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7 世衛組織-中國冠狀病毒病聯合專家考察組新聞發佈會實錄

北京時間2月24日晚7點30分，世界衛生組織-中國冠狀病毒病聯合專家考察組在北京召開了新聞發佈會，通報此次考察的結果和對中國以及全球應對疫情的下一步措施提出建議。發佈會的嘉賓是兩位聯合考察組組長Bruce Aylward博士和梁萬年博士。發佈會由國家衛生健康委新聞發言人米鋒主持。

以下為發佈會實錄：

主持人：

女士們、先生們，各位媒體朋友們，大家晚上好！歡迎參加中國—世界衛生組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聯合專家考察組舉行的新聞發佈會。我是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新聞發言人米鋒。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經雙方協商一致，中國和世界衛生組織邀請中外專家組成聯合考察組對中國疫情防控工作進行考察。考察組2月16日開始相繼赴北京、廣東、四川和湖北武漢，目前已經按計劃完成了全部的考察工作。

今天的發佈會邀請到考察組外方組長、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高級顧問布魯斯·艾爾沃德先生和中方組長、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情應對處置工作專家組組長梁萬年先生。他們將和大家共同介紹本次考察的情況，發佈考察報告的主要內容，並就考察活動和報告相關問題來回答媒體提問。發佈會全程採用交傳的方式，可以使用中英文同時提問。

首先請梁萬年先生介紹相關情況。

梁萬年博士：

大家晚上好！下面我簡要地給大家介紹一下中國—世界衛生組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聯合專家考察組的主要目的和主要的發現。

為落實世界衛生組織突發事件委員會的相關臨時建議，經中國和世界衛生組織協商，決定組建中國—世界衛生組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聯合專家考察組。聯合考察組由25位中外專家組成，涵蓋流行病學、病毒學、臨床管理、公共衛生等領域。在華期間聯合考察組與國務院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相關成員單位舉行會談，並赴北京、廣東、四川、湖北武漢實地調研，全方位深入瞭解全國和相關省市的疫情情況、防控措施、醫療救治、社區農村防控、科研攻關等。考察期間，考察組同政府官員、應急團隊、資深科學家、一線臨床和公共衛生人員以及社區居民都進行了充分討論和交流。

這次考察的主要目的包括：一是瞭解這次疫情的流行病學特點，包括它的傳染源、傳播途徑、易感人群、流行特徵；二是瞭解它的臨床表現，尤其是看它的病情輕、中、重度的比例以及疾病的嚴重程度。三是瞭解中國政府及各地應對這種疫情所採取的防控措施及其效果。四是對下一步中國政府乃至國際社會應對此次疫情提出相關建議，同時對國際合作和科學研究的優先領域提出相應的建議。

考察組有五個方面的主要發現，分別是關於病毒的認識、對此次疫情的判斷、疫情傳播特點也就是其傳播動力學，疾病的嚴重程度，以及中國政府的應對策略和措施。詳細的考察報告此後將告訴相關部門，下面我簡要介紹這次的主要發現。

一、關於對新冠病毒的認識。通過對不同地點分離的104株新冠病毒毒株進行全基因測序，結果證實同源性達到99.9%，考察組根據這個結果認為，該結果提示病毒尚未發現明顯的變異。

二、關於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病學特徵。在人口學特徵方面，現在確診病例患者平均年齡51歲，其中近80%的是在30-69歲。在確診病例中近78%的病例來自湖北，這個數字是截至2月20日的。

三、關於新冠病毒的宿主。現在尚未明確，但根據中方提供的相關資料提示蝙蝠可能是它的宿主，穿山甲也可能是這個病毒的中間宿主之一。現在科學家們正在進一步的研究，明確病毒宿主。

四、關於傳播途徑。目前認為新冠肺炎的傳播途徑主要是呼吸道飛沫傳播和接觸傳播，但是也有證據顯示，在部分確診患者的糞便當中檢出了新冠病毒，所以可能存在糞口傳播的途徑。一些案例也提示不排除在一個密封、相對小的空間內存在呼吸道氣溶膠傳播的可能，但糞口傳播和氣溶膠傳播的流行病學意義和價值還有待進一步證實。

這個疾病是有家庭聚集性的。我們考察組到了廣東和四川。資料顯示，這兩個省的病例主要是家庭聚集性病例，是在湖北以外，可比較真實反映家庭聚集性存在的省份。這兩個省78%-85%的確診病例是來源於家庭聚集性。家庭聚集性恰恰表明他們的防控措施是到位的，輸入病例進來以後，通過嚴密的防控，使在家庭內出現的二代病例和聚集，並沒有造成社區的持續傳播。從這個角度來看，聚集性病例多並不意味著是一個壞的事情。

