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1279年3月19日（宋帝昺祥興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二月癸未），宋元在厓山（今廣東江門市新會區南海中）海上決戰，宋軍潰敗，主將張世傑退守中軍。日暮，海面風雨大作，濃霧迷漫，張世傑派船來接宋帝出逃。丞相陸秀夫估計已無法脫身，先令妻子投海，然後對9歲的小皇帝趙昺說：“國事如此，陛下當為國死。”揹著他跳海殉國。七天後，海面浮起十萬餘屍體，有人發現一具穿著黃色衣服、繫著玉璽的幼屍，元將張弘範據此宣佈了趙昺的死訊。消息傳出，完全絕望的楊太后投海自殺。張世傑被地方豪強劫持回廣東，停泊在海陵山（今廣東陽江市海陵島），陸續有些潰散的部眾駕船來會合，與張世傑商議返回廣東。此時風暴又起，將士勸張世傑棄舟登岸，他說：“無能為力了。”張世傑登上舵樓，焚香祈求：“我為趙家已盡了全力，一位君主死了，又立了一位，如今又死了。我之所以不死，是想萬一敵兵退了另立一位趙氏後裔繼承香火。現在又刮那麼大的風，難道是天意嗎？”風浪越來越大，張世傑落水身亡。至此，南宋的殘餘勢力已經全部滅於元朝。
（二）一年後的元至元十七年，被俘的宋將張鈺在安西以弓弦自縊而死。此前張鈺曾為宋朝固守合州，元將給他送去勸降書：“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州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你不過是宋朝的臣子，不比皇室的子孫更親；合州不過是一個州，不比宋朝的江山更重要。）但張鈺不為所動，直到部將叛變降元，自己力竭被俘。另一位宋朝的忠臣文天祥，於宋祥興元年（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十二月被元兵所俘。他堅貞不屈，以各種方法自殺，或有意激怒元方求死。被押抵大都（今北京）之初，文天祥仍求速死，但言辭中已不否認元朝的既成地位，在自稱“南朝宰相”、“亡國之人”時，稱元朝平章阿合馬為“北朝宰相”。
此後，文天祥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據《宋史·文天祥傳》，在答覆王積翁傳達元世祖的諭旨時，他說：“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如果說《宋史》系元朝官修而不足信，王積翁有可能故意淡化文天祥的對抗態度，那麼鄧光薦所作《文丞相傳》的說法應該更可信，《傳》中文天祥的回覆是：“數十年於茲，一死自分，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但除了沒有讓他當道士及今後備顧問二事外，承認元朝已經取代宋朝的態度是一致的。而且，在文天祥被俘前，他的弟弟文璧已在惠州降元，以後出任臨江路總管。據說文天祥在寫給三弟的信中說：“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隱”；明確了三兄弟的分工。實際上，文氏家族的確是靠文璧贍養，文天祥被殺後，歐陽夫人由文璧供養的，承繼文天祥香火的也是文璧之子。這更說明，根據文天祥的價值觀念，他是宋朝的臣子，並出任過宋朝的丞相，宋朝亡了就應該殉難，至少不能投降元朝當它的官。但他承認元朝取代宋朝的事實，包括他的家人、弟弟、妻子在內的其他人可以當元朝的順民，甚至出仕。也就是說，在文天祥心目中，這是一場改朝換代，北朝戰勝南朝，新朝取代前朝。
（三）另外一位宋朝的孤忠的基本態度與文天祥相同。曾經擔任宋江西招諭使的謝枋得，曾五次拒絕元朝徵召。在答覆那些奉命徵召的官員時，謝枋得說得很明白：“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世之人有呼我為宋逋臣者亦可，呼我為大元遊惰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為皇帝逸民者亦可。”“且問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為大元閒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為大宋死節，於大元何益？”也就是說，他承認宋朝已亡，元朝已立，只要元朝不逼他出來做官，願意當一名順民，不會有什麼反抗的舉動。但元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逼他北行，他最終只能在大都絕食而死。態度最堅決的是鄭思肖，在宋亡後他依然使用德祐的年號，表明他不承認元朝，希望能等到宋朝的“中興”。但到“德祐九年”，即文天祥死後次年，他也不再用具體的年份記錄，證明他對復國已完全絕望，實際已不得不接受元朝存在的事實。不過，像鄭思肖這樣的人在宋遺民中亦屬絕無僅有。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元朝已經擁有宋朝全境，除非逃亡越南或海外，宋朝遺民只能接受既成事實，即使他們心中不承認元朝。另一方面，宋朝從一開始就沒有能統一傳統的中國範圍，早已習慣了與“北朝”相處，並且實際上已經將它們看成中國的一部分。宋朝與遼、金的關係，如果從名義上說，宋朝往往居於次位，如不得不稱金朝皇帝為“大金叔皇帝”，而自稱“大宋侄皇帝”。
