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8 導演篇|奉俊昊與《殺人回憶》:一個社會系導演的思考

最近韓國導演奉俊昊新作《寄生蟲》在戛納電影節獲得金棕櫚大獎。

《寄生蟲》是一部商業片,也就是說按類型套路拍攝、強調盈利的電影類型,這與世界三大電影節之一的戛納電影節的審美和地位似乎不在一個“頻道”上。但是奉俊昊很好協調了電影商業和藝術,既獲得商業的回報,也得到了藝術的肯定。

導演篇|奉俊昊與《殺人回憶》:一個社會系導演的思考

那麼本文從奉俊昊成名作《殺人回憶》出發,來探討一下奉俊昊的電影風格。




首先主題上講,奉俊昊拍電影有點類似馬丁·斯科塞斯,常常用社會學的視角去拍攝,因為這跟奉俊昊曾就讀延世大學社會學系有關、

所以關注現實是奉俊昊作品的一貫基調,比如說《漢江怪物》的美國對韓國本土的侵蝕,《雪國列車》的階層對立,還有新作《寄生蟲》對貧富差距的關注——不患寡而患不均,貧富差距是全人類都在關注的問題。

可以說他電影的故事和畫面並沒有多餘的成分,均可成為一種符號加以解讀。而且他的作品符號不是堆砌,而是與敘事相結合,同時也能跟相應的社會現實相聯繫,因此飽滿而自然,這就達成電影語言的基本需要和導演個人訴求的協調和融合。

之前我們文章提到雙男主的配置需要相互映照,共同為一個主題服務。那麼《殺人回憶》的雙男主互為鏡像,鄉村警察樸鬥滿感性,推崇經驗,提出“用腳破案”理念,甚至鬧出求神破案的荒唐戲碼。與之相對的漢城警察蘇泰允理性,相信推理,在演算中排除嫌疑人。

但他們同樣尊重生命,渴望抓到兇手,所以他們本質都是一樣——都是有缺陷的人,但都有一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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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雙男主配置並不是機械式對應,而將他們結合起來,在敘事中引導她們轉變。結尾中,一向理性的蘇泰允最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想槍殺嫌疑人,但是曾經非常感性的樸鬥滿制止住了他,因為樸鬥滿知道這槍打下去,蘇泰允的人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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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角色的理性和感性擔當反了過來,兩人在糾纏中子彈還是沒打中嫌疑人,帶著手銬的嫌疑人跑進隧道深處,再無身影。這暗喻著有著感性和理性兩面的人,無論使用什麼方法,都無法找到真相。

此時兩人達成了統一,這比《秘密特工》《字典》這些電影在處理雙男主的方式上更上一層樓。片中兩位主角的無力感和責任感,映射了人性的光輝和多樣性。

奉俊昊的《殺人回憶》符合商業片一般模式——人物遇到困難,然後解決困難。每種困難都對應韓國社會的現實。

示威的基督教眾,雖是草草一筆,但我們要知道韓國是東亞基督教化最高的國家,30%的國民都是基督教徒。當抓住一個無辜的基督教徒後,警察揹負的社會壓力可見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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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別說不負責的國民——犯罪現場全是過來看熱鬧的村民,一輛經過的拖拉機輕易地破壞了尚未保存好的證據。警察辦案能力和國民素質在那個時代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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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俊昊通過一部電影勾勒了80年代韓國社會眾生相,一場沒有破解的案件是由眾多因素造成。在這裡,奉俊昊沒有把重點放在案件兇手的揭秘,而是以這個案件為一個切入點,去表現那個

混亂而又愚昧的時代




這種主題也就影響了奉俊昊對人物的塑造和電影語言的使用。

傳統偵探片中,主人公偵破案件,被塑造成一個有勇有謀的形象,這屬於個人神話。

但是奉俊昊卻聚焦在群像,所以他的電影畫面更熱衷場面調度,表現群戲。

首先在於對縱深鏡頭的使用。在這段警察帶犯人確認犯罪現場的段落裡,鏡頭前景是糾纏的警察、犯人和記者,後景是圍觀群眾。前後對比,諷刺了警察辦案的粗暴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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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縱深鏡頭空間上的使用,同時在時間上,縱深鏡頭的變化也反映了敘事的進展。

一開始,蘇泰允是外來者,不恥鄉村警察粗暴的辦案方式,所以在鏡頭裡他一開始處在後景,處在一個容易被忽視的位置。但隨著蘇泰允一步步分析犯罪嫌疑人,他慢慢靠近前景,逐漸跟樸鬥滿平起平坐,相反跟著樸鬥滿的警員一步步退到後景,形成了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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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畫外空間的使用,國外一檔解析電影語言的《幀影幀畫》節目指出電影的學問無非就是什麼在畫面裡,什麼不在。所以導演創作要從畫內外空間去思考問題。

導演篇|奉俊昊與《殺人回憶》:一個社會系導演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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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俊昊善於使用畫外空間,樸鬥滿和他的搭檔每次都會把人踹到畫外,這是典型的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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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馳電影也曾多次用這種被迫離開畫面的方式營造一種喜感。

另外在追捕犯罪嫌疑人這個橋段裡,攝影機一直跟著某位警察。畫面內始終會有個人物,但是不斷地有人出去,有人進來。

這一方面給觀眾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另一方面也擴充了畫面的空間感——觀眾會把畫內和畫外一起聯繫起來,這比起單純的全景鏡頭,可以一直勾起觀眾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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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運動鏡頭。我們在觀看足球或者籃球比賽時,基本是站在一側觀看,運動員左右來回移動,這樣才會有運動感。因為視覺上,如果我們的位置是面對籃筐或者球網時,球員跑向我們的時候運動感不是很強,因為畫面被壓縮。

所以說縱深拍攝運動,比如說追捕,那麼動作的速度感不是很強。但這種劣勢反而在《殺人回憶中》發揮出效果。還是這場追捕嫌疑人的這場戲當中,奉俊昊並沒有橫拍追逐場面,反而是縱深拍攝,警察和犯罪嫌疑人的速度和距離並沒有太大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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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觀眾就自然覺得警察永遠抓不到嫌疑人,一種

無力感油然而生。

無需語言,只需一個鏡頭就能觀眾理解。這跟影片不執著於兇手的基調相一致,更多讓我們理解那個時代的混亂和無能為力。




所以我們可以把奉俊昊定位成一個社會學家導演,他的作品立足於故事,但又超越了故事,更多跟時代和社會結合。這很考驗奉俊昊的協調能力。奉俊昊不懂英文,但是在《雪國列車》中,他協調好“美隊”等美國演員和宋康昊等韓國演員。

能把複雜的元素協調好,這是奉俊昊之所以能敘事和電影語言講好一個故事的關鍵,自然和飽滿就是奉俊昊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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