各地對密切接觸者都實行了嚴密的管理，對他們進行了追蹤，並且進行醫學觀察。現在發現大約1%—5%的密切接觸者，經實驗室確診感染了新冠病毒。

關於易感性，由於新冠病毒是一個新的冠狀病毒，各年齡段的人群對其都沒有特別的免疫力，可以推斷人群是普遍易感的。這種病毒的傳播動力學可分成三個方面：一是武漢，早期新冠病毒可能來源於一種動物，從動物傳播到人類後，在人群當中隨著適應性的增強，形成了人間持續傳播，也就是我們常講的社區傳播。但從1月23日後，從武漢的疾病流行發病時間來看，每天的新發病例數是呈下降趨勢。到今天為止，每日新發病例數，包括每日新報告病例數，和高峰時間相比都呈現了下降趨勢。

武漢以外的地區，尤其是湖北以外的省份，早期傳播主要是輸入性傳播，病例主要來源基本上和武漢、和湖北都是有關係的。一些地方出現了局部的社區傳播現象，包括家庭聚集性。還有相當一部分地方只是散發的輸入性病例，並沒有形成社區傳播。所以疫情情況在這些地區和武漢、和武漢周邊的幾個市，是有明顯的不同特點。

我們也注意到在一些特殊場所和一些特殊人群當中發生了新冠肺炎疫情，比如說醫務人員的感染。醫務人員感染的總情況是，全國有3000多名醫務人員感染。但是從感染的來源，哪些是社區獲得性感染，哪些是醫療過程當中引起的院內感染，科學家們正在進一步的研究。感染的3000多名醫務人員，大部分甚至絕大部分是來源於武漢，我們分析認為，可能和武漢在疫情高峰時期，醫務人員對疾病的認識、各種防護設施的保障、開設定點醫院和其他醫療救治設施時相應配套的磨合和完善、醫務人員長期工作疲勞、防護程度不足等等，可能都有關係。

關於疾病的嚴重程度，當前數據和研究提示大多數患者是輕症的，可以康復。輕症、重症和危重患者的比例分別是80%、13%和6%左右，還有一些無症狀感染者。但是無症狀感染者到底是感染後不出現症狀，成為一個健康的帶毒者，還是處在疾病潛伏期，都待進一步明確。無症狀感染者是否能夠傳播疾病、在疾病傳播中的作用也有待進一步研究。

從病死情況來看，全國的病死率大概是3%—4%。全國除武漢外，其他省市的病死率在0.7%左右。從發病到實驗室確診平均間隔時間，最早全國為平均12天，2月初已經下降到3天。武漢已從早期的15天，下降到現在的5天。這說明我們對疾病的發現和診斷效率大幅提高。現有資料表明，輕症患者從發病到康復平均時間是兩週，重症患者需要三到六週。截至2月22日，全國已經有1.8萬餘病例康復。

上面我簡要介紹了主要發現，謝謝。

主持人：謝謝梁萬年先生。接下來有請布魯斯·艾爾沃德（Bruce Aylward）先生作介紹。

Bruce Aylward博士：

非常感謝。晚上好，女士們、先生們！在發言之前，我想首先借此機會代表我個人、代表考察團、代表我的同事們向在疫情中失去親人、朋友和同事的中國人民表示深切慰問。在我們此行過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目睹和體會到，因為疫情失去親朋好友的人們一邊悲痛一邊又鼓足力量前行。

在講具體的工作內容之前，我想表達兩點謝意。首先我要感謝中國政府以及世界衛生組織高層領導，能夠委以我們如此重任，能夠把這樣的重擔委託於我無比睿智的同事梁萬年教授和我。其次，我要感謝在考察過程中我們曾與其交流、溝通，或詢問，有時更像是質問，有時甚至是拷問的，數以百計的各位中國同事，我覺得我們向他們提出大概有上千條問題，和疫情防控工作本身一樣沉重。他們的回答是如此之重要，因為每一次遇到這樣的棘手難題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覺得深陷重重迷霧之中而看不見前路，他們的這些回答讓一切零亂又重新找到了章法，中國人民是如此之有條法、如此之勤勞，他們的回答讓我們把這些錯亂的部分拼湊到了一起，又找到了前路。

我們在中國考察，有時搭乘飛機、有時搭乘火車、有時搭乘汽車，每次一有機會，中方專家總是會30秒之內睡著，然後起來工作，這大概是因為工作太辛苦了，每一個階段的成功都是如此值得慶祝。

女士們、先生們，我們的報告涵蓋諸多發現與結論，長達45頁。但其中有八點是我和梁教授都認為必須要在今天的場合和大家強調。其中四點是與中國所採取的應對措施相關的，是對中國提出的建議，另外四點是對全球提出的建議。