宣和二年（1120年）宋朝與金朝結盟滅遼，紹定五年（1232年）與蒙古聯合滅金，都已將對方視為盟國或敵國。所以，在宋朝的忠臣和遺民的心目中，只會是厓山以後無宋朝，卻不會是厓山以後無中國。
（四）那麼，厓山以後的元朝和元朝以降的各朝是否還是中國呢？首先我們得確定中國的定義。目前所見最早的“中國”兩字的證據是見於青銅器“何尊”銘文中的“宅茲中國”。從銘文的內容和上下文可以斷定，這裡的“中國”是指周武王滅商前的商朝都城，即商王所居。自然，在周滅商後，周朝首都就成了新的“中國”。顯然，那時的中國，是指在眾多的國中居於中心、中央的國，地位最高、最重要的國，當然非作為天下共主的天子所居都城莫屬。但從東周開始，隨著周天子及其權威的不斷喪失以至名存實亡，隨著諸侯國數量的減少和疆域的擴大，到戰國後期，各諸侯國已無不以中國自居。
到秦始皇滅六國，建秦朝，中國就成了秦朝的代名詞，並且為以後各朝所繼承，直到清朝。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中國成了國號的簡稱和國家的名稱。在分裂時期，凡是以正統自居的或以統一為目標的政權，包括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所建政權，或佔有部分中原地區的政權，都自稱中國，而稱其他政權為島夷、索虜、戎狄、僣偽。但在統一恢復後，所有原來的政權中被統一的範圍都會被當作中國。如唐朝同時修《北史》、《南史》，元朝《宋史》、《遼史》、《金史》並修，以後都已列入正史。蒙古政權剛與金朝對峙時，自然不會被金朝承認為中國，它自己也未必以中國自許。到與南宋對峙時，蒙古已經滅了金朝，佔有傳統的中原和中國的大部分。特別是以“大哉乾元”得名建立元朝後，蒙古統治者已經以中國皇帝自居，以本朝為中國。就是南宋，也已視元朝為北朝，承認它為中國的北方部分。到元朝滅南宋，成了傳統的中國範圍裡的唯一政權，無疑是中國的延續。就是文天祥、謝枋得等至死忠於宋朝的人，也是將元朝視為當初最終滅了南朝的北朝，而不是否定它的中國地位。
所以，就疆域而言，元朝是從安史之亂以後，第一次大致恢復了唐朝的疆域，儘管今新疆的大部分還在察合臺汗國的統治之下，西界沒有到達唐朝極盛時一度控制的阿姆河流域和錫爾河流域，但北方和東北都超過唐朝的疆界，對吐蕃的征服也使西藏從此歸入中國，元朝疆域達到了中國史上空前的遼闊，遠超出了以往的中國範圍。在此範圍內已經沒有第二個政權，要說元朝不是中國，那天下還有中國嗎？明朝的中國法統從哪裡來？如果將中國視為民族概念和文化概念，的確主要是指自西周以降就聚居在中原地區的諸夏、華夏，以後的漢族及其文化，而周邊的非華夏、非漢族（少數民族）被視為夷狄，稱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它們的文化自然不屬中國文化。華夏堅持“夷夏之辨”，“夷夏大防”是重要的原則，並一再強調“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但是隨著華夏人口的不斷擴展，非華夏人口的持續內遷，華夏或漢族的概念早已不是純粹的血統標準，而成了對地域或文化的承認，即凡是定居在中國範圍或者被擴大到中國範圍內的人，無論以什麼方式接受了中國文化的人，都屬於中國。當成吉思汗及其部族還活動於蒙古高原時，當蒙古軍隊在華北攻城略地後又退回蒙古高原時，他們在中原的漢、女真、契丹、党項等的心目中自然不屬中國，他們也沒有將自己當作中國。但當忽必烈家族與他的蒙古部族成了中原的主人，並且基本在傳統的中國定居後，蒙古人在元朝擁有比其他民族更高的地位或更大的特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不得不接受他們為中國。而當蒙古人最終成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時，連他們自己也以成為中國人為榮了。儘管這一過程因人而異，因地而異，即使自覺堅持蒙古文化的人，只要在元朝覆滅後還留在明朝境內，他們的後人也不得不接受主流文化，最終被“中國”化。東漢以後，大批匈奴、羌、氐、鮮卑等族人南下或內遷，廣泛分佈於黃河中下游各地，還形成了他們的聚居區。