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百方針”即1956年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主張，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文化方針之一；“斯大林危機”即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清算斯大林的錯誤而引發的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危機。本文的觀點是，斯大林危機的爆發，使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再一次思考必須走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雙百方針”的提出可視為與之相適應的中國話語最初的自覺性表現。
“一邊倒”標誌著中國話語的低位運行
“ 一邊倒”即1949年以來新中國對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經驗的全盤學習傾向，客觀上使中國話語進入低位運行態勢。關於中國話語的運行態勢，應該說，在鴉片戰爭之前，中國話語一直是強大而純粹地運行著。1840年以後，中國話語遭受西方話語的強行擠壓，加之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的衝擊，中國話語的西化改造日益加深。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爆發，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開始影響中國歷史的進程，也影響了中國話語構建。接下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了長達28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由於這一革命將西方列強定位於必須打倒的帝國主義，自此，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中國話語之西化改造在這裡發生了停頓。
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逆西方國家的意志而取得的，西方勢力不僅退出了中國，而且還對新中國採取了敵對態度。新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層面上不可能與西方有成規模的交流關係。但是，中國並沒有因此而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孤立國家，也沒有在任何意義上外在於世界的現代化進程，因為中國與蘇聯結成了同盟關係，大規模地接受了蘇聯的幫助，形成了所謂“一邊倒”。
儘管中蘇友好關係在1960年代中期就煙消雲散了，雙方進入刀兵相見的地步，但在更深層次上，蘇化話語對中國話語的強勢影響實際上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之前。
還原歷史語境：“雙百方針”與“斯大林危機”的交錯
就在1950年代中國全方位學習蘇聯、仿效蘇聯的時期，卻也發生了“不合拍”的現象，出現了中國話語的一次自覺性表現，那就是1956年毛澤東系統性地提出“雙百方針”，一度使得蘇聯有所困惑甚至不認同。
在全面學習蘇聯經驗的大背景下，為什麼毛澤東會突然提出一個後來連蘇共領導也不理解的“雙百方針”呢？
“雙百方針”最早於1956年4月提出，而在兩個月之前，1956年2月，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召開，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在會上做了清算斯大林的秘密報告。2月26日，蘇共中央聯絡部就秘密報告的內容向出席大會的中共代表團做了口頭通報，但未提供文本。
4月5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發表，文章體現出了毛澤東的基本意圖，既批評了斯大林的錯誤，也指出了錯誤的歷史原因，並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績。
就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毛澤東提出了“雙百方針”。顯而易見，“雙百方針”與斯大林危機之間的交錯關係不只是一種時間的交錯，更重要的是內涵上的交錯，即“雙百方針”與清算斯大林的錯誤這件事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繫，後者啟發了前者。
在斯大林問題上，毛澤東的基本觀點是兩句話：斯大林犯有嚴重的錯誤，但依然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而在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問題上，毛澤東的基本觀點也是兩句話：一是揭了蓋子，這是好的，表明斯大林及蘇聯的種種做法不是沒有錯誤的；二是捅了婁子，全世界都震動，社會主義內部出現了混亂。
這兩個問題的重合點就是對斯大林錯誤的認定，而且，毛澤東關注的不是斯大林的具體錯誤，如到底錯殺、錯關了多少人，而是由於斯大林錯誤造成的教條主義統治、思想僵化的後果。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對蘇共批評斯大林錯誤的做法，不止一次地表示了肯定。
“雙百方針”：中國話語的自覺性表現
