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滅亡之後東亞短暫出現權力與文化真空
明清鼎革並不是簡單的王朝換代，其在當時的東亞世界也掀起了巨大的波濤，影響了後世三百年的政治格局，
當時東亞勢力分別是大明，大清，李氏朝鮮和日本的德川幕府。
明未亡時，明太祖朱元璋一手建立的朝貢體系還發揮著維繫東亞權力秩序的作用。朝鮮每年朝貢，建州女真還在蓄積力量，德川幕府雖與中華世界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但對“大明=中華”是一直認可的。
1644年皇明的轟然倒塌，以明王朝為核心的東亞朝貢體系也隨之解體了。
雖然滿清入主中原，很快填補了東亞的權力真空。然在朝鮮、日本眼裡，清朝是最沒有資格代表中華文明，主導維持東亞世界的。
原因是：滿清屬於蠻夷，韃靼，是落後的文明。
即便入主中原，也是蠻邦禍亂中華。
如皇太極當時給朝鮮的“敕諭”中提到了日本：“日本貿易，聽爾如舊，但當導其使者來朝，朕亦將遣使與彼往來也。”清朝的意思是，讓朝鮮為中介，引導日本前來朝貢，進而納入清朝的宗藩體系。
不過，當日本方面得知此事後，卻認為：“中原，天子國；彼虜，小丑也。”對清朝不加理睬，毫無通交之意。
所以朝鮮在明朝覆滅100餘年後的乾隆朝仍認為“明亡之後無中國耳”，並堅信“今日中華制度，獨存於我國”。
心懷鬼胎的德川幕府，已關起門來營造以天皇為首的“華夷秩序”和“朝貢體系”。
被譽為武士道鼻祖的幕府文人山鹿素行在所著“華夷變態”一書中就毫不掩飾地提出“中朝”日本論，宣稱聖人的道統到宋朝就已斷絕，而日本才是“中國”，毫不留情地諷刺揶揄著大清的蠻夷底色。
所以日本文人在看待清日關係時把“日本”，當做“中國”，把滿清當做“蠻邦”“胡皇”，也就不足為怪了。
歷史上朝鮮，琉球，南越，緬甸等國雖然先後乖乖納貢，臣事大清。但這種外交策略多出於“事大”，懾於威力的權宜之計。並無半點文化認同上的向心歸化。
來自日本朝鮮等國的鄙視，使得原本就對漢文化心存自卑的滿清統治者，更加自慚形穢了。
而在這種文化自卑心理之下，滿清統治者忍辱學習漢文化。在康熙的帶領下，雍正，乾隆祖孫三朝相繼發力進行了長達百年“向天下爭中華正統”的接力長跑，而最後卻換來了八旗子弟的全盤漢化。
李氏朝鮮三百年的小中華情結與明朝子民的樂不思蜀
滿清治下的中華，已然胡服胡習，而我朝鮮仍著大明衣冠，奉行中華風俗，並且朝鮮君臣上下不斷地通過“悲明”“吊明”的一系列行為，來保證自己“後明朝”“小中華”地位的不受侵擾。
縱觀歷史，明亡後朝鮮奉大清為宗主國也有近三百年的時間。口服卻心不服，文化上的自我優越感，使得朝鮮始終沉浸在自己小中華世界裡。
骨子裡認為即便我朝鮮沒有你清朝地大物博，然而你大清不過是一個不知文明的暴發戶罷了，蠻夷的底色是你怎麼也洗不掉的汙漬。
一部二十四史，寫盡了多少王朝興替。
在中國人的眼裡王朝更替，不過尋常事。鼎革之初，遺民唱和，或許會發出對故國的思念。
然兩代之後，前朝已是他朝，再眷戀前朝也無濟於事，而活在當下照樣可以做大官，賺大錢。
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這倒不是說中國人從來都是見異思遷的沒有氣節的族群，而是王朝興衰，都改變不了統治者對草民的壓榨本性。
興亡，百姓皆苦！所以過好自己的生活，總是最不錯的選擇。
當大多數的中國人都已經遺忘前朝仇恨，倒是固執倔強的朝鮮人，總是一廂情願的替中國人憑弔皇明社稷。
每當燕行使出使大清的時候，就會敏感地尋找一切值得發“離黍之情”的故物。在他們眼裡，已是“腥羶之域”的一草一木，也都在訴訟故國離思，倒是生活在這片土地的主人翁個個都表現出“此間樂，不思蜀”的麻木。
但朝鮮人畢竟是朝鮮人，既不是明朝人也不是清朝人，而他們關於“悲明”的腔調，有時難免失真。有時甚至為了作詩行文抒情之波瀾，而不惜捏造虛構歷史。
而且就憑想象力，這群朝鮮人真的是集體重構了中國歷史，塑造了他們認為的歷史真實。
明亡清興，朝貢之事，清朝仍承襲前朝慣例。
對於異域遠邦如琉球，緬甸，越南等國規定他們每三年可進京朝貢一次，而朝鮮與中華文物服色無異，所以清朝也特別恩賜朝鮮可以每年都來朝貢。
