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提起唐代，詩歌是一座不可超越的高峰，而"李杜"則是這座高峰上的雙子星。李白盡顯盛唐玲瓏興象，詩風飄逸，是陳子昂"骨氣端詳"詩美理想的最佳代言人；杜甫則是先秦以來詩歌集大成者，詩律工整，無人能出其右。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總要爭個第一。後人對李白杜甫盛讚的同時，也總想評出個大唐第一詩人，追根溯源，這個"始作俑者"就是中唐時期元白詩派的代表人物——元稹。
元稹是第一個將李杜並稱的人，在元稹以前杜甫的地位並不如李白，眾所周知，杜甫是李白的迷弟，但李白的偶像是孟浩然，如李白曾寫："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問題在於元稹不僅將杜甫與久負盛名的李白並稱，甚至字裡行間推重杜甫為最優者，這在後世引起了很大爭議。自此，關於李白杜甫孰高孰低的爭論不曾停止，綿延至今。筆者認為李杜詩風可作比較，但是是無法真正決出成就上的高低的，健康的文壇應有多種聲音，多元並存才能形成良性的循環。但值得一問的是元稹為何要大力推崇杜甫呢？對待問題應當抱以從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態度，因此本文擬從"李杜"並稱的提出和元稹提出的原因兩方面進行剖析。
一、元稹作銘首提"李杜"
元稹對杜甫極為推崇，在十五六歲時讀了杜甫詩後，便對這位飽經風霜的大詩人懷有深厚的崇敬之情。然而杜甫生前名氣微小，官職也不高，他一生顛沛流離，死後多年其孫杜嗣業才得以扶靈遷至偃師祖墳，在路過荊楚之地時，嗣業元稹求銘，元稹欣然答應，為杜甫作下了有名的《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元稹寫墓誌銘有兩個目的，其一，悼念杜甫；其二，抒發詩論見解，為新樂府運動奠基。在這篇墓誌銘中，元稹不僅將"李杜"並稱，而且有明顯的揚杜之意。
首句寫道："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後文歷數自《詩經》之後的現實主義詩作，秦漢之詩"詞意簡遠，指事言情"，建安文學"抑揚怨哀"，批判南朝詩"教失根本"，到初唐時多效仿齊梁纖穠之作而骨格不存。在元稹看來，詩歌如果不能反映民生疾苦，失去諷諫和勸導的作用則不能評為佳作。鋪墊到位之後，他總結道："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今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這段話是對杜甫詩歌集大成的經典評價，在很多文學史教材中皆被引用。元稹認為杜甫繼往開來，集合了《詩經》《楚辭》，沈佺期宋之問、蘇武李陵、曹植劉禎、顏延之謝靈運、徐陵庾信的優點。
接下來為了進一步推崇杜甫，將杜甫與久負盛名的大詩人李白進行比較，提出了"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用"詩仙"李白來襯托杜甫，元稹成功將杜甫送上了詩壇雙子星的位置。此後韓愈有《調張籍》："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將李杜詩歌相提並論，到了宋代蘇軾、黃庭堅等也十分敬重杜甫，江西詩派甚至以杜甫為祖，有"一組三宗"之說。但在唐人的詩選中，如《河嶽英靈集》中並沒有收錄杜詩，直至南宋《滄浪詩話》詩論家嚴羽才中才從創作風格和情感思想上分析杜詩。之後，李杜雙星並峙的地位不再有懷疑，杜詩也逐漸經典化。
但元稹在褒揚杜甫時，不甚嚴謹，只說出了杜甫集大成卻未指出其自鑄偉辭的獨創一面，論及李杜詩風差異時獨重杜甫的現實主義詩風，使得後世對李杜優劣與李杜並稱的爭議不斷 ，以至綿延至今。元稹為什麼會如此"揚杜"呢？筆者以為原因可從以下三方面探討。
二、在社會的呼喚中選擇杜甫
