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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孝存 （1946—）筆名柳村、曉村、樺木林，北京人，祖籍河北昌黎。北京作家協會第四屆理事。1972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著有專著《小說結構學》，長篇小說《西伯與商紂》，中篇小說《四合院風情》，中篇報告文學《夢斷俄羅斯》，中篇紀實文學《古都記憶北京魅力》，中短篇小說集《學生自遠方來》，小說散文集《紅氣球·藍太陽》，散文集《秋蟲交響樂》，長篇傳記文學《史沫特萊的故事》，長篇紀實文學《婚戀家庭大趨勢預測》，長篇歷史隨筆《光緒三十一年》，文化專著《周易與人生謀略》《周易與古今生活》《中國神秘言語》，文論《昨日沙灘——關於〈相信未來〉及其歷史風塵的隨筆》《小說藝術談片》《報告文學寫作論》《傳記文學的特徵》，電視劇劇本《都市彩虹》，二十集電視專題片《北京神魂》腳本等。
引言：一段悲慘而又複雜的歷史； 一個悲慘而又年輕的皇帝 ；一場悲慘而又未亡的帝國殘影；一部學史治史的指導範本。
以前每次讀關於中國近代史的書籍時，有一種因為憤恨、激動的心理因素影響下，總是是是而非去看關於近代史的書籍，發表自己毛毛糙糙的見地。
從讀了劉孝存先生的《光緒三十一年》之後，我的才有了對近代史相對理性的認識。現在想想真是不該，但我相信那是無知的原因，不是我真心的做作,畢竟一首歌中說的好:“ 只因那時年少，把一切想的太少……”所以我認為學習歷史、對歷史知識的掌握程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長期的歷史學習中逐漸，一點一滴積累的結果，而這種歷史觀點和歷史概念也是在對歷史知識掌握的過程中樹立起來的，所以學習歷史，考據歷史，再到研究歷史，最重要的還是對歷史知識的掌握和對史料的考據，只有充分的掌握了歷史知識，才能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考據歷史最大的通病不在於對歷史怎麼學習，而是對歷史知識掌握的不透徹的情況下狂妄的對歷史做出評價，胡亂的發表意見。 就像我說我讀關於中國近代史時的表現，當然那種表現可以用“主觀情緒”這個詞來形容，所以考據歷史最主要的要克服主觀情緒帶來的負面影響，但是也不能完全的把主觀思想否定掉，因為歷史這門學科或者說科學有它的獨特之處，主觀思想的理性想象在歷史學考據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千萬不能完全的拋開主觀思想務實的科學考證，因為有些歷史時間和人物現在是無法進行正面交涉或者說將過去的歷史想播放電影一般重新放映一遍，讓你仔細的去觀察研究，這也就是歷史學科和其他學科研究方法和思想的不同之處。
中國近代社會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存在狀態,自從中英衝突而引發的社會危機開始，中國就已經不能自主的發展。
康乾盛世已經成為清朝臣民美好的回憶，那些在康熙爺、乾隆爺領導下的臣子民眾也明白，盛世已經過去，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這種社會變革不像中國歷史由來的傳統方式(即出現一個真命天子，通過王朝革命推翻前朝統治，建立一個新的王朝)來解決，而是陷入了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的泥潭。其實傳統的社會危機並不是沒有，例如乾隆末年的時候興起於河南、河南、河北、山東等地的白蓮教起義，給新即位的嘉慶帝就添了不少的麻煩，唯一值得慶幸的最後還是平定了下去，但是那種康乾盛世的富庶境況已經是傳說或者說是一種懷念的往事。嘉慶皇帝是一個不怎麼合格的守成之君，他對於政事倒是特別的勤奮，但是一個帝國即將進入暮年，若不進行雷厲風行的整頓，那是不可能重新振作起來的，然而嘉慶皇帝缺乏的就是這種像雍正大帝一樣的政治魄力。 當然乾隆皇帝留給他的帝國不像康熙大帝留給雍正的那樣富有整頓條件，而且人心不古迴天無力;到了道光皇帝時，社會更加的矛盾激化，白蓮教幾度想要復活，土地兼併致使老百姓沒了活路，大多積蓄在地主名下，成了佃戶，然而這些畢竟是內部小事，如果遇到條件和能臣幹吏倒是可以解決的，但是道光皇帝不像他的父親和爺爺那麼幸運，他攤上了和外夷打交道的勾當，很遺憾他輸了，簽訂了《南京條約》，賠款不說，還被迫開放了五處通商口岸，香港島也拱手相讓，成了外夷侵略中國的大本營。