對於中國所採取措施的評論和提出的建議，我想講述關於中國採取的策略、集體的行動、帶來的影響和下一步恢復階段所要做的措施。

首先中國做了什麼？

面對一種未為人知的新型病毒，中國採取了古老的傳染病防治方法，並採取了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恢弘、靈活和積極的防控措施。中國採取的一些傳統措施包括在國家層面上鼓勵大眾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社會層面的體溫監測。很快我們看到這種應對策略在不斷地進行調整。中國從最初採取的比較整齊劃一的方法，慢慢地轉變到基於科學的、以風險為導向的管理方法，更多地考慮每個地方的實際情況和能力，也考慮到病毒傳播的特性，我覺得這種微調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我們也看到了一些不同。首先，古老的方法加以現代化的科技產生了更大的效果和產出。這種協同優勢大概幾年前我們都無法想象到。比如像大型醫院進行臨時床位的調撥，以便使更多新冠肺炎患者得到救治。有很多常規診療項目被轉變到以在線的方式去提供，在此方面中國展現出了極大的優勢。在四川我們見到這一點非常驚豔。當時我們問這樣一個問題，非常偏遠的地區是如何協調工作的呢？當時的同事回答我們，通過5G平臺實時對話，於是我們問，能不能給我們看一下？大概2分鐘之後，實時的5G視頻對話界面就調出來。我們見到在偏遠地區的流行病學調查團隊正在開展工作，在幾千米之外他們可以通過這樣的平臺與四川省內的高級別專家實現互動。所以我們也花了非常多的時間真正地理解中國所採取的策略，因為當我們面臨一種危險的呼吸道傳播疾病的時候，中國有很多超出我們想象、與其他地方不同的策略。

第二，這種策略是如何實現，並轉變帶來切實的效果呢？

我們訪談過程中瞭解到，這是由於中國有巨大的集體意願，不管是社區層面上的工作者，還是上至省長、市長這樣的官員，這真的是一種全政府、全社會策略，你們身在其中並以這樣的方式運行，但這其實並不常見。

這其中一點尤其讓我們印象深刻。我們面臨著全球層面上醫用物資短缺的挑戰，而許多國家也開始儲備這些資源。但我們看到，儘管在中國，每個省都有疫情暴發，都有感染病例，但是各個省依然花很多氣力去想如何為湖北省、武漢市提供醫用物資和醫務工作者援助。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們該讓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瞭解，我們該如何團結一致、互通合作，打贏這場戰疫。

所以我們就沿著這樣的思路，先了解中國採取的策略。

第三，這種策略的開展是否真的帶來了影響，帶來了改觀？

聯合考察組在近距離考察並從多重角度分析後認為，毫無疑問中國所採取的策略改變了這種快速攀升的，並且是潛在致命疾病的曲線。能夠說明這一點的最簡單直接的就是數據。兩週前，我也記不清是2月9號還是10號的時候，我剛到中國時每一天新報告的確診病例大概都是2500多，那一天我記得是2478例。而兩週後，在今天我將離開中國的時候，當聯合考察任務結束的時候，我們知道昨天報告的確診病例為416例，兩週之內實現了80%的下降，這樣的下降是切實的。

我也知道數據在不斷地變化，做統計也面臨挑戰。所以我們通過比較不同來源的信息，來確定這樣的下降是不是真真切切的。而真的去實地學習和考察的時候，就會看到許許多多的事實，再一次不容置疑地向我們確認了這種真切的數據下降。比如在考察過程中我們看到某省的發熱門診就診量曾經由高發時段每工作日4.6萬例，下降到我們考察時的1.3萬。在發熱就要去門診就診的意識加強的同時，我們看到了這樣實際的下降。

還有一個是昨天我和梁教授在武漢考察的時候，注意到武漢的醫生和我們講，我們幾周以來終於看到騰出空床來了，可以有病人進來了。對於說這樣的話我非常謹慎，就是關於騰出空床來了，但是我想他們是一線工作者，他們最瞭解實際情況。昨天我碰到了一位名為曹彬的研究人員，他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負責抗病毒藥物開發的。我問他，在研發抗病毒藥物過程中最大的挑戰是什麼？他跟我講，現在是招募病人，因為病人數目在下降。我之所以在這一點上多花一點時間來講，是因為大家都在關注數字，並想了解真實的情況，我們也是如此。我供職於世界衛生組織，但這次我是和12名來自世界頂尖研究所、公共衛生機構的專家來華考察，他們希望看到有說服力的證據。很快，當我們看到有不同來源的數據指向同一個方向的時候，我們知道這樣的下降是真切的。也是由於中國人民和中國付出瞭如此多的努力和代價，我們避免了並預防了很多病例。

