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9年年底持續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從流行病學的角度，我們該如何看待目前的疫情發展形勢？如何從中總結吸取經驗教訓？為此，本報專訪了流行病學專家、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原院長、中華預防醫學會新冠肺炎防控專家組成員姜慶五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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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報：時至今日，我們該如何看待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發生發展的過程？未來疫情可能會是怎樣的走勢？
姜慶五：全國疫情防控的總體形勢分為兩部分來看，都在向積極的方向發展。
對於除湖北以外的全國其他地區來說，最初確診的病例幾乎都與湖北、武漢有關聯，1月23日武漢封城對於控制疫情向其他地區的輸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於疾病具有一定時間的潛伏期，武漢封城的效果體現在發病數字上也有一定的滯後性。大約經過一個潛伏週期後，進入2月份可以視為一個分水嶺，此前，全國其他地區每天的新增確診病例的數字一直在走高；此後開始進入緩慢下行通道，武漢封城的效果得以顯現。
在全國其他地區，嚴密排查有武漢、湖北旅行史、居住史的相關人員，並採取相應的隔離觀察措施，同時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都起到了很好的疫情防控作用。即使在有些省份出現了二代、三代病例也完全可以理解，畢竟事實已經證明這是一種很強的呼吸道傳染性疾病。
目前，全國已有超過20個省份出現了零新增，全國每日治癒出院病例數大於新增病例數，總體上說明醫院所承受的救治壓力正在減小，這些都是令人欣慰的變化趨勢。事實上，除湖北外，儘管全國其他地方的病例數有多有少，但各省整體發病水平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如果樂觀估計，除湖北外，全國絕大部分省份在2月底、3月初都將進入零報告階段。
就湖北省、武漢市的疫情防控形式而言，感染人群的數量實在太大了，給醫院救治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當地原有醫療資源已經遠遠不能滿足患者救治的需求。黨和國家及時做出關鍵決策，建設方艙醫院、全國馳援武漢，千方百計擴大收治能力，這些措施有力支援了湖北省的疫情防控。目前，武漢市已基本做到應收盡收、應治盡治，正逐步轉入主動排查收治患者的階段，這不僅有利於患者得到更好的救治，還將大大減少社區傳染源。如果能夠徹底堅持拉網式排查，千方百計在短時間內壓縮存在於社區的傳染源，湖北和武漢的疫情防控也有希望很快看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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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報： 不久前，國家明確了分區分級精準防控、有序推動復工復產的整體策略，我們該如何在復工復產的同時做好疫情防控？
姜慶五：復工復產和疫情防控確實存在著一定的矛盾關係。但是，如果全國各地長時間維持在一種近乎停擺的社會狀態，不僅會給社會經濟和生產帶來衝擊，也將給疫情防控帶來不利影響，特別是防控物資的供給。比如，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們已經買光了全世界的口罩，而全球口罩產能有很大比例分佈在中國，如果不能及時有序復工復產，全國在疫情面前的防護都會出問題。
科學防治、精準施策，分區分級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是非常正確的決策。疫情在全國的分佈情況很不均勻，目前，已有20多個省份出現了零報告，在很多地方並沒有發生明顯的社區傳播，客觀條件也支持逐步恢復正常的社會生產秩序。但需要指出的是，逐步復工復產也是對各地疫情防控階段效果的一次檢驗，各項防控措施仍然不能放鬆，一定要避免出現大規模的人群聚集，個人也應堅持佩戴口罩等防護措施。
就目前的疫情形勢來看，各地此前採取的防控措施仍然不能放鬆。在傳染性疾病的防控中，消化道傳染病等以糞口傳播、接觸傳播為主要途徑的傳染病，防控難度相對較小；而主要通過飛沫傳播的呼吸道傳染病，是防控難度最大的一類傳染病。而新冠肺炎又是一種人群普遍易感、傳染性很強的呼吸道傳染病，哪怕有一兩個“火星”散落在人群中，都有可能引起“一片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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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報：有觀點認為，在這次疫情應對初期，流行病學專家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對此您怎麼看？我們應該從中反思什麼？
姜慶五：2019年12月底，有人跟我說湖北出現了SARS，我還駁斥對方胡說八道，我也不相信武漢會出現疫情。在這種不明原因肺炎發生的早期，我們的信息披露有些不夠及時，當時大家道聽途說的消息很多，一直得不到正面的官方信息。但需要提醒的是，面對一種新發疾病，也要給專家一定的時間進行調查與研究，這不是一件可以草率定論的事。
最初，我們聽到了很多方方面面的知名學者在發聲，但幾乎沒有聽到真正有流行病學知識背景的公共衛生專家的聲音。我們應該反思的是，最初在判斷這種疾病可能存在的風險時有些猶豫了，有些過於依賴科學研究的結論了；鑑定病原、基因測序固然重要，但以往疫情防控的經驗和教訓也不能忽視。
應該讓經驗豐富的流行病學專家在早期共同參與疫情形勢研判。當時已經知道這是一種病毒性疾病、一種呼吸道疾病，而且早期表現出來的病死率也不低。在這種情況下，當很快出現幾十例患者的時候，就應該毫不猶豫地判斷它是一種傳染病，就應該給予高度警覺、想到最壞的結果，如果當時能夠早些時間採取嚴格的防控措施，就可能會避免更多的人被感染。但是很遺憾，我們錯失了一定的寶貴時間，這應該是最大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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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報：此次疫情是對我國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的一次重大考驗，經歷此次嚴重的新發傳染病疫情，我國疾病預防控制體系該如何完善發展？
姜慶五：經歷過2003年的非典疫情，我國以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為主體的公共衛生體系，迎來了一段時間的黃金髮展期；但隨著多年來傳染病相對“安生”，公共衛生又在逐漸被人遺忘，甚至有些地方有已經撤併了疾病預防控制機構。但醫院的服務對象是患者，公共衛生機構服務的對象是整個人群；如果將疾病預防控制等公共衛生機構併入醫院，最終的結果就是被臨床吃掉。
但有一點需要指出，患者出現疾病首先去的是醫院而不是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指望疾控機構靈敏地發現傳染病也是不現實的。
我們建立了全球最強大的傳染病直報網絡，覆蓋了全國各地的多級醫療機構，只要出現已知傳染病，各級醫療機構即可實時報告疫情，可以做到早發現、早干預，極大提高了我國傳染病預防和控制能力。
但我們的直報網絡也有一個缺點，那就是沒有覆蓋新發傳染病，如何改進直報系統，我的建議是加強症狀監測。一種新發的傳染性疾病，其症狀表現往往不外乎發熱、咳嗽、嘔吐、腹瀉與死亡等，這些都是很敏感的傳染病現象。比如，發熱時絕大多數傳染病都會出現的症狀，如果一個地方出現發熱病人突然增多，又無法通過已知的傳染病進行解釋，就應該引起高度警覺。
醫療機構開展症狀監測，一定要有專門的通道向疾控機構和衛生管理部門報告，所以未來加強疾控機構和醫療機構的信息互通十分重要，可以在醫院HIS系統內嵌入傳染病症狀監測報告系統，與疾控系統實現信息共享，同時培養臨床醫生的傳染病防控意識。部分西方發達國家，疾控機構還會向醫療機構派駐聯繫人建立直接聯繫，這種做法也值得借鑑。
審核：陳會揚 曹政 閆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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