第一，"知人論世"，追溯中唐社會政治背景。元稹所處的是貞元、元和時期，戰爭過後，百廢待興，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也日益加劇，階級矛盾銳化，此時非常需要一場振貧救弊的政治革新。"盛唐氣象"在亂軍的馬蹄聲中消失殆盡，災難、貧困、壓迫不公，這一系列新的民生問題要求士大夫重新思索創作。而詩歌從大曆詩風開始就不再自信昂揚，轉向一種悽清孤冷的風調，元稹和白居易力圖扭轉大曆風調，將詩風引向"重寫實、尚通俗"的現實主義功利化道路。
第二，元稹其人。元稹其人生性剛烈，年少時就有很強的參政意識，劉晌在《舊唐書·元稹傳》記載："性鋒銳，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即日上疏論諫職 。"他一生中屢次上書針砭時弊，彈劾小人佞臣，雖然多次被貶，但53歲至死未改其志。元和元年授左拾遺後，更是多次上疏言事，直言不諱。可以想到元稹的性格在朝中並不受歡迎，但正是敢於發聲、勇於勸諫的性格使他自然而然選擇了杜甫，元稹和白居易共同發起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他們以樂府舊題寫新詩，題旨明確，只詠一事，使詩歌更有針對性。如元稹作《田家詞》反映農民苦難，《織婦詞》寫婦女至頭白也不能嫁人的悲哀。這些樂府詩雖缺少情致，卻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第三，與杜甫是異代之音。杜甫因心繫天下安危，詩言眾生疾苦而被稱為"詩聖"，杜詩如《史記》般直寫歷史不迴護被稱為"詩史"，杜甫親歷"安史之亂"，和千萬人民一樣流離失所，他與李白不同，李白也經歷安史之亂，但李詩寫到對戰爭的態度，寫到抱負落空的心境，卻沒有專門去寫百姓的苦難。杜甫的《洗兵馬》寫到九節度圍城平叛諸將的功業，"三吏"、"三別"寫到慘無人道的拉夫政策給人們帶來的壓迫。同時杜甫的心情也是矛盾的，他理解百姓、渴望戰爭早日結束，在批判的同時也熱情地讚揚了百姓獻身戰鬥的偉大。杜甫是真正的仁民愛物，是當之無愧的"詩聖"。這樣的一位詩人深深打動了元稹，也符合元白詩派"重寫實、尚通俗"的目標，白居易曾提出作詩的目的"惟歌生民病 ，願得天子知。"在《與元九書》中寫道文章"為君 、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這些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的仁政愛民，與杜甫追求現實主義的詩歌是相契合的，元稹需要的就是有強烈政治傾向的時事化詩歌，改革文風，達到諷諫目的，所以自然而然選擇杜甫。
三、我們應如何看待"李杜"的優劣
李白多仙語，其詩汪洋恣肆，昂揚自信，是盛唐氣象的最佳詮釋者；杜甫詩"善陳時事"，以聖者情懷看待人生百態。不同詩風的塑造與二人所處時代不同有關，也是二人思想差異的不同選擇。李白是時代的驕子，杜甫說他"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而李白本人在年少時處蜀中，深受當地道家思想影響，開元十三年，他便"仗劍去國，辭親遠遊。"此後東遊洞庭，南至金陵、揚州，西遊雲夢，與湖北安陸定居，"蹉跎十年"，再次開始干謁和漫遊生活，他幾次入仕，目睹官場黑暗。他既有"安社稷"、"濟蒼生"的儒家用世之志，又煉丹服藥，渴望融入自然，有著對自由人生的嚮往。因此李詩是壯懷激烈的，也是飄逸灑脫的；是悲憤不平的，也是自信明朗的。杜甫呢？如上文所及，是一個如悲壯如屈原般的賢者，他像司馬遷一樣實錄歷史，直面不公。所以杜甫詩沉鬱頓挫，很能引起愛國者和仁人志士的共鳴，文天祥曾說杜詩"凡我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後人因時代環境和思想心境不同，會選擇不同的偶像，如灑脫豁達者更喜歡李白，愛國憂民者更喜杜甫，這正是李杜詩歌強大生命力和永恆魅力的體現。我們不需將二人分個高低，一個人可能在青年時更向往李白"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的自如，而暮年時為老杜"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無私而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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