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是建安年間（196～220）七位文學家的合稱，包括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
“七子”之稱，始於曹丕所著《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期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這七人大體上代表了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優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說，得到後世的普遍承認。七子中除了孔融與曹操政見不合外，其餘六家雖然各自經歷不同，但都親身受過漢末離亂之苦，後來投奔曹操，地位發生了變化，才有了安定、富貴的生活。他們多視曹操為知己，想依賴他幹一番事業。故爾他們的詩與曹氏父子有許多共同之處。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鄴中，又號“鄴中七子”。
“七子”中，各人又都有並稱。曹植與王粲、劉楨並稱“曹王”、“曹劉”。南朝肖綱《與湘東王書》：“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鍾嶸《詩品》：“昔曹劉殆文章之聖。”王榮與劉楨並稱“王劉”。胡應麒《詩藪·內篇》：“王劉以降，敷衍成篇。”
一、人物簡介
孔融（153～208）
孔融其實家學淵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孫，魯國曲阜人，後來為曹操所用。他年少時曾讓大梨給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這也就是『孔融讓梨』的故事了。靈帝時，闢司徒楊賜府。中平初（185）,舉高第，為侍御史，與中丞不合，託病辭歸。后辟司空府為僚屬，拜中軍候，遷虎賁中郎將。獻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轉為議郎,出至黃巾軍最盛的青州北海郡為相。興平二年（195），劉備表薦他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紹之子袁譚攻青州，孔融隻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遷獻帝都許昌，徵孔融為將作大將，遷少府。在許昌,不滿曹操雄詐,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後復拜太中大夫，退居閒職，好士待客，座上客滿，獎掖推薦，聲望甚高。終為曹操所忌，枉狀構罪，下獄棄市。孔融為建安子子之首，文才甚豐。現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詩。散文如《薦禰衡表》、《與曹公論盛孝章書》辭藻華麗，駢儷氣息較多；《與曹操論禁酒書》則有詼諧意味。其《雜詩》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寫喪子之痛，哀婉動人。
代表作：臨終詩
——沉痛而惋惜的宣告
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
河潰蟻孔端，山壞由猿穴。
涓涓江漢流，天窗通冥室。
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
靡辭無忠誠，華繁竟不實。
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為一。
三人成市虎，浸漬解膠漆。
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
這首詩為孔融被曹操處死之前，自知難逃一死，所以寫下的，用以總結自己的一生。詩筆沉惋，痛自己的不慎小節、言多語失，惜讒邪害正、浮雲避日。結句“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透露出深入骨髓的悲涼。整詩敘喻錯綜，運典靈活巧妙，非常有特色。
陳琳（？～217）
字孔璋，廣陵（今江蘇江都）人，為建安七子之一，生年無確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較年長，約與孔融相當。漢靈帝末年，任大將軍何進主簿。何進為誅宦官而召四方邊將入京城洛陽，陳琳曾諫阻，但何進不納，終於事敗被殺。董卓肆惡洛陽，陳琳避難至冀州，入袁紹幕。袁紹使之典文章，軍中文書，多出其手。最著名的是《為袁紹檄豫州文》，文中歷數曹操的罪狀，詆斥及其父祖，極富煽動力，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戰,袁紹大敗,陳琳為曹軍俘獲。曹操愛其才而不咎，署為司空軍師祭酒，使與阮瑀同管記室。後又徙為丞相門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與劉楨、應瑒、徐幹等同染疫疾而亡。擅長章奏書記。《飲馬長城窟》為他的詩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築長城故事，揭露當時繁重的徭役給民間帶來的苦難，尤為深刻。
代表作：飲馬長城窟
——壯有骨鯁的時代之聲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
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
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
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
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
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
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
善侍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
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
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
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