如果說道光帝和外夷的第一次交手失敗是因為對敵寇的瞭解不夠深刻，對國內的現狀管窺的不夠透徹倒還可以理解，畢竟古話說的好: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次是因為不能做到知己知彼而致失敗，那麼就可以相仿越王勾踐臥薪嚐膽，再圖大義，整頓朝綱，清查貪官汙吏。然而道光帝沒有臥薪嚐膽，而是繼續做他的天朝上國的白日大夢，不光道光帝這樣，而且他還呼籲他的臣子和他一起做，當然也有不想和道光帝做夢的，但是下場很不好，比如林則徐朝為總督想和道光帝做夢的，但是下場很不好，比如林則徐朝為總督毀鴉片，暮貶新疆路八千。
對於外夷而言這場鴉片戰爭是一件舉國躊躇的大事，就連英國議會決議時也有很多的議員反對這場戰爭，因為他們對大清帝國還是抱有很大的畏懼，所以這場戰爭到底誰是贏家還拿不準。
然而出乎人意料的是，這場戰爭以中國的失敗宣告結束，並且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從此各地賠款的事兒數不勝數，例如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籤訂的《北京條約》、《天津條約》等，中法戰爭中籤訂了《中法條約》，中日甲午戰爭後簽訂的《馬關條約》，庚子之變後簽訂的《辛丑條約》等等，從單純的謀取經濟利益.上升到謀取更大的政治權益，然後以政治干預手段間接的控制大清帝國的獨立自主。
我們都感到迷惑不解的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不管是政府也好，還是民眾也好，都沒有反映過來這次失敗似得，除了一些比較開明進步人士對這次的戰爭失敗做出侷限的反思之外，其他的人，上至皇帝親貴，下至文武百官都是保持“沉默”的狀態，就連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也夾雜著盲目自大的原因。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失敗了，然而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運動卻以清政府的勝利告終,中國人在對外態度總是在戰和的邊緣徘徊，既然要和，那麼就應該拿出誠意對待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侵略，可是政府既沒有和的誠意和策略，卻開戰時也是保持第一次鴉片戰爭時的狀態，最終導致戰爭的失敗。然而當面對國內的革命時卻表現出的是空前的團結，他們有完整的戰略策劃，能夠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全力對付農民知識分子的起義，最終將其鎮壓下去，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外國侵略者侵略中國的良好環境。
通過這次社會空前團結的鎮壓革命行動，清政府發現在鎮壓革命中所應用的先進武器裝備很是管用，所以一些技術方面的開明人士提出了大清特色建設國家的口號，既“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開始在軍隊方面進行現代化建設，從此北洋艦隊，福建艦隊，南洋艦隊三隻海軍相繼建立。但是，由於在建設海軍的過程中出現了經費短缺、技術人才缺乏的問題，所以成立軍備人才培養學堂和一些官商、合營的企業，以此為目的進行著大清特色的國家假設，然而一切卻在不徹底的中庸思想下進行，例如建立的一些學堂，僅僅是培養一些擁有海軍知識和翻譯知識的人才，留學海外的學童更是限制條件很多，最後還沒有在完成學業的情況下全部召回，既浪費了國家經費也沒能培養出擁有相當高水平的知識人才，不得不說這種中庸的、保守的政府態度。正是當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大清特色，大清特色國家建設成果不能適應當時的社會基礎，或者說大清特色國家建設路線從一開始就是在各方面的侷限下進行，中法海戰中福建海軍全軍覆沒，北洋海軍在中日甲午海戰中全軍覆沒，各項賠款來自於國家從農民手中徵來的農業稅和洋務運動中企業建設所獲得的資金，因此說這場聲勢好大的大清特色國家建設，除了在名義上開創了現代化之外，沒有一點實際成就，既沒有維護好國家獨立的各項利益，也不能抵禦外寇的強勢進攻，所以這種中庸的、保守的大清特色國家建設方針，遭到社會、政府各階級的質疑。