我們研究了武漢的二代續發病例，也研究了中國其他地方的二代續發病例，在此基礎上做了一個評估，正是由於中國採用了全政府、全社會的這一經典傳統、看似又老派的方法，避免了少則萬餘多，多則數十萬病例的出現，這是了不起的成就。

我可以用這樣一張圖說明這一點，這是中國的2019冠狀病毒病流行曲線。首先要感謝中國疾控中心為我們作出這樣漂亮的曲線。大家首先看到的是1月下旬之前，病例急劇上升，幾乎持續到一月第三週結束。一般數學模型和一般情況往往是它會繼續急劇攀升，直到沒有疑似病例、傳播停止為止後，開始下降。而在中國我們看到的情況是，它出現了一個高峰接近於平臺期的狀態，之後就出現了下降。我們知道在流行病學領域，如果出現了這樣的曲線，必然是由於採取干預措施。流行曲線的可能情況和實際情況之間的差距展示了中國所採取的有力措施是如何避免了可能發生的數十萬例感染。

還有其他一些圖。這是全國的暴發情況（圖），這是湖北之外的情況（圖），這是湖北除武漢市其他地方的情況，最上面是武漢的情況（圖）。中間那個比較平緩的線段就表明是採取了非常激進、有力的防控措施才能下降如此，這樣的改變對於中國和世界來說都是極大的貢獻，因為這種病毒在某一些環境下可能會急劇暴發和病例數目出現急劇攀升。

而這樣的成績來之不易，因為這些流行病學的曲線，其背後在每一條線上都是一個了不起的政策決定，都是中國的領導人和領袖們了不起的決定，做決策很難，指導公眾能夠按照這樣的決策去操作也不易，比如交通管制措施、比如居家隔離的措施，諸如此類才實現了這樣的曲線。這也是為何說中國每一個公民都為此做出了貢獻。

講了這些好的方面，我和梁教授和我們團隊對於問題也一貫是坦誠的。每一場疫情，每一場危機中都是我們學習的機會，有時學到的是應該更早預警，有時學到的是應該優化對醫務工作者的保護，有時學到的是應該加強彼此溝通彌補現有的知識空白，有時學到的是應該讓這樣的溝通更坦誠，以及提出建議以在疫情防控的進程中落實以上內容。

第四，中國下一步該怎麼做？

中國在新報告確診病例下降時，已經在考慮要恢復其經濟和社會正常秩序。今天我還在和梁教授討論，這個病毒可能還會存在幾個月。我們應當考慮恢復經濟和社會的正常秩序時、幾個星期或者更長時間之後學校重新開學後，應該注意些什麼。在這場防疫過程中中國掌握了越來越多的相關的知識、工具，提升了能力。我們從考察團的角度來講，也認為現在應該去慢慢地恢復社會和經濟的正常秩序，哪怕我們同時在做著武漢和中國其他地方的防疫工作，可以同時推進。因為恢復也需要時間。核心和關鍵就在於要逐步取消之前的限制措施。

另外就是不斷地去提升能力，在這場防疫過程中中國已經向世界展現出了驚人的能力。在隨著病例數目下降過程中，中國也在增加床位數，買進了更多呼吸機，並同時提升了公共衛生領域的防控能力。我們也認識到，當我們去促進這個流行性曲線向尾部下降的時候，依然會存在這種病毒再次輸入、重新復甦的風險。酒店、飯店復工復產，各個商場也重新開門營業，學校也重新正常開學，依然有捲土重來的這樣的風險。中國正在小心控制著這樣的風險。

因此，我認為此次考察團得出的最重要的建議之一，是我們要讓中國完全從這場疫情中徹底地恢復其元氣，因為世界需要中國的經驗來應對這場疫情。在新冠肺炎的應對方面，中國是世界上掌握最多知識的國家，並且成功地實現了其轉身、遏制和扭轉。任何國家若在貿易或旅行方面採取限制和障礙性的措施，只會影響世界應對新冠肺炎的能力。任何國家對中國採取了超過了《國際衛生條例》推薦建議之外的其他措施都應重新評估，因為中國的風險在下降，而中國能夠為世界帶來的貢獻在增加。

我們在關於中國這四點上說了很多，因為我們此時就在中國，在評估，在看中國所做的工作，在提出建議。

在講世界這四點建議時，我會講得快一些。

首先，需要傳達給全球的訊息是，新冠病毒是一種新型的病毒，能夠造成極大的衛生、經濟和社會影響。

當前，國際上經常會聽說2019冠狀病毒病更像SARS還是流感？但2019冠狀病毒病既不是SARS也不是流感。引起它的是一種全新的病毒，有著自己的特點。

中國沒有隻是採用應對其他疾病的傳統方法，而是開發了針對此次疫情的新方法，並以很多國家認為不會奏效的策略扭轉了疫情的局面。而且在不同的環境中，湖北也好，廣東也好，有散發病例的河南或者其他省份也好，大家都因地制宜地利用這種古老的圍堵策略。在中國我們充分看到了，有什麼就先用什麼，用什麼就快速地去用。