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
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
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本詩為樂府古題，屬相和歌辭之瑟調曲。詩人用語簡潔生動，詩中既有廣闊的圖景，即秦始皇驅使百姓修築長城之史實，更有具體細膩的描繪，即役夫不能忍受的非人的苦役和與妻子的書信交流，兩者相互引發，藝術的反映了這繁重徭役給無數家庭帶來的悲苦，顯示了作者駕御題材的能力。
王粲（177～217）
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幼時往見左中郎將蔡邕，蔡邕見而奇之，倒屣以相迎。王粲強記默識，善算術行文；一次與友人共行，讀道邊石碑，觀一遍而背誦之，不失一字。又曾觀人下圍棋，其局亂，王粲復為重置，不誤一道。後到荊州依附劉表，劉表以其為上賓。劉表死後，王粲勸劉表次子劉琮，令歸降於曹操。曹操至荊州，王粲賜爵關內侯。魏國始建宗廟，王粲與和洽、衛覬、杜襲同拜侍中，共議尊曹操為「魏王」；後因中書令荀攸諫止不行而後憂死，其議遂罷。 在七子中屬他的成就最高。他的《七哀詩》和《登樓賦》最能代表建安文學的精神。《七哀詩》之一（《西京亂無象》）寫他由長安避亂荊州時途中所見飢婦棄子場面，深刻揭示漢末軍閥混戰造成的慘象及人民深重災難，使人怵目驚心。《登樓賦》是荊州時登麥城城頭所作，主要抒發思鄉之情和懷才不遇的愁恨，富於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賦的名篇。
代表作：登樓賦
——以愀愴之詞，髮質羸之聲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 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邱。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遭紛濁而遷逝兮，漫逾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 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 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嘆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 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
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 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 以求群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慘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登高遠望，劉邦看見大風起兮雲飛揚，少年王勃看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他們的感懷是上升的人生之路上的意氣風發；而王粲，面對著萬里秋陽一帶江水感嘆：如此的美卻不是我的故土，不知故土是否滄海桑田？我怎能忍留！
去國離鄉，詩人心情是頗為難堪的，境遇的不如意，使作品悲涼而蒼愴。“華實蔽野，黍稷盈疇”的豐收景象，卻讓詩人產生了“雖信美而非吾土”的感嘆，盡而“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這種濃濃的鄉思之句，令人讀來為之同聲嘆息。
徐幹（171～217）
字偉長，北海（今山東濰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少年勤學，潛心典籍。漢靈帝末,世族子弟結黨權門，競相追逐榮名，徐幹閉門自守，窮處陋巷，不隨流俗。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軍師祭酒掾屬，又轉五官將文學。數年後，因病辭職，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後又授以上艾長,也因病不就。建安二十二年（217）二月，瘟疫流行，亦染疾而亡。主要著作是《中論》，曹丕稱讚此書“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與吳質書》）其情詩《室思》也寫的一往情深。
代表作：室思詩六章
——以草木之微見鍾洪之氣
其一
沉陰結愁憂，愁憂為誰興。
念與君生別，各在天一方。
良會未有期，中心摧且傷。
不聊憂餐食，慊慊常飢空。
端坐而無為，彷彿君容光。
其二
峨峨高山首，悠悠萬里道。
君去日已遠，鬱結令人老。
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
時不可再得，何為自愁惱。
每誦昔鴻恩，賤軀焉足保。
其三
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辭。
飄颻不可寄，徙倚徒相思。
人離皆復會，君獨無返期。
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
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其四
慘慘時節盡，蘭葉凋復零。
喟然長嘆息，君期慰我情。
展轉不能寐，長夜何綿綿。
躡履起出戶，仰觀三星連。
自恨志不遂，泣涕如湧泉。
其五
思君見巾櫛，以益我勞勤。
安得鴻鸞羽，覯此心中人。
誠心亮不遂，搔首立悁悁。
何言一不見，復會無因緣。
故如比目魚，今隔如參辰。
其六
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
別來歷年歲，舊恩何可期。
重新而忘故，君子所尤譏。
寄身雖在遠，豈忘君須臾。
既厚不為薄，想君時見思。
徐幹詩歌隨著時間的流逝，多已散佚，現僅存十首。儘管如此，《室思》六首也以其細密綿麗的風姿，代表了徐幹詩歌的水平。這六首都是寫妻子對丈夫的思念，各章之間並沒有連貫的故事，各述其事，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通過主人公日常的見聞瑣事來行文，並進行文學性的發揮，表達情意，表達思念，“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室思》六章重點在第三和第六首，以這兩首文采最為精妙，也是全詩的核心，細節的刻畫猶為精彩，將思念表達的細緻入微，也體現了建安詩歌的水平之高。