三國期間，今陝西北部、甘肅東部和內蒙古南部已經成了“羌胡”的聚居區，東漢與曹魏已經放棄對那裡的統治，撤銷了行政機構。西晉初年，關中的“羌胡”已超過當地總人口的一半，匈奴已成為山西北部的主要人口，遼東成了鮮卑的基地。此後的“十六國”中，由非華夏（漢）族所建佔14個，在戰亂中產生數百萬非華夏流動人口。但在總人口中，非華夏各族始終處於少數，並且隨著他們不斷融入華夏，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日益降低。從十六國中第一個政權建立起，“五胡”各族的首領無不以本族與華夏的共主自居，幾乎完全模仿以往的中原政權，移植或引進華夏的傳統制度。有的政權雖然實行“一國兩制”，在稱王登基的同時還保留著部族制度，但隨著政權的持續和統治區的擴大，特別是當它們的主體脫離了原來的部族聚居區後，部族制度不可避免地趨於解體。到北魏孝文帝主動南遷洛陽，實施全面漢化後，儘管出現過多次局部的反覆，鮮卑等族的“中國化”已成定局。東晉與南朝前期，南方政權與民眾都將北方視為異域，稱北方的非華夏人為“索虜”。但北方政權逐漸以中國自居，反將南方人稱之為“島夷”。隨著交往的增加，雙方有識之士都已承認對方為同類，有時還會作出很高的評價。如北魏永安二年（529年），梁武帝派陳慶之護送元顥歸洛陽，失敗後陳慶之隻身逃歸南方。儘管當時北魏國力大衰，洛陽遠非全盛時可比，還是出乎陳慶之意外，在南歸後說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為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始知登泰山卑培土婁（造字合併），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
經過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期間的遷徙、爭鬥和融合，到隋朝重新統一時，定居於隋朝範圍內的各族，基本都已自認和被認為華夏（漢）一族，儘管其中一部分人的“胡人”淵源或特徵還很明顯，他們自己也不隱諱。在唐朝，突厥、沙陀、高麗、昭武九姓、回鶻、吐蕃、靺鞨、契丹等族人口不斷遷入，其中的部族首領和傑出人物還被委以重任，授予高位，或者賜以李姓。
血統的界限早已破除，相貌的差異也不再成為障礙。唐太宗確定《北史》、《南史》並修，就已肯定北朝、南朝都屬中國。皇甫湜在《東晉元魏正閏論》中更從理論上明確：“所以為中國者，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地哉？”陳黯在《華心》中說得更明白：“以地言之，則有華夷也。以教言，亦有華夷乎？夫華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乎察其趣向。有生於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形華而心夷也。生於夷域而行合乎禮義，是形夷而心華也。”從蒙古改國號大元到元順帝逃離大都凡98年，蒙古人進入華夏文化區的時間也不過一百多年，還來不及完全接受中國禮義，也不是都具有“華心”。但已經發生變化，並越來越向禮義和“華心”接近，卻是不爭的事實。如元初的皇帝還自覺地同時保持蒙古大汗的身份，但以後就逐漸以皇帝為主了。元朝皇帝孛兒只斤妥懽帖睦爾（明朝諡為順帝）逃往上都（今內蒙古正藍旗東閃電河北岸）後，已經失去了對全國範圍特別是漢族地區的統治權，照理最多隻能稱蒙古大汗了，但他還是要當元朝皇帝，繼續使用至正年號，死後被諡為惠宗。此後又傳了兩代，才不得不放棄大元國號、年號這套“禮義”，重新當蒙古部族首領。如果將中國作為一個制度概念，那麼從蒙古入主中原開始就基本接受和繼承了以往各朝的制度。到了元朝，在原金、宋統治區和漢人地區實行的制度並無實質性的變化，但更趨於專制集權，權力更集中於蒙古人、色目人，從宋朝的文治、吏治倒退，並影響到此後的明朝、清朝。另一方面，從治理一個疆域遼闊、合農牧為一體的大國需要出發，元朝的制度也有創新，如行省制度，以後為明、清、民國所沿用，直到今天。從中國這一名稱出現至今3100餘年間，它所代表的疆域逐漸擴大和穩定，也有過分裂、縮小和局部的喪失；它所容納的民族與文化（就總體而言，略同於文明）越來越多樣和豐富，總的趨勢是共存和融合，也有過沖突和變異；它所形成的制度日漸系統完善，也受到過破壞，出現過倒退；但無論如何，中國是始終延續的，從未中斷。從秦朝至清朝，無論是膺天命還是應人心，統一還是分裂，入主中原還是開拓境外，起義還是叛亂，禪讓還是篡奪，一部《二十四史》已經全覆蓋。總之，無論厓山前後，都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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