特”的观点。他对汤姆·里布参加欧洲电视节目不使用法语而狂飙英语的行为，“深表厌恶”。“英语合唱部分，让我有的耳朵过敏。”他补充道。
弗兰克·里斯特（左上）与汤姆·里布
文化大权
2018年10月，法国前文化部长弗朗索瓦·尼森（Francoise Nyssen）被法国总统马克龙以“缺乏政治敏锐度”而被解雇。法国迎来了一位新的文化部长里斯特。没错，他就是在《巴黎人报》中口诛笔伐的弗兰克·里斯特（Franck Riester）。
出生于1974年的里斯特攻读贸易专业，所学专业与文化并无关系。但是他21岁就涉足政治领域，并于2007年当选为法国右翼政党，上演了“少年老成”的政坛奇迹。在担任库洛米耶（Coulommiers）镇市长的同时，里斯特还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主持了家族汽车业务，通过与现代和雪铁龙等汽车巨头的合作，创造了2016年年利润为6500万欧元的商业传奇。再有一件就是加强广播电视盗版法律问题的实施和推广。2011年，他还受前文化和传播部长弗雷德里克·密特朗（Frédéric Mitterrand）之委托，发表了有关数字时代音乐创作的报告。
里斯特参加“ Les Victoires 2020”音乐会现场
与出版社出身的尼森恰恰相反，里斯特是电视、互联网及流行文化的坚强守卫者。在他眼里，再庄重伟大的文化形态也理应通过寻找它的庞大市场。这位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文化部长，怀有一颗兼容并包的开放心灵。他在多种场合表示法国社会应该对各种人群的各种恋爱都报以更为宽容的态度，他还对曾创办《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杂志的法国记者/作家让·丹尼尔·本塞（Jean Daniel Bensaid）身上所体现的新闻自由精神，赞叹不绝。
里斯特是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的铁杆支持者，同时又力挺马克龙政府，被法国政界的一些学者贬称为“机会主义者”。但是里斯特身上所特有的气质以及其所擅长的领域，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角度。一位法国外交官对里斯特执掌法国“文化大权”评价道：“虽然这位文化领袖仅仅来源于省级政府，但因为他对多种群体婚姻合法化持开放态度，因此受到很多法国年轻人的喜欢。”
里斯特（右一）参加“诗歌之春”活动现场
上任以来，里斯特通过媒体表达了他的文化主张，他认为法国现在最重要的文化任务就是改革广播行业的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从而使法国文化借助大众传媒的平台更好地发挥其公共性能的特质。这些举措都需要在“与业内每个公共广播频道的总裁联系”之后，再做进一步缜密的计划。
在这位手捧三把火的“新官”眼里，法国文化之所以从16世纪持续至今，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源于政府所奉行的文化大众化和公共化的政策，而非让自身的文化坚守陷于“自我陶醉”的幻想中。不得不说，这样的文化主张，是法国文化一以贯之的传统，有着深厚实践经验的支撑。
弗兰克·里斯特
在福乐尔·佩勒兰（Fleur Pellerin）作为法国文化部长的时期（2014年8月—2016年2月），蓬皮杜中心制定了一个旨在于全球传播新艺术理念的“文化计划”，文化交流活动被设以“蓬皮杜中心+主办城市”的方式来举办。2015年3月，第一个采取这种形式的“蓬皮杜中心+马拉加”在西班牙海港城市马拉加开幕，20多万的游客在这场文化狂欢节中乐此不彼。
蓬皮杜中心夜色
法国和西班牙的文化合作是这样的：马拉加可从蓬皮杜中心总部调集100多件艺术佳品，也可借此资源举办两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展览和交流活动。同时，蓬皮杜中心在五年的合作期限中，每年向马拉加收取150欧元至170万欧元的年费，以补充蓬皮杜文化中心的资金储库。
蓬皮杜文化中心与海外各国的合作方式，让法国文化摆脱孤芳自赏的被动局面，使“法国优先”的文化理念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正如前法国文化部部长佩勒兰认为的那样，法国的文化部应该是社会变革的核心部分，但现在的文化部更多还是维护既定观念的官僚机构，难以在短时间内在全球刮起一场“法式文化旋风”。
对此，《万花筒》杂志编辑Myriam Ben Salah也表达她的个人看法，她说：“法国文化机构在内部仍然是充满‘沙文主义’的。尽管我住在巴黎，但我所有的主要项目都在法国以外的北非进行。我在一家文化机构工作了7年，但觉得自己的事业已经陷入到‘瓶颈期’，法国根本没有外国人在艺术机构中担任高级职务。法国的文化团体有点精英主义，但仍然是建立在官僚机构的基础之上的精英主义。”
法式打造