阮瑀 （？～212）
字符瑜，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書記很出色，名作有《為曹公作書與孫權》。詩有《駕出北郭門行》，描寫孤兒受後母虐待的苦難遭遇，比較生動形象。年輕時曾受學於蔡邕，蔡邕稱他為“奇才”。所作章表書記很出色，當時軍國書檄文字，多為阮瑀與陳琳所擬。後徙為丞相倉曹掾屬。詩歌語言樸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會問題。詩有《駕出北郭門行》，描寫孤兒受後母虐待的苦難遭遇。阮瑀的音樂修養頗高，他的兒子阮籍，孫子阮咸皆當時名人，位列“竹林七賢”，妙於音律。明人輯有《阮元瑜集》。
代表作：駕出北郭門行
——只將悲世賦於詩
駕出北郭門，馬樊不肯馳。
下車步踟躕，仰折枯楊枝。
顧聞丘林中，噭噭有悲啼。
借問啼者出，何為乃如斯。
親母舍我歿，後母憎孤兒。
飢寒無衣食，舉動鞭捶施。
骨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
藏我空室中，父還不能知。
上冢察故處，存亡永別離。
親母何可見，淚下聲正嘶。
棄我於此間，窮厄豈有貲。
傳告後代人，以此為明規。
阮瑀一生從未停止過寫詩作賦，他通過詩賦，不停的表達自己對理想的追求。阮瑀詩存世十餘首，代表作即這一首《駕出北郭門行》。詩篇以對話的方式寫成，語言質樸易懂，感情真摯深厚，格調蒼勁悲涼，十分接近樂府民歌的風格。詩歌的內容是描寫一個孤兒受後母虐待的情景，從側面反映了漢末世風日下的社會現實。詩人面對這一幕幕社會悲劇，心中悲痛，卻無能為力，只好將所見所思付諸筆端，長歌當哭：“傳告後代人，以此為明規”。
應瑒 （？～217）
字德璉，汝南（今河南汝南縣東南）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長作賦，代表性詩作《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初被魏王曹操任命為丞相掾屬，後轉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將時，瑒為將軍府文學（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賦數十篇。詩歌亦見長。
代表作：別詩二首
——人生浩如水，奔流即別離
其一
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
行役懷舊土，悲思不能言。
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
其二
浩浩長河水，九折東北流。
晨夜赴滄海，海流亦何抽。
遠適萬里道，歸來未有由。
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
此詩的背景是一場突於其來的瘟疫，在這一場瘟疫中，徐幹、王粲等相繼染病過世，其餘七子中如應瑒、劉楨、陳琳也相繼病倒，這樣的悲傷使詩人內心產生了無比的傷痛，他或許知道，自己也將不久於人世，於是在病榻上回首往事，感慨萬千，白雲流水都勾起了他對家鄉的思念，於是寫下了《別詩》二首。這兩首詩中，沒有過多的修飾、比興或典故的應用，只是白描手法，表達自己人生將暮而不能迴歸故里的惆悵心情，以最真摯的情感抒發，打動了古往今來無數的讀者，“淺淺數語，自然入情”。詩成不久，詩人就因病離世。
劉楨 （？～217）
字公幹，東平（今山東東平縣）人，建安七子之一。以文學見貴。建安中，劉楨被曹操召為丞相掾屬。與曹丕兄弟頗相親愛。後因在曹丕席上平視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勞役，後又免罪署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 （217），與陳琳、徐瑀、應瑒等同染疾疫而亡。他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詩歌、特別是五言詩創作方面。今存詩十五首，《贈從弟》三首為代表作，言簡意明，平易通俗，長於比與。
代表作：贈從弟
——青青陵上析，磊磊澗中石
泛泛東流水，磷磷水中石。
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
採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
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
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
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
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
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
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
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詩人以蘋藻之潔、松柏之節和鳳凰之不同流俗來勉勵其從弟，其實也正是以之而自況，表明了他的本性，也正是劉楨詩文氣勢挺勁的原因。劉楨的詩，源出古詩，有《古詩十九首》的痕跡，不由作意，氣自高格。
二、文學成就
詩歌
七子”以寫五言詩為主。五言詩是直到東漢後期才興盛起來的新詩體，桓、靈之世”古詩”的出現，標誌著五言詩已經初步成熟。而“七子”的優秀五言之作,寫得情采飛揚,變化多致，使五言詩在藝術上更臻於精美。如徐幹的《室思》就比同一題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寫得細膩深厚。而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駕出北郭門行》等都作於漢末戰亂髮生之前，其寫作時間不一定比”古詩”晚，它們在五言詩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視。
辭賦
“七子”寫了大量的小賦，他們在張衡、蔡邕等已經取得的成就基礎上，為小賦的進一步繁榮作出了貢獻。“七子”的小賦有三點值得注意：
①取材範圍更加擴大，題材的普通化、日常化進一步沖淡了過去大賦的貴族性質；
②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更趨加強，直接描寫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