隨之而起的就是在甲午戰爭簽訂《馬關條約》之後的戊戌變法，但是任然沒有突破中庸、保守的思想限制，或者說知識社會各階層的一時衝動所實行的憤怒義舉，這種憤怒義舉之所以能夠得到社會各階級的積極參與和默默支持，是因為這次活動激發了民族感情。
從康有為的“全變”、“速變”的政治口號和光緒皇帝《明國是詔》中變革的內容就可以看出，這純粹是民族感情激發下的憤怒義舉，而不是建立在理性和實際的基礎.上的社會改革。就算是改革，放眼中國歷史上的改革活動，成功的屈指可數，例如西漢末年的“王莽改制”、“北宋王安石變法”、明朝的“張居正改革”，都是以失敗告終，將這些改革的歷史人物和戊戌變法時的人物相比較，就可以知道清朝末年的這次變法改革失敗幾乎是必然的，說到這裡不妨可以讚揚一下袁世凱，因為在這次變法中，他保持了清醒的頭腦，而沒有參與大逆不道的提兵弒殺慈禧的行動，給自己一條後來一展抱負的機會和條件;但是他卻因此被後世人所唾棄，我為袁世凱感到不平。
新世紀之初的中國人，不管是民眾還是一些政府官僚，將這種民族情感激發下的憤怒義舉發揮到了極致，便是所謂的義和團運動。
很多人對義和團運動時的政府態度表示深刻的批判，我不知道他們批判的是政府支持了這場運動還是鎮壓了這場運動，我想他們是可能對這次事件沒有進行理性的思考，而是站在了民族大義的立場上所進行的批判，因為這場運動之初以慈禧為首的清政府是支持的，由此才下令對八國宣戰，宣戰遭到了許多外臣的反對，因此才發生“東南互保事況”，直到戰爭越來越失利，慈禧攜光緒帝出逃陝西時才給各級官員下令鎮壓義和團起義，來討得外國侵略者的議和允許，所以說對“庚子事變”要做出深入的理性思考，才能對當時的事件和人物做出正確的歷史評價。
光緒三十一年是一個平年，由於距離“庚子事變”已經五年有餘，距離六年後的辛亥革命似乎還是很遙遠，所以當時慈禧皇太后依然居住在紫禁城，照樣召集官員討論新政改革的問題，她的威嚴依然是能夠震懾上下官僚，光緒皇帝身體還是很不好，但是他經歷過變法失敗後，就像成熟了許多，開始研究一些許多西方書籍，尤其是法律和政治方面的知識。到了晚上依舊咳嗽不止，有時會咳出鮮血，這也是由於瀛臺這個地方太潮溼所致，而且生活也不是怎麼周全，加上日夜勞累，身體肯定是吃不消的。
這年9月2日，慈禧皇太后在徵集了各方面的意見之下，廢除了中國歷史上延續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但是這一舉措到底是對還是錯，站的立場不同，放眼歷史發展的長遠角度不同，得出的結論也是不同。
這一年，光緒三十一年，日本明治三十八年，越南成泰十七年，是一個再也平常不的年份，然而我們的大清帝國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這個時候慈禧太后和滿清親貴依然在為自己謀取私利而不顧及全體中國人的利益，雖說預備立憲已經開始實行，內閣制度已經成立，但是這個內閣中滿族九人，其中皇族五人，漢族四人，而實際大權依然在滿清貴族的手中，
他們依然是為了維護自己獨裁統治的立場上進行的改革或者說立憲，科舉已經廢除，而政府機關漢族地位仍然那麼微不足道，致使社會各階級尤其是漢族知識分子，不得不採取這種徹底的而不是中庸的、保守的革命來結束大清王朝滿清貴族專政的局面，開創民主共和的歷史新局面。
不管學史深刻不深刻，對史學感不感興趣，能不能把自己的觀點說出來，才是對史學的真正尊重。
不然，整日學史讀史書，一直站在別人的觀點和思想下學習歷史，終將一無所獲，換句話說，把學史學當作讀史、欣賞歷史的人，就像學歷史專業的學生把學歷史只當作將來拿得學歷的手段一樣，他們都把歷史學習當作權宜之計，前者是盲無目的的學習歷史，後者那不叫學習歷史，而是在吃飽穿暖睡好的狀態下對歷史進行針鋒相對的侮辱。
學習歷史首先要敢於和歷史正面交鋒，不管自己說的和別人有多麼大的差距，只要自己認為這樣正確就應該堅守自己的立場，而沒有必要去附和他人，當然你自己的想法必須要是合情合理的。
你不能把康有為說成是太平天國的著名將領，或者說袁世凱繼承了宣統皇帝的帝位，這樣的說法對無知小兒而言，他會誇你還知道幾個歷史名人，對於有專門歷史知識的人而言，他們不會和你費口舌爭執，原因應該自己明白。
後記：《光緒三十一年》用富有文學藝術的語言，挖掘歷史的真相，給學史之人新的思考歷史、品鑑歷史的獨到視角和方法，值得我們去拜讀、去思索、去品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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