朝鮮的朝貢使團，雖然年年都會更新換人，但是關於朝貢的貢品、國書、以及路線都是規定好的，包括在哪裡吃飯，哪裡接見，哪裡住宿，都是既定的。清朝的接駁人員和朝鮮的使團，每年都會按照既定的禮節章程，完成每一次的朝貢事宜。
所以每次朝鮮使臣進入天朝之後，由於所經歷的地方都一樣，因此所做的詩歌唱和也都大同小異。
燕行使們整齊劃一虛構中國歷史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照例朝鮮派出了朝貢使團。當使團進入山海關的豐潤縣的榛子店旁時，使者金錫胄無意中看到了，題在店旁的一首詩，
“爺孃生死知何處，痛殺春風上瀋陽”並附有小序。
序文為：奴江右虞尚卿秀才妻也，夫被戮，奴被擄，今為王章京所買，戊午正月二十一日。灑淚拂壁書此，唯望天下有心人見而憐之。尾題季文蘭。
原來季文蘭是江南秀才虞尚卿的妻子，郎才女貌，卻因亂世遭逢喪亂，丈夫被兵匪屠殺，自己淪落降身為奴，被王章京從江南水鄉擄掠至天寒地凍的異域北國。孤苦伶仃，百般傷心無奈在此寫下了對命運不公的痛訴。
一個弱女子，悲慘的身世。
對於有著悲明，鄙視夷清的金錫胄來說，季文蘭就是當今的蔡文姬，王昭君。
所以不由分說，金錫胄當即在旁寫下了這樣的一首詩：綽約雲鬟罷舊妝，胡笳幾拍淚盈裳。誰能更有曹公力，迎娶文姬入洛陽。
題罷一首不覺盡意，隨即在旁又題了一首。
“已改尖靴女直妝，誰將蓮襪抹羅裳。唯應夜月鳴環佩，魂夢依依到洛陽”。
經金錫胄作詩歌詠之後，季文蘭這樣一個擁有悲慘命運的柔弱女子形象便成了朝鮮文人眼裡明清易代時的悲劇主角。
然而歷史真實卻恰恰相反，季文蘭壓根就不是明清易代之際遭受兵禍的悲慘女子，而是吳三桂起兵之時的事情，並且此女子是吳三桂下屬的妻子。
她雖然在榛子店裡題詩傷懷，而那傷懷的對象也不是朝鮮文人心中的“悲明”，恰恰是叛明降清背清的吳三桂所建立的大周政權。
並且時人也曾寫文考證出季文蘭的真實身份。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洪萬朝在“嘲季文蘭”中寫道：季文蘭，秀才虞尚卿之妻也。或雲居在蘇州，蓋南土人也，年十六當庚申吳三桂之亂，為瀋陽王章京所掠。
對朝鮮文人而言歷史真相不是他們的關心重點，他們關注的只是韃靼亂華而導致與摯愛分離的江南弱女子的悽慘身世。
因為朝鮮文人需要一個像柳如是那樣因兵禍而流轉亂世的弱女子形象，來完成他們的詩歌唱和，以期達到撻伐滿清的目的。
為了使得季文蘭的故事更加接近於真實，或者說更加符合朝鮮文人的幻想。
他們又饒有興致的進行了一番加工創作。
如季文蘭在榛子店題壁時“垂淚書此，右手稍倦，則以左手執筆疾書”並且季文蘭“悲愴慘黯之中，姿態尚嬌豔動人”。
這樣一來，使得江南弱女子的形象變得更加立體與形象。
對於擅長想象的朝鮮文人來說，這樣的添油加醋並不能滿足他們的幻想，因此他們又執筆繼續書寫季文蘭的閨中密事。
申錫愚咸豐十年（1860年）在“榛子店記” 中就著墨重點書寫了季文蘭被擄至瀋陽之後，常受到王章京夫人的欺辱“河東獅子，日吼數聲”，“鞭笞嚴下，辱等奴婢”，深受肉體與精神摧殘的季文蘭經常夜半三更時，獨自一人哭啼啼的來到後亭，“以淚和墨，題三詩於壁”，
其中最後一首訴說道“萬種憂愁訴與誰，對人強笑揹人悲。此詩莫把尋常看，一句詩成千淚垂”。
相較於金錫胄的敘述還有那麼一點的道聽途說的事實根據，而申錫愚所作的“榛子店記”裡的季文蘭形象，則完全屬於申錫愚自己添油加醋的想象了。
朝鮮文人筆下的季文蘭已經和歷史真實的季文蘭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個人物形象。前者是江南女子季文蘭，後者只是朝鮮文人想象虛構編排出的明清易代時的悲劇主角。
而後者，承擔著朝鮮文人對大明的思念，是季文蘭存在的唯一價值。
文人筆下無信史。
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信口可以雌黃，事實無法改變。
可若無良史，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這人間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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