③抒情色彩愈益濃厚。對於“七子”的賦，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曾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中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還特別認為王粲、徐幹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賦首”，說他們可與宋玉、司馬相如、左思、潘岳等並列。
散文
孔融的章表，陳琳、阮籍的書記，徐幹、王粲的論說文，在當時都能獨樹一幟。它們的共同優點就是曹丕所說的“文以氣為主”（《典論·論文》），貫注了作者獨特的氣質。“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薦禰衡疏》、《與曹公論盛孝章書》，陳琳《移豫州檄》、《為曹洪與魏太子書》,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王粲《務本論》、《荊州文學記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駢化的趨向，尤以孔融、陳琳比較顯著。他們的一些作品對偶整飭，又多用典故，成為從漢末到西晉散文駢化過程中的一個不能忽略的環節。
作品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獨存徐幹的政治倫理專論《中論》。明代張溥輯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陳記室集》、《阮元瑜集》、《劉公□集》、《應德璉休璉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楊逢辰輯有《建安七子集》。
三、歷史評價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他們在漢末的社會大戰亂中，儘管社會地位和生活經歷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脫顛沛困頓的命運。後期他們都先後依附於曹操，孔融任過少府、王粲任過侍中這樣的高級官職，其餘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過，孔融後來與曹操發生衝突，被殺。由於七人歸附曹操時間先後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後期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幹、阮籍在建安初,陳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劉楨、應煬在建安十三年後。與他們的生活道路相對應，“七子”的創作大體上也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會動亂的現實，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詩》、《登樓賦》,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籍《駕出北郭門行》、劉楨《贈從弟》等，都具有現實意義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調過於低沉感傷，如阮籍《七哀詩》、劉楨《失題》”天地無期竟”等。後期作品則大多反映他們對曹氏政權的擁護和自己建立功業的抱負，內容多為遊宴、贈答等；但有些對曹氏父子的頌揚，帶有清客陪臣口吻,顯露出庸俗的態度。然而,無論前、後期，“七子”的創作都是積極、健康的內容佔著主導地位。
“七子”的創作各有個性，各有獨特的風貌。孔融長於奏議散文，作品體氣高妙。王粲詩、賦、散文，號稱“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強。劉楨擅長詩歌，所作氣勢高峻，格調蒼涼。陳琳、阮籍，以章表書記聞名當時，在詩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風格的差異在於陳琳比較剛勁有力，阮籍比較自然暢達。徐幹詩、賦皆能，文筆細膩、體氣舒緩。應煬亦能詩、賦，其作品和諧而多文采。“七子”的創作風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這也就是建安文學的時代風格。這種時代風格的具體內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所說的：”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七子”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們與”三曹”一起，構成建安作家的主力軍。他們對於詩、賦、散文的發展，都曾作出過貢獻。
四、建安文學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佔據鄴城後，在中國北部創造了一個以鄴城為中心的相對穩定的政治局面。曹操倡導“尚刑名”，“尚通脫”，又善屬文，愛文士。許多文士在飽經戰亂之苦後，如百川赴海，相繼奔往鄴城，歸附到曹氏周圍。在這裡形成了以“三曹”為領袖，以“七子”為代表的，龐大的鄴下文人集團。他們戰時大多隨軍，歸來習文作詩，探討文學，歌功頌德，抒發情懷，寫征戰之苦，述社會之亂，相互批評、磋商，共同提高寫作水平，發展並繁榮了建安文學，給後人留下了“建安風骨”這一寶貴的精神財富。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建安”是東漢末年獻帝劉協的一個年號，東漢末，董卓亂後，軍閥割據，戰事頻仍。長安、洛陽皆廢毀。獻帝從長安到洛陽，又被曹操迎接到許昌。這一年（即196年）改興平為建安元年。
220年，曹操死，獻帝禪位於曹丕。建安文學，通常指從漢末到魏初這個時期的文學，但並非僅限於這25年。
建安時期，是我國文學史上光輝燦爛的時期，“俊才雲蒸，作家輩出”，各種文體得到發展，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黃金時代。東漢王朝處在大分裂、大動盪、軍閥混戰中，在文學上卻放射出絢麗的異彩。這是與當時社會各方面的因素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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