全球應該如何應對？

這也許是最大的挑戰。國際社會明顯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尚未做好準備採用中國的方法，而中國的方法是目前我們唯一知道的、被事實證明成功的方法。在全球為疫情應對做準備的過程中，我曾經像其他人一樣有過偏見，對非藥物干預措施的態度是模稜兩可的。很多人會說，現在沒有藥，沒有任何疫苗，所以我們沒什麼辦法。而中國的方法是，既然沒有藥，也沒有疫苗，那我們有什麼就用什麼，根據需要去調整，去適應，去拯救生命。

考察報告中有更詳細的介紹，在此不再贅述。我想再次強調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嘗試。在防止疫情的國際蔓延方面，中國築起了第一道防線。我在考察過程中一次又一次聽到中國人民的擔憂，中國人民感覺自己有責任去遏制病毒的國際蔓延。他們在一個1500萬人口的城市實行了封城的果斷措施，這項措施也許要持續幾個星期。剛才的流行病學曲線也顯示了這類措施直接帶來了平緩的下降或保持在較低水平。

我們看到，病毒也會在其他國家傳播，所以我們建議其他國家嚴肅考慮類似的做法。並非每個有疫情的城市都要封城，但是需要採用有效做法築起第二道防線，以防疫情向那些公共衛生系統較為薄弱的國家傳播。中國爭取來的幾個星期的時間如此寶貴，大概七個星期之前這種病毒對我們來說還是全新的。幾個星期之內，中國快速開發了診斷試劑，嘗試了諸多抗病毒治療方法，也許再過幾個月就能看到疫苗方面的希望。幾個星期的時間內，可能會帶來很大的改變。

我們向全球提出的最後一點建議是，這一段爭取來的寶貴時間要用好，儘管我們列出了很長的研究清單，但也強調研究項目應該有優先次重，以便快速地掌握知識以進一步阻斷病毒傳播，進一步降低重症率及病死率。我們認為瑞德西韋可能有預期效力。

我們在5個領域共提出22條建議，針對於三類不同的對象，有病例輸入的、有感染病例的國家，對中國，對未受疫情影響國家提出了相應的建議，其中有一些是我作為公共衛生專家30年來第一次提出的建議。報告中有一條建議是寫給公眾的，這是我們之前從未在類似報告裡做過的。我們強調，所有好的做法如果想要奏效，必須要有公眾的集體意願。正因如此，中國有能力通過傳統的公共衛生干預方法，應對一種新型的未知病毒，並且在流行病學曲線反映出非凡的成績。

我們處於一個關鍵而危險的時刻，一種新型病原體有向全球蔓延的風險。我們希望通過考察組這段時間緊密、辛苦、勤勉的工作，向世界敞開一扇門，看看中國所做的非凡成績，這並不是為中國唱讚歌而是描述現實。當面對一種未知病毒，面對危險時刻，一些人可能會陷入絕望，覺得只能一切聽天由命。而中國採取了果敢的做法，意大利也在仿效，我們想向世界表示，像中國這樣去做吧，這樣可以拯救生命。

最後我想向武漢人民講幾句。25年前，我曾經到過武漢，當時是做一個病毒消除的能力評估。那時的武漢要比現在小很多，但依然車水馬龍、熙熙攘攘、活力蓬勃。我記得當時共事的中國同事鬥志昂揚。兩天前，梁教授和我到達武漢時，城市變得不一樣了，充滿著高樓大廈，火車站是現代化的城際交通樞紐，然而一切卻陷入沉寂。那些高樓大廈裡面的燈光，是1500萬的武漢人民，他們幾個星期靜靜地待在家裡。而當我們與武漢同事溝通時，他們說這是我們的責任，是我們身上肩負的一份天然的責任，要保護全世界。

我們要認識到武漢人民所做出的貢獻，世界虧欠你們！我想當這場疫情過去的時候，希望有機會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謝武漢人民。我知道在疫情過程中，中國人民奉獻了很多，也經歷了很多，武漢人民是砥礪前行的。我也非常珍視這次與梁教授共事的機會，可能很久之後才能再回到中國。我覺得此刻，世界應該瞭解中國所做的事情，當每一天每個國家在猶豫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的時候，病毒的蔓延是不會停止的，病例數就可能會擴大。我們需要快速行動起來。謝謝！

