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冰川思享號 icereview 作者/張明揚
這幾天，我所居住的小區群為了“如何居家隔離”吵翻了天。
沸騰：“小區良心”
本來，按照政策，重點地區（比如湖北）來人應隔離14天不得外出，但下沉到了基層，比如說我所在的小區，就層層加碼成了“所有外地人員”都必須自我隔離14天。
前幾天，我們這突然有一些業主要求進一步“加碼”，要物業在處於隔離期的鄰居門口貼上“詳細”的公示信息，他們還要求，“隔離戶”不許把垃圾扔在樓層公共垃圾桶，“隔離戶”不許下樓散步……
要知道，最近本小區根本就沒有鄰居從湖北歸來，所謂的“隔離戶”基本都是從江浙返程的，大多數根本和“重點地區”不沾邊。
▲小區的防控措施（圖/網絡）
出乎我意料的是，這一怎麼看起來都荒腔走板的要求竟在小區群裡得到了大範圍的應和聲，最先出來開炮的人還被追捧為“小區良心”。
在這之前，也還是在本小區，還出現過湖北隔離戶隔離已滿14天，卻被其他業主請願要求繼續隔離的怪事，為此還有人報了警。“小區良心”們的理由是，潛伏期不止14天，為了全小區的安全，滿了隔離期也禁止出門。
有朋友告訴我，在他們小區，阿姨也成了一個問題，很多業主（當然是沒有阿姨的）以安全的名義，阻止返城阿姨進入小區，最後鬧得阿姨的僱主們打電話報警，方才順利帶阿姨回家。
對於“安全”的定義和尺度，每個人或許都不一樣，我們自然要尊重此種多樣性，但關鍵是，如果我是一個安全偏好非常高的人，我自然可以選擇不讓阿姨返工，
但我們有什麼資格去阻擾其他人家的阿姨復工呢？我們家也有阿姨，關於何時讓阿姨返工也曾舉行過激烈的討論，最後達成的“妥協”是讓阿姨在她家中隔離滿兩週後就立即上崗，但在疫情期間，不讓阿姨坐公共交通晚上回家，而是“隔離”在我們家，我把我的書房讓給阿姨休息。
但就算我自認做得很到位了，仍然不願意將家裡阿姨返工的消息告訴其他鄰居，唯恐引發鄰里矛盾，事實上，在這段時間，我們都沒讓阿姨出過門。
對此，我們家的阿姨似乎是很能理解的。但新的問題是，阿姨總要回家，我們究竟何時才能讓阿姨回家？
如果追求“絕對安全”的話，我就根本不應該讓阿姨返工，但這個世界上，真的有“絕對安全”麼？更重要的是，我憑什麼認為阿姨就一定會比我們全家更不安全呢，難道就是因為我們是城裡人？
而常識告訴我們，傳染病本來就更是一種“現代城市病”，人口相對稀疏的農村本就不是病毒最熱愛地方，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應該是阿姨“懼怕”城裡人，而不是相反。
悖論：“遠交近攻”
我每天都可以在小區群裡看見各種“武漢加油”的感人話語，但一轉頭，就是各種歧視甚至謾罵“隔離戶”。如果說非重點地區的的人都被謾罵的話，在武漢“有旅行史的人”就更可想而知了。
這麼說吧，我們小區有一戶從湖北其他地方回來的家庭，不僅被公佈了各種家庭信息，即使隔離期滿了，被證明啥問題沒有，還被經常拿出來作為靶子洩憤。
遠程呼喊“武漢加油”，身邊謾罵外地歸人。 是的，這就是疫情以來這段時間，發生在很多大城市的“遠距離人道主義”。
我一位朋友很精準的總結為“遠交近攻”：將善意和家國情懷飄散在一個虛無縹緲的對象身上，而將惡意和戾氣瞄準在身邊的同事、鄰居和同城“外地人”身上。
前者更多是自我感動的漂亮話，而後者則是最真實的宣洩。但在這個特殊的時段中，我們很多人卻可以安之若素的遊走在這兩種顯然不相容的價值觀間，根據眼下的語境任意選擇更合意的說辭，狹隘即是寬容，謾罵即是關愛……
不能落實於身邊的人道主義和善意，除了自我標榜以外，又有多大的意義呢？
▲人們帶著口罩出門（圖/圖蟲創意）
