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即1956年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文化方针之一；“斯大林危机”即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清算斯大林的错误而引发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危机。本文的观点是，斯大林危机的爆发，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思考必须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双百方针”的提出可视为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话语最初的自觉性表现。
“一边倒”标志着中国话语的低位运行
“ 一边倒”即1949年以来新中国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全盘学习倾向，客观上使中国话语进入低位运行态势。关于中国话语的运行态势，应该说，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话语一直是强大而纯粹地运行着。1840年以后，中国话语遭受西方话语的强行挤压，加之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中国话语的西化改造日益加深。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开始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影响了中国话语构建。接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长达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这一革命将西方列强定位于必须打倒的帝国主义，自此，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话语之西化改造在这里发生了停顿。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逆西方国家的意志而取得的，西方势力不仅退出了中国，而且还对新中国采取了敌对态度。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上不可能与西方有成规模的交流关系。但是，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孤立国家，也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外在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因为中国与苏联结成了同盟关系，大规模地接受了苏联的帮助，形成了所谓“一边倒”。
尽管中苏友好关系在1960年代中期就烟消云散了，双方进入刀兵相见的地步，但在更深层次上，苏化话语对中国话语的强势影响实际上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前。
还原历史语境：“双百方针”与“斯大林危机”的交错
就在1950年代中国全方位学习苏联、仿效苏联的时期，却也发生了“不合拍”的现象，出现了中国话语的一次自觉性表现，那就是1956年毛泽东系统性地提出“双百方针”，一度使得苏联有所困惑甚至不认同。
在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大背景下，为什么毛泽东会突然提出一个后来连苏共领导也不理解的“双百方针”呢？
“双百方针”最早于1956年4月提出，而在两个月之前，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清算斯大林的秘密报告。2月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就秘密报告的内容向出席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做了口头通报，但未提供文本。
4月5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文章体现出了毛泽东的基本意图，既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也指出了错误的历史原因，并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绩。
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显而易见，“双百方针”与斯大林危机之间的交错关系不只是一种时间的交错，更重要的是内涵上的交错，即“双百方针”与清算斯大林的错误这件事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后者启发了前者。
在斯大林问题上，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是两句话：斯大林犯有严重的错误，但依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在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问题上，毛泽东的基本观点也是两句话：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社会主义内部出现了混乱。
这两个问题的重合点就是对斯大林错误的认定，而且，毛泽东关注的不是斯大林的具体错误，如到底错杀、错关了多少人，而是由于斯大林错误造成的教条主义统治、思想僵化的后果。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对苏共批评斯大林错误的做法，不止一次地表示了肯定。
“双百方针”：中国话语的自觉性表现
以上所述表明，“双百方针”与斯大林危机之间确实存在一种交错关系，即一种联系，其意义带有悖论的形式：一是摆脱对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态度，也就是从斯大林时期的教条主义下解放出来，看上去是不学苏联了；二是，提出“双百方针”也可以视为学习苏联反对教条主义的新经验，那就又学习苏联了。当然，这种现象本质上并不矛盾，因为以苏共二十大为界，所谓“苏联经验”本身已经分成两段了，即带有许多缺点错误的一段，与认识到缺点错误并予以纠正的一段。
之所以说提出“双百方针”也可以视为学习苏联反对教条主义的新经验，乃在于当时向苏联学习的大背景并没有改变。
颇为奇怪的是，苏联方面并不认为中国的“双百方针”是对苏联新经验的学习，在获知相关信息以后，对此表示了怀疑和困惑。苏联从上到下都不理解中共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理解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允许在报纸上发表大量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甚至反苏的言论。苏联人民怀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在为资产阶级思想提供讲坛，它必将导致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泛滥，必将削弱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而毛泽东则自信地回答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是中国两千多年前提出的一个口号，古为今用，我们利用了它。
为什么苏联人对这个提法不理解呢？为什么他们看不出“双百方针”与清算斯大林错误之间的交错关系呢？只能说，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尽管与清算斯大林错误之间存在联系，但是“双百方针”的文化内涵并不相同。比如“ 百家争鸣”，毛泽东认为这来自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诸子百家的传统，是非常富有中国特色的 ；而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话语形式形象化，使用对偶的句子来概括，都是典型的中国话语的自觉性表现。
“双百方针”的核心思想是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让全体人民有说话的权利，让不同的思想进行自由讨论，通过实践去解决是非曲直，而不是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去解决。显然，这就是针对斯大林时期简单粗暴、独断专行的做法的。
从“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看中国话语的复杂性
历史的走向可能发生意外。1956年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从1957年开始有所降温。此后，“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呈现出摇摆状态，其破坏性局面以“文化大革命”为甚。
现在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确认“双百方针”属于中国话语的范畴，那么，中间发生的曲折又如何说呢？难道是中国话语再度式微，而让外域话语左右了中国吗？当然不是。笔者的看法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种中国话语的表达，但它的反对形式——即毛泽东说的“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别人不能提意见”，其实也是一种中国话语的表达，这就涉及中国话语问题的复杂性了。也就是说，尽管我们今天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倡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力构建中国话语，但是我们必须坚守辩证思维，防止形而上学，要对中国话语本身进行辩证分析，不能简单化地将多而纯作为中国话语的最高追求。
为什么中国话语不能追求多而纯呢？我们先看“双百方针”的对立面——“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别人不能提意见”，实际上这就是指文化专制主义，这个专制主义的传统当然也是中国话语的内涵之一。也就是说，“双百方针”之对立面，从提出的直接背景来说，主要是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而从更深广的时间维度说，则包括了中国自己的文化专制主义传统，并非只是斯大林时期特有的文化现象。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双百方针”既是中国话语对苏化话语的自觉性革命，也是中国话语的内部革命——一种推动中国前进的话语取代阻碍中国前进的话语，这说明中国话语是需要进行内部分析的，不可一概而论。
中苏分裂以后，随着苏联话语的退场，中国话语的复苏与扩张本身是合乎历史逻辑的。问题是，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国话语被取代时，中国话语的构建就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与实际需要。其带来的后果是，在固执反对外域话语（苏联话语）时，陷入自以为是的误区，甚至把别人的正确东西当成错误来反对，当然犯错。
中国话语问题的复杂性提示我们，今天提出构建中国话语自有其强大的合理性，中国学术界应该再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构建出符合中国实际、也符合中国与世界实际关系的中国话语体系。但是，一定要防止那种简单化、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式，须知，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话语本身不是价值判断依据，不能将中国话语构建异化为越多越好或者越纯越好。我们必须辩证处理中国话语的构建与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关系，理性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哪些东西是需要改造和改进的，发扬那些推动中国前行的中国话语，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让那些保守僵化的中国话语复活。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黄小强/摘）
閱讀更多 中國社科馬克思主義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