其实，即使像蓬皮杜中心所开拓的文化交流模式也是在既定的框架下进行资源的置换，而远远没有达到17世纪法国文化所具备的创造力和感染力。
早在1684年，热尔曼·布里斯（Germain Brice）所著的《巴黎的奇趣景点新指南》一跃升至18世纪50年代之前所有城市旅行指南中最畅销的旅游手册，随之英语版《巴黎新指南》更是达到洛阳纸贵的程度。
然而从历史上来，巴黎并非从其诞生以来就带有文艺优雅的基因。这座城市在16世纪遭遇了来自天主教徒和清教徒之间的战争浩劫，整座城池完全谈不上严谨合理的规划可言。17世纪初整座巴黎城卫生状况堪忧，疾病肆虐。
17世纪的巴黎圣母院
受到战争和疾病的双重困扰，作为当时欧洲最大城市的巴黎，人口只有15万左右。而同一时期的北京正处于大明王朝，城市人口已高达70万左右。人迹罕至的巴黎，竟成为许多野狼横行街头的“游乐场所”。
1594年，亨利四世开启了大肆改造巴黎的浩大工程，他下令将饱尝风雨的城市打造成为世界上最为华丽浪漫的存在。法国当时的期刊《法国信使》对此评价道：“亨利四世成为巴黎的当家后，你可以看到这座城市到处都是建筑工人。”一时之间，横平竖直的大街以及被称为“法国两大奇迹”的新桥和孚日广场。
在亨利四世的感召下，路易十三也不甘落后，为法国的文化公共产品奉上了他的公共建筑大礼——圣路易岛，圣路易岛与西岱岛从那时起就充当着一座文化桥梁，从此岸联通至彼岸。到路易十四时期，巴黎城里的很多防御性质的建筑，都被统统地拆掉。在这位“太阳王”的眼里，那些充满戒备的建筑是“开放巴黎”的藩篱，构成了巴黎“冲出欧洲，走向世界”的重大障碍。繁荣的防御性建筑拆除，取而代之是一条条通往城市各个角落的大道，这些大道配以林木的点缀，形成了巴黎城市中最早的“林荫大道”（法语为“boulevard”）。
巴黎“林荫大道”画作
1667年，一位叫做尼古拉·德拉雷尼的巴黎警察局局长又为这座城市的“公共属性”增添了不少亮色。在德拉雷尼看来，一座国际大都市光有林荫大道还不够“美”，它还应该在夜色降临之时，呈现出华灯初上的娇媚容貌。他开通了一个个贯穿巴黎城市街道的照明系统，为“夜巴黎”的名片注入了极具想象力的艺术创作灵感。
当古典的巴黎走向19世纪的时候，一位被称为“巴黎工程师”的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 Eugéne Haoussmann）的男爵又在一次地改变了这座充满浪漫因子的都城。他严谨地援引了直线和几何学的设计理念，将巴黎的大街小巷中的名胜古迹、奢华酒店、购物中心、咖啡馆、博物馆、高校等人文景致用数学、物理学的精度学科划分，这座城市一下子就迸发出新的涵蕴——它集理性与感性、设计与人文，漫步于此的游人分明在公共区域，却总怀有一种畅览自家院落的错觉。
俯瞰巴黎
从此，巴黎被世界赋予为多种元素共融并彼此自洽的活力，这构成一座全球魅力都城的重要因素。以巴黎为代表的法国的身份气质升华为全球有目共睹的引领力。法国是文化的，也是科技的；是金融的，也是时尚的，它难以用一个形容词来概括，却如此契合各行各业人士的审美品位和生活趣味。
针锋相对
与巴黎城在17世纪被大兴改造的“文化奇迹”相比，巴黎圣母院于2019年4月无辜地被火苗吞噬就成为一个十足的“文化耻辱”，它也是摆在现任法国文化部长里斯特面前最为紧迫的历史任务。
巴黎圣母院虽始建于1163年，但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其容颜亦是满目疮痍。1844年，由历史学家兼建筑师奥莱·勒·迪克（Eugene Viollet-le-Duc）主持、拉素斯和维优雷·勒·杜克全面执行的圣母院修复计划盛大开启。工程在耗时23年之久后，世人有幸对圣母院的尖顶大饱眼福。
2019年4月15日傍晚，巴黎圣母院遭遇大火
对于巴黎圣母院的修缮工程，里斯特竟然与马克龙公然地唱起了“反调”。他在圣母院火灾六个月纪念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作重要的是“质量”，而不是“速度”，这种主张与马克龙所秉持的“将圣母院的真容在短短五年之内就展露于世”的建议，方枘圆凿。
如下图所示，在法国政治体系当中法国总统的权力，可谓“至高无上”。他可以任命总理，也有权与总理一同提名任命政府其他成员，包括文化部部长。但作为一个“以文化传播为己任”的法国来说，文化大权在某些时候更胜于单纯的行政命令。
法国政治体系简图
如今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奥黛丽·阿祖莱（Audrey Azoulay）在其就任前法国文化部部长之际，就顶着来自政府其他部门的巨大压力坚持将文化部部门预算增加了6.6％。至2017年，文化部所获得的国家财政预算总计29亿欧元，这成为法国历史上政府对文化事业投入的最大一笔金额。
在佩勒兰担任法国文化部长的时期，她总是向公众吐槽奥朗德政府对法国文化“好大喜功”的导向倚重，以致法国文化与交流部沦为一个歌功颂德的传声筒，而非具有推动社会改革的引擎机。这位法国文化部部长的言论引发舆论热议，很多法国人站在了佩勒兰的一边，这也致使奥朗德之后的马克龙政府引以为戒。