疫情時期，這種價值觀上的割裂隨處可見。在中國的大城市裡，個人隱私的觀念按說本已深入人心，但疫情一來，各大小區裡到處都是要求公開隔離戶家庭詳細信息的“正義聲音”，呼聲之大，甚至讓你懷疑“個人隱私”這個詞語是否真在中國大城市裡存在過？
我在小區群裡戲謔地問：我下週就要坐地鐵公交上班了，我是否需要每天向全體鄰居們每天詳細彙報自己的行程，並且為自己頂風上班，還沒有開私家車向鄰居們進行深刻懺悔？
邏輯推至極致，可不就這回事麼？這不是王安石時代傳說中的“保甲制度”麼？
正如加繆在《鼠疫》中所說，“表面上，疫病迫使居民同病相憐唇齒相依，同時卻割斷了他們傳統的聯繫，使每個人重新陷入孤獨境地，因而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 ”
歧視：“從外地回來的人”
在疫情期間，一個在公共話語中政治不那麼正確的詞語，開始頻繁的出現在言說中：“外地人”。
如“地域歧視”和“城鄉歧視”這些我原本以為正在慢慢消失的“過時價值觀”也藉著正義良心，甚至以“地方自治”的名頭在社交媒體中重新大行其道，這其中很多人還是此前自詡寬容的知識分子。
對於這些“外地人”而言，“層層加碼”可能是這段時間最讓他們頭疼的事情之一。你首先得想辦法“進城”，很多城市給“外地人”返城設置了重重障礙，據說有很多返城私家車在高速上狼奔豕突，陷入了尋路中國何以為家的窘境，哪也不讓你進。
進了城，你還得想辦法回小區，能讓你隔離的小區就算不錯了，特別如果你是租戶，很多小區乾脆就不讓你進小區大門，哪怕你上個月還給保安遞過煙聊過天，說好的租售同權呢，如果你的身份證是“重點地區”的，那麼酒店也多半將你拒之門外。
就算你進了小區，自願隔離了，你還得面臨本文一開始說的各種“隔離歧視”，先不說被冷嘲熱諷吧，出門拿個快遞和外賣的權利可能都喪失了。
▲人們戴著口罩出門買菜（圖/圖蟲創意）
這個城市對你最友善的，可能就是你的老闆了，無論你困在哪裡，隔離在哪裡，他都熱切的希望你第一時間趕到公司上班，或許只有老闆，才不去關心你是否是外地人。
從理論上而言，“隔離”針對的是“從外地回來的人”，有外地旅行史的和你是否是本地人本無實質聯繫，本城居民去了外地旅遊回來一樣也要被隔離。但在民間輿論中，這一原本清晰的身份界定慢慢變成了“本地人”與“外地人”的爭端。
在各種真真假假的新聞催化下，一些“本地人”莫名其妙的自我加戲自居為城市安全的小衛士，他們苦心孤詣不畏辛勞自我隔離，維護了一片淨土；而“外地人”則在“本地”輿論中演變成了城市衛生秩序的破壞者，他們不守規矩，破壞城市精神，想方設法的“混入”這片城市淨土，甚至帶有惡意的隱瞞自己“可疑的”外地身份。
因此，在這些自詡代表城市良心的“本地人”看來，外地人這段時間最好就不要回城了，老老實實的呆在老家就是，趕著想回城的非蠢即壞，為了個人私利不惜破壞城市防疫大局。
但這些自我加戲的“本地人”並不想知道，他們眼中的外地人（破壞者）有些可能早就在這個城市安家，他們的工作單位也在催著他們回來上班。
“憑什麼不讓人家回到自己的家呢？”
但說到底，憑什麼不讓人家回到自己的家呢？
他們的理由是，非常時期，安全第一。但這種“安全”也是有選擇性的。
比如，很多自詡“安全第一”的年輕人會一邊大聲抱怨：為什麼快遞員這麼少快遞這麼慢，非常時期，他們怎麼可以這麼不給力，害得“我們”必須冒險出去購物，這還了得，這些人不是城市安全的罪人麼；又或者，他們還會抱怨，市場上酒精口罩等醫療物資為何緊缺，很多食品為何秒無，這些工廠為何不及時開工，工人為何不及時返城上班？
▲快遞小哥（圖/圖蟲創意）
然後，還是這一群人，一轉頭，又開始在社交媒體上大罵為何自己的城市不封城，有關部門為何要讓那麼多外地人在此刻湧入城市（其實已經重重設限了），而那些外地打工也為何如此不顧大局沒有素質非要返城……
可是，他們怎麼就不想想，如果封城了，外地人都返不了城了，誰給你這個“安全第一”連樓都不想下的高貴白領送快遞呢，誰給你去開工生產口罩呢？在他們的思維世界裡：自己不上班也應該有工資，工廠不開工也應該物資充裕，外地人不來本城也有人送快遞。