以上所述表明，“雙百方針”與斯大林危機之間確實存在一種交錯關係，即一種聯繫，其意義帶有悖論的形式：一是擺脫對蘇聯經驗的教條主義態度，也就是從斯大林時期的教條主義下解放出來，看上去是不學蘇聯了；二是，提出“雙百方針”也可以視為學習蘇聯反對教條主義的新經驗，那就又學習蘇聯了。當然，這種現象本質上並不矛盾，因為以蘇共二十大為界，所謂“蘇聯經驗”本身已經分成兩段了，即帶有許多缺點錯誤的一段，與認識到缺點錯誤並予以糾正的一段。
之所以說提出“雙百方針”也可以視為學習蘇聯反對教條主義的新經驗，乃在於當時向蘇聯學習的大背景並沒有改變。
頗為奇怪的是，蘇聯方面並不認為中國的“雙百方針”是對蘇聯新經驗的學習，在獲知相關信息以後，對此表示了懷疑和困惑。蘇聯從上到下都不理解中共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理解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允許在報紙上發表大量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甚至反蘇的言論。蘇聯人民懷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正在為資產階級思想提供講壇，它必將導致資產階級思想的自由氾濫，必將削弱社會主義思想的陣地。而毛澤東則自信地回答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本來是中國兩千多年前提出的一個口號，古為今用，我們利用了它。
為什麼蘇聯人對這個提法不理解呢？為什麼他們看不出“雙百方針”與清算斯大林錯誤之間的交錯關係呢？只能說，毛澤東的“雙百方針”儘管與清算斯大林錯誤之間存在聯繫，但是“雙百方針”的文化內涵並不相同。比如“ 百家爭鳴”，毛澤東認為這來自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形成的諸子百家的傳統，是非常富有中國特色的 ；而且，“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話語形式形象化，使用對偶的句子來概括，都是典型的中國話語的自覺性表現。
“雙百方針”的核心思想是真正實行社會主義民主，讓全體人民有說話的權利，讓不同的思想進行自由討論，通過實踐去解決是非曲直，而不是採取簡單的行政命令去解決。顯然，這就是針對斯大林時期簡單粗暴、獨斷專行的做法的。
從“百花齊放都沒有了”看中國話語的複雜性
歷史的走向可能發生意外。1956年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從1957年開始有所降溫。此後，“雙百方針”的貫徹執行呈現出搖擺狀態，其破壞性局面以“文化大革命”為甚。
現在留給我們的問題是，如果我們確認“雙百方針”屬於中國話語的範疇，那麼，中間發生的曲折又如何說呢？難道是中國話語再度式微，而讓外域話語左右了中國嗎？當然不是。筆者的看法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一種中國話語的表達，但它的反對形式——即毛澤東說的“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別人不能提意見”，其實也是一種中國話語的表達，這就涉及中國話語問題的複雜性了。也就是說，儘管我們今天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倡導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全力構建中國話語，但是我們必須堅守辯證思維，防止形而上學，要對中國話語本身進行辯證分析，不能簡單化地將多而純作為中國話語的最高追求。
為什麼中國話語不能追求多而純呢？我們先看“雙百方針”的對立面——“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別人不能提意見”，實際上這就是指文化專制主義，這個專制主義的傳統當然也是中國話語的內涵之一。也就是說，“雙百方針”之對立面，從提出的直接背景來說，主要是斯大林的教條主義和個人迷信，而從更深廣的時間維度說，則包括了中國自己的文化專制主義傳統，並非只是斯大林時期特有的文化現象。
由此可見，毛澤東的“雙百方針”既是中國話語對蘇化話語的自覺性革命，也是中國話語的內部革命——一種推動中國前進的話語取代阻礙中國前進的話語，這說明中國話語是需要進行內部分析的，不可一概而論。
中蘇分裂以後，隨著蘇聯話語的退場，中國話語的復甦與擴張本身是合乎歷史邏輯的。問題是，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中國話語被取代時，中國話語的構建就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中國的實際情況與實際需要。其帶來的後果是，在固執反對外域話語（蘇聯話語）時，陷入自以為是的誤區，甚至把別人的正確東西當成錯誤來反對，當然犯錯。
中國話語問題的複雜性提示我們，今天提出構建中國話語自有其強大的合理性，中國學術界應該再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構建出符合中國實際、也符合中國與世界實際關係的中國話語體系。但是，一定要防止那種簡單化、形而上學的思維定式，須知，中國的現代化歷史已經證明，中國話語本身不是價值判斷依據，不能將中國話語構建異化為越多越好或者越純越好。我們必須辯證處理中國話語的構建與睜開眼睛看世界的關係，理性審視中國傳統文化還有哪些東西是需要改造和改進的，發揚那些推動中國前行的中國話語，像“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讓那些保守僵化的中國話語復活。
（作者單位：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探索與爭鳴》2019年第7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黃小強/摘）
閱讀更多 中國社科馬克思主義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