2017年3月，法国文化与交流部传来一个惊天消息：在巴黎卢浮宫“静养”44年的蒙娜丽莎的原作，将计划在法国的其他地区以及全球进行展出，世界上的每个热爱法国文化的人们，都有权近距离感受到传说中的“迷之微笑”。时任法国文化部部长弗朗索瓦·尼森公开表示，她正在“认真考虑”将世界上最著名的绘画借出进行临时展览，其中可能包括在法国以外的地区。
卢浮宫中的《蒙娜丽莎》被游人围堵
让这幅杰作真正走向国际的计划是马克龙利用该法国庞大的艺术珍品库存，在世界各地展示法国软实力愿景的一部分。马克龙建议通过将卢浮宫的蒙娜丽莎送到法国乡村来对抗影响该国文化的“巴黎集中制”，这被一些法国学者视为揭起法国文化改革的序幕。
与堂堂一国总统言论不合，里斯特对待圣母院大教堂“不瘟不火”的态度，一时间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更有人指责他是在散播对法国文物不负责的放任态度。2019年5月，法国国民议会在辩论13个多小时之后，通过一份议案。议案沿袭了马克龙的“总统意志”，建议圣母院重建工程应该加速并在五年之内完成。
良心之作
里斯特对此回应，圣母院的修复工程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不可一蹴而就，不宜仓促行事。现如今的部分只是恢复工作的初期阶段，工程师需要拟草、排查、筛选、讨论、公示等步骤，才能进入到接下来的项目保护部分，而这些环节都是需花费相当的时间。
里斯特借助媒体将圣母院大教堂修复工程已花费的3700欧元，公之于众。在媒体人众目睽睽之下，他还不忘补充道，如果想把圣母院大教堂彻底改造好，所需保护资金至少要达到8500万欧元。作为一名西方政治体系下的文化部部长，主动申请一项巨额工程要面对来自总统、议会、舆论等各个方面的压力，无论怎么说都远非一件容易之事。
夜巴黎
除了圣母院大教堂的修建时长问题，里斯特还对全球重建圣母院塔尖的设计方案竞标方案持一种极为谨慎的态度。他坚持无论哪种设计方案通过，都必须无条件地尊重巴黎圣母的历史及其宗教建筑的哥特式特质。他将组建一个“综合智囊团”，这一智囊团队由来自社会各界的建筑学家、历史学家、文化专家、科技人员等群体构成。在里斯特心中，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作并非仅仅是一个建筑问题，它还是文化问题、历史问题。各界人士应集聚在一起，共同为全体法国人民还原一个尽可能完美的“法兰西艺术品”。
近年来，法国境内被极端势力与恐怖主义的阴云所笼罩。里斯特从文化的角度强调，打击极端势力的重要之处在于鼓励和培养法国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文化创造力”。极端势力正是法国国内“边缘文化”甚嚣尘上的体现，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法国本国“主流文化”的创造力有待进一步改进和提升以适应时代的诉求。基于此，法国政府理应营造更好的契机，让法国民众更好地践行自己肩上所负载的文明使命。
被恐怖主义阴云笼罩的法国街头
对于法语纯正性的维护和推广是任何一届法国文化部长都无法逃避的话题。里斯特在做客法国电视访谈节目《今晨特邀嘉宾》中，以“法语是一种价值、一种历史、一种文化”为主题，提供了他自己的“法语方案”。
如下图所示，作为一门国际语言，法语在全球的使用比例将从2010年的3%升至2050年的8%，而使用英语人数的比例恰好经历相反的过程——从8%（2010年）将为5%（2050年）。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对于法语的守护和推广就显得尤为重要。里斯特认为在未来数字化的信息时代，法语保护看似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法国政府可以通过互联网IP地址建立一个“平台机制”，与比如脸书、推特、苹果等互联网平台一起合作，将政府所需要的语言环境和语言规范与这些平台共商、共建、共享。可以说，这一提议在实现跨国互联网平台“在地化”的同时，也将法语的推广步骤和品牌效力以新的合作形式确立起来。
全球语言使用比例变化趋势
和17、18世纪的“流动的盛宴”相比，巴黎的空间已经饱和。对法国文化部官员来说，与城市建设相关联的法国文化的散播似乎很难有所作为。但是，如同尼古拉·德拉雷尼、乔治-欧仁·奥斯曼那样的“文化使者”，一定不能消失于当代的法国。
建设一座优质城市、塑造一个伟大的国度，固然亟需增加城市建设以提升GDP的速率，也万万不可缺乏坚守文化底线、提供精神产品的良心。光有速率而没有良心的建设，是不完整的，甚至是病态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总统马克龙更在乎2024年巴黎奥运会，而作为文化部长的里斯特眼里，也许只有法国文化本身的传承与精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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