記者提問：

布魯斯·艾爾沃德先生講到中國採取的眾多的積極的防疫措施，這是我們能夠認識到的。同時我們想了解這個病毒最初在武漢是怎麼樣滋生起來的，到底什麼地方出現了偏頗和失誤呢？它最初又是怎樣在武漢快速的蔓延開？在這一場疫情應對的過程中有哪些方面的教訓是我們需要吸取的。你與當地醫務工作者有過對話，我想問像公眾的審查機制，又會在應對疫情過程中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Bruce Aylward博士：

首先，我們考察團的目的是找到有效措施，並非迴避問題，而是因為我們正處於全球性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我們需要了解什麼措施在中國有效，以便應用於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您所言，我們同樣需要從無效的措施中汲取教訓。我之前提及，我們遇到的情況並非僅發生在湖北，同樣在其他地區存在。對警示信號快速採取行動的反應上存在一些延遲。這是在任何疫情暴發或新發傳染病應對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因為人們無法想象該地會發生這樣的疫情。

對於是否有如您提到的其他疾病在起作用，坦白來說我不清楚，我們的關注尚不在此。其他方面因素同樣重要。這種疫情的應對，我想任何人都無法想象到底需要多少床位，需要持續多久。目前湖北有數萬病人在醫院病床上，處於恢復階段。如果有什麼需要學習的經驗教訓，即是反應速度，需要快速的行動，速度就是一切。而我最擔憂的是他國是否汲取了需要快速應對的教訓。目前，多個國家疫情暴發呈指數增長。如大家所見，疫情席捲多地，可以在一個地區呈指數增長，這是極具毀滅性的。

我不明白的是中國用如此酸楚的甚至可怕的方式吸取教訓，從而在其他30省出色的控制疫情，為何在疫情襲擊其他國家時，仍如同炸彈，一點即爆。所以我花了大量的時間解釋我都做了什麼。速度這個教訓非常重要。以及採取激進的措施，這些措施，如病例發現、接觸者追蹤，除了西非、剛果的埃博拉疫情，我們已很少用到。都是運用現代化手段進行傳統的調查，進行嘗試，這都是中國所做的嘗試。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是，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我們要找到問題的關鍵所在，進行必要的改革，保障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運行。同時我們注意到在所有的疫情爆發過程中所造成的人力損失難以預料。我們都需要審視現有體系，坦率的說，沒有任何一個體系能做到及時響應。

梁萬年博士：

我們這次主要目的是來看哪些策略和措施是有效的。中方和外方專家也都曾一起討論，我們對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尤其是武漢情況，如果回頭來看，我們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可能是最好的。總體感覺就是，如果利用我們對已知病毒，特別是冠狀病毒和流感病毒的知識，來阻止新冠肺炎疫情的話，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剛才布魯斯先生在前面講評估和建議時，也特別把這點寫上去了。我們利用已有知識，比如對SARS、對流感的認知，來對待這個新的疾病、新的病毒，是不行的。現在看來這個病毒不簡單，是很狡猾的。我們無法使用現有知識來應對，需要邊阻止疫情、邊總結經驗、邊改變措施和策略。這可以說是我們的經驗。我們早期對疾病的認識不夠到位，這也是我們的侷限。我就補充這一點。

記者提問：

通過對中國四個地方的考察，對下一步疫情防控您有什麼建議？當前的防控措施還存在哪些挑戰？

Bruce Aylward博士：

首先最重要的一點是，雖然新增病例數量下降，但切不可沾沾自喜，未獲全勝，不能輕言勝利。中國與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人群仍普遍易感，因為這是一種新型病毒，人群對其尚無免疫力。雖然病例數量在下降，但仍有大量的脆弱人群，況且病例數的下降是通過大量努力實現的。它有反彈的風險，當出現反彈的時候又需要快速的進行應對。在防疫過程中，當取得初步成功後，最大的風險就是沾沾自喜，自鳴得意，接下來需要繼續在擴容醫院床位，購置呼吸機，疫苗等方面的持續投入，如梁博士所言，這是一種狡猾又危險的病毒。輕言勝利往往是最危險的，中國在這方面做的很好，儘管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功，但中國明白接下來仍然任重道遠。

梁萬年博士：

我非常贊成布魯斯先生的建議。剛才這位記者也問了一下對成效的評價。剛才布魯斯先生在他的評價當中有一句話，是我們專家組在一起討論而得出的，不知道大家記住沒有，用一句話來總結，中國所採取的非藥物性干預措施，改變了這個疾病的傳播進程。他反覆用剛才所使用的圖來說明這點。這個疾病暫時沒有特效藥物，沒有有效的疫苗，但是中國政府、中國人民採取了非藥物性干預措施，也就是社會措施：隔離、醫學觀察、減少接觸、自身防護。採取這些措施後，疾病的流行過程，也就是他講的流行曲線改變了。我想這是中國應對此次疫情的最大成績之一。我們報告中，對其他各國的建議，也特別強調推薦這種方法。在沒有藥物和疫苗之前，這個措施應儘早採用，越快越好。

