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康派”與“棒康派”的爭論由來以久，一百多年來，雙方引經據典，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我認為，只有“回到歷史現場”，才有可能弄清楚誰是真正的戊戌變法領袖。
康有為是這樣被神話的
戊戌變法是全國性的改革運動，因此，只有領導戊戌變法運動的決策者才有資格成為“戊戌變法領袖”。
史料表明，終其一生，光緒皇帝只召見了康有為一次，時間不過三刻（當事人張元濟語。而《康南海自編年譜》裡卻吹噓為：“蘇拉迎問，蓋對逾十刻時矣，從來少有也。”）召見後，皇上並未重用他，只是將他從工部主事平調到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作為一個六品官員，他再也無法面見皇上，如何對光緒施加政治影響、讓皇上“言聽計從”呢？康有為先解釋說，是光緒授予他“專摺奏事”權。實際上，這個謊言很容易被識破。因為，如果他真的擁有“專摺奏事”權，為什麼召見之後，他的很多奏摺，還要通過楊深秀、宋白魯、徐致靖等高官代遞？
戊戌事變後，康有為被迫流亡海外，他又披露是靠“密詔左右皇上”。問題是，如果康有為的奏摺是通過譚嗣同等軍機四章京偷偷帶入宮中，那麼，軍機四章京是9月5日任命的，每天兩人一班，分成兩班到軍機處入值，從任命到戊戌事變，滿打滿算也只有16天，而且，他們並不是每天都能見到光緒皇帝，有的甚至一次都未見到過，能帶多少條“密詔”？在9月5日之前，康有為是通過誰傳送“密詔”的？“密詔左右皇上”經不起考問。傳言康有為是通過特別恩准，可以隨意出入宮禁，這是不可能的。蘇繼祖在《戊戌朝變紀聞》中十分肯定地說：“康氏兄弟進宮之謠，無人不知，且有汙穢宮闈之語。苟有人心者皆不忍聞。欲知造此謠言者乃當道王公，尚有鹹廟皇孫在內。……狺狺獸語，不足聽聞。”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佈了《明定國是詔》。限於身份，康黨對別人上書情況及朝廷採納上書決策過程並不瞭解。7月5日，梁啟超在給友人夏曾佑的信中頗為得意地說：“新政來源，真可謂全出我輩。”10月6日晚，康有為逃亡海外，途經香港，接受了《中國郵報》記者的採訪。他首先抨擊太后固執專權，虛耗軍費，任用閹宦，並且公開了皇帝與太后的矛盾。其次，他詳細地介紹了新政情況，著重敘述了自己被皇帝啟用的經過，解釋了自己的變法主張，肯定了光緒對維新的支持態度，為把自己塑造為“戊戌變法領袖”大造輿論。不久，康、梁在日本相見。10月26日，梁啟超上書日本外務大臣大隈重，指出：“西后即日垂簾，榮祿馳入政府，以康先生最為皇上所信用，數月以來新政皆出其手，故誣以篡逆之罪名，罪及黨類……禍至今日，不堪問矣！”
從12月23日開始，梁啟超陸續發表並結集出版了《戊戌政變記》，“第一次對戊戌維新運動從整體上進行描述，建立了一個以康有為為領袖、以康氏政治活動為主線的戊戌維新運動敘述框架。其中《戊戌政變記》第一篇《變法實情》第一章《康有為向用始末》，集中說明了康有為與戊戌新政的關係；該書附錄一《改革起原》，也以康有為的事蹟為線索，介紹改革的源起。兩文均以康氏個人為主線，互為表裡，描繪出了從1895年到1898年以康有為為主的變法運動史。”“康有為是戊戌變法領袖”的神話初具雛形。作為史學家，梁啟超後來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也做了檢討：“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變記》，後之作清史者記戊戌事，誰不認為可貴之史料？然謂所記悉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則？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跡放大也。”
隨後，康有為以“衣帶詔”做幌子，遊說集資，在海外開展保皇運動，知名度迅速提高。鄺兆江在《戊戌政變前後康有為》一文中指出：“康所到之處，官方和輿論對他的稱呼便鮮能恰如其分，而且常會誇大失實，康自然將錯就錯，不去一一更正……政變前僅屬一名工部主事、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的康有為，政變後搖身一變成為國際矚目、先後遊歷四大洲30多國的流亡政要。變化之驟且巨，恐怕康先前作夢也沒有想過。”
上世紀50年代後期，戊戌變法研究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以前研究戊戌變法和康有為上書都根據康有為本人於宣統三年五月刊印的《戊戌奏稿》，大家對之深信不疑。哪裡會想到，他所刊行的並非戊戌時期的真奏議。康有為部分是由於原稿不在手頭，更重要的是為了辛亥革命期間的政治需要，竟把自己過去的上書增刪篡改，弄得面目全非，刊印公佈出來。這樣就把後世的研究工作者引入了歧途……”1957年，在《戊戌變法史論叢》中，湯志鈞就是根據《戊戌奏稿》所收錄的康有為的奏件內容，將其變法主張和戊戌新政列表排比，“找出”了二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影響頗大。1984年，他又如法炮製，分別出版了《戊戌變法史》和《康有為與戊戌變法》，得出了“新政上諭差不多都是根據康有為的歷次上書和詔定國是後的專折建議頒佈的”、“他所領導的戊戌變法是一種改良主義運動”的結論，為“康有為領袖說”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依據。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康有為是戊戌變法領袖”的造神基本路徑：其一，在戊戌變法期間，由康梁等宣傳、頑固派謠傳，使康有為成為“新聞人物”；其二，戊戌事變後，康梁攜手“創作”了康記戊戌變法史，又經過海內外長達16年的反覆“炒作”，使康有為成了戊戌變法的“中心人物”；其三，1911年，康有為根據已披露的戊戌新政史料，重新加工、整理並出版了《戊戌奏摺》，將自己美化成為“新政來源”，《戊戌奏摺》進而成為眾多人研究戊戌變法的“經典”。建國後，經湯志鈞們將《戊戌奏摺》中的康氏變法主張和戊戌新政列表排比，坐實、催生了“康有為是戊戌變法領袖”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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