他們不想知道，或者知道也裝不知道，他們只想精緻的，有選擇的挑選對自己最有利的那一部分，有事鍾無豔，無事夏迎春。
可是，“外地人”又不可能生活在下水道里，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你需要他們送快遞的時候就BIU的一下突然出現在你面前，然後你嫌棄他們是行走的病毒源之時又識趣的消失的無影無蹤。他們不用住小區，不用坐公交地鐵，他們僅為這個城市服務而不用屬於這個城市，他們沒有價值，只有使用價值。
很多生活優裕的白領會認為，不就短期犧牲點賺錢麼，生命大於賺錢，在這個時候，呼籲外地人不要返城，是利人利己的好事啊。可是，這些人不知道或不想面對的是，這個國家有太多人並沒有勞動合同，沒有帶薪休假，更沒有兩倍三倍工資，他們手停口停，終日為衣食奔忙，你一句輕飄飄的“少賺點錢會死啊”，可能還就殘酷的說對了。
《了不起的蓋茨比》，一開始就寫道：“在你想評判任何人時請記得，這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如你一樣擁有那些與生俱來的好條件”。
“人的身上，值得讚賞的東西總是多於應該值得蔑視的東西。”
對很多被批評的“外地人”而言，返城復工就是一家的生計所繫，而他們這些家庭全部都加起來，就是國計民生，就是江湖廟堂，就是國脈民瘼。任何不惜一切的“代價”，都不應該包括他們。
當然，我們也應該理解身邊人的恐懼，特別是各種信息充滿不確定時的那種恐懼。加繆在《鼠疫》中也寫到了相似的恐懼：
“就在城中心，有人打算把某些受鼠疫侵襲格外嚴重的街區隔離起來，只允許執行公務必不可少的人出入。一直在那裡居住的人們肯定會認為這個措施是故意刁難他們，不管怎樣，他們都會把自己和別的街區以及可以自由來往的人對比起來考慮。
反之，那些尚可以自由來往的人在危難時刻一想到別的人比他們更不自由時，又從中得到一些安慰。‘總有比我更受束縛的人’，這句話便概括了當時能夠抱有的唯一的想法。”
內森·沃爾夫在《病毒來襲》中寫到，“全球性大連接也使地球上出現全新的疾病，擴大了可怕的動物病毒的傳播範圍。這些交通手段創造了一個互聯世界——對以前分散在各處，並處於靜止狀態的感染源而言，它是一個巨大的微生物混合器。地球成了新型微生物混合器，這一事實將永久改變流行病影響人類的方式，是它真正把我們帶入了流行病時代。”
因此，現代城市面對病毒時那種恐懼甚至是過度反應，也未必是一種非理性的發洩，也是有其邏輯基礎的。但是，人類和歷史，包括我們自己，既然選擇了現代城市和全球化的生活方式，就必須去勇敢的接受和麵對可能隨之出現的未知黑洞。
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十分勇敢而毫不掩飾的面對這個事實：是病毒而不是其他東西才是我們的敵人，我們不能因為不敢直面病毒的恐懼，而去尋找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敵人，歧視和攻擊只是反映了我們的恐怖和心中的暗黑角落而已。
理查德·普雷斯頓在精彩卻讀來令人心生恐懼的《血疫》中寫道，“文明與病毒之間，只隔了一個航班的距離”。
▲《血疫》，[美] 理查德·普雷斯頓著，姚向輝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3月
但是，病毒才是我們的敵人，而不是航班，更不是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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