第二，對此次中國防控策略，給我們印象最深刻的是，既要統一領導，但又要實施基於科學、基於各地實際分析評估、有針對性的策略措施，並且不斷調整和優化。

以上這兩點給我們考察組印象非常深刻。

記者提問：

關於武漢的情況，什麼時候武漢可以出現拐點，什麼時候武漢的社會經濟生活可以恢復正常？

Bruce Aylward博士：

關於武漢何時出現這樣的拐點，在剛才這張圖上我們已經看到了這樣的拐點，我記得大概十天前這裡的確診病例數目就在下降。目前，我們已經看到治癒出院病例數已經大大超過了確診入院病例數，這是可喜的改觀，但何時為零，就非常微妙了，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非常狡猾的病毒。我們瞭解到現在依然還有成千上萬患者在武漢的定點醫院或方艙醫院接受治療及康復。從流行病學曲線來看，我們常常看到患者數量下降後，隨後的下降會越來越快，這也符合傳染病發展的相關理論。當然，我們此時依然需要保持謹慎，面對一個未知的病毒，我們沒有先例可循。我不可能手拿水晶球，預測未來。但是參照以往疫情暴發的情況進行判斷，可能幾個星期之後，當新的確診病例數下降到兩位數時，我們就能知道局面已經得到了控制。

梁教授剛才也講到了這一點，現在新的確診病例中，與武漢暴露史或居留、旅行史有關的病例數正在下降，可見來自於武漢的風險已經大幅下降。

梁萬年博士：

我贊同布魯斯先生的評價，我們也曾一起反覆討論。總的判斷是，武漢現在仍然是中國新冠疫情的中心地區。目前的形勢依然是嚴峻複雜的。但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現在是疫情防控能不能取得勝利的一個最關鍵時期。武漢每日新增病例數在下降，每日報告病例數在下降，重症病人、危重症病人所佔確診病人比重在下降，確診病人病死率在下降，這些都是好消息，但是我們必須要認識到，現在每天的確診病例數還有400左右，疑似病例數還有四五百，每天還有新發病人出現。這就意味著疫情還沒有被我們完全遏制。但是我們有一個基本判斷，武漢在早期是一個暴發流行階段，這種病例快速增加的勢頭已經得到了有效遏制。

所以我們特別建議對武漢還是要全力強化防控措施，對外要強化防止輸出，對內要抓兩個關鍵點：一方面圍繞傳染源的發現、管理，也就是對患者、患者的密切接觸者、疑似患者儘快診斷出來，把密切接觸者都找出來，進行管理和治療，這是防止新發病人的根本辦法；另一方面對已經住院的病人要強化治療，一是對大量輕症病人要採取有效的方法防止輕症轉重，比如中醫藥的使用、綜合療法，二是對重症病人千方百計實行“四集中”，讓他減少病死。這幾點是最為關鍵的。

記者提問：

對中國的質疑怎麼看？為什麼世界衛生組織的聯合專家考察組過了那麼長時間才到達中國開展相關的工作？

Bruce Aylward博士：

世衛組織相關部門從疫情暴發之初就一直在中國，每天都與中國政府共同工作。而且從2020年1月21日起，世衛組織的團隊就到達了武漢，可見我們從一開始就在，而且從未離開。而我們這個聯合考察組的特別之處在於，成員由許多外部專家組成。我是在兩週前收到邀請加入這個聯合考察組的，而且組建這樣一個團隊確實需要一些時間。我們也都是緊趕慢趕，不停地在工作。我們現在來正恰逢其時，因為我們不可能一切從頭開始，現在一些工作已經開展，正好可以對其效果進行評估。我們的駐華代表處也一直與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就此疫情在多個領域開展密切合作。

說到數據的問題，我記不清以前自己是否回答過類似問題，但我也確實經常聽到對每天病例數字變化提出的質疑。每當出現突發事件，尤其是當我們面對一種全新疾病時，我們都在努力搞清對病例的定義和其特點，希望能夠儘快為患者提供治療。這都需要時間，所以在數字上有些變化並不少見。每天的數據並不是主要問題，我最關注的是疫情的發展趨勢。如果回顧一下中國的情況，我們會發現，雖然不同渠道的信息各不相同，但疫情趨勢顯而易見，符合邏輯。所以我就不對新聞裡播出的數據進行評價了。疫情總的趨勢是非常清晰的。病例數的上下浮動不足為奇，在我的職業生涯當中也遇到過許多類似需要解釋數據的問題。

記者提問：

為什麼說這次疫情是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梁萬年博士：

關於新冠肺炎疫情為什麼防控難度是最大，我感覺是以下幾個原因，首先從病原學來看，它和SARS不同，目前瞭解，它的傳播力高於SARS，它有一個指標“基本繁殖率”，也就是自然狀態下這個疾病可以傳幾個人。這次我們考察團借鑑了前段時間有些學者的研究，做了綜合分析，大概判斷是2.0-2.5之間，這是它的傳播力，也是比較快。尤其是在一個封閉狀態下，它可能更高。第二個，從毒力上看，還有很多東西並不是很清楚。這個病毒的來源、致病力很多方面都不清晰。從這種疾病來看，它有很大的隱匿性，這是我們這次感受最深的一點。SARS一個很典型的症狀就是發燒，幾乎所有SARS病人都發燒而且是高燒，用測溫計就可以識別出來，識別出來以後可以追蹤密切接觸者進行管理，意味著傳染源能夠很快得到控制。但這個病，從疾病的全貌來看，有無症狀感染者、有輕症患者、有普通型肺炎、有重症肺炎，包括危重症肺炎。而無症狀感染者、輕症患者、普通肺炎的比例，從現在資料來看佔比比較大。如果沒有及時就醫，不論是患者，還是醫務工作者，都很難發現，發現不了就難以控制，密切接觸者也無法發現和管理。這種隱匿性是新冠肺炎和SARS非常不同的特點。

再一個從臨床學來看，早期感染的大部分病人可能只有輕微呼吸道症狀，一部分病人有發燒、有咳嗽，有一些輕微呼吸道症狀，進展很緩慢，但是往往很多病人，一週以後可能突然出現病情變化，體徵和症狀並不成比例。這個病對老年人，對一些存在基礎疾病的患者，從現有資料來看，似乎它的毒力、致病力比較強，表明了它獨特的臨床特點。

第三，到現在為止，從對易感人群的保護來看，還沒有有效的疫苗。所以從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三方面來看，對比新中國成立以來歷次新發傳染病和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確實是防控難度最大的一種傳染性疾病或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記者提問：

請問布魯斯·艾爾沃德先生，我能夠理解你講到的一條核心訊息就是中國全政府、全社會的方法是值得其他國家遏制病毒蔓延過程中採用和借鑑的，但是比如封城這樣的做法在很多國家是不切實際的，意大利採取了仿效的做法，對某個城市進行了類似的限制措施。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堅定有力的措施是您推薦的嗎？

Bruce Aylward博士：

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因為存在這樣的偏見，即認為武漢方式、湖北方式就是中國方式，但事實並非如此。武漢方式、湖北方式是中國方式中的一種特殊方式，適用於出現社區傳播的地區。我們在其他一些地方見到的實際都是家庭聚集性病例，並沒有產生二代傳播，所以說這些地區的做法過時並不公平，事實上這些做法相當現代，目的是為了迅速地找到每一個感染者，窮盡式地追蹤到密切接觸者並進行隔離，也許他們還沒有症狀就已經被感染了。認真推廣最基本的衛生措施，包括不斷地向公眾強調勤洗手的重要性。像我們做衛生的都知道，30%的呼吸道傳染性疾病是通過手接觸傳播的。然後在此基礎上取消公眾聚集的活動，關閉學校，暫停返工復工這些再慢慢進展到比較嚴厲的強有力的措施。

在最初我們考察團接觸過程中，我與梁博士也有溝通，我經常說這是中國方式，他會告訴我，不是的，這不是中國的方式，中國的方式是因地制宜的方式，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式。當然在我們傳承公共衛生這些最經典做法的時候我們要用現代化的技術方法，因為病毒和疾病的演變本身是快的，我們要快速地去應對。我想強調的是我們並不需要在不必要時採用封城的方式，也並不需要等到當一種疾病到了大暴發的情況下再遲緩地考慮其緩解的情況。有一條中間道路可以去走的，那就是像這些經典的方式以現代化的技術性的方法去加速其應對，這樣一條中間道路的效果，讓我很驚訝，我的這些同仁也很驚訝，當然這需要全社會有這樣的凝聚力，願意做出這樣的承諾，需要政府堅定有力的領導力去彙集相關的資源，這樣有清晰的領導力，明確的方向，我認為在這樣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情況下是可以凝聚起民眾的力量的，所以我想強調的是這種傳統的經典的方法是奏效的，在中國是奏效的，讓我們同樣效仿。

所以我也想借此機會向梁博士深深地致歉，因為最初我也不斷地說這就是中國的方式，但是他不厭其煩地非常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地跟我解釋：不，這只是廣東方式，這只是北京方式，有眾多的工具而最基本的經典的東西是不變的。感謝你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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