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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孝存 （1946—）笔名柳村、晓村、桦木林，北京人，祖籍河北昌黎。北京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197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专著《小说结构学》，长篇小说《西伯与商纣》，中篇小说《四合院风情》，中篇报告文学《梦断俄罗斯》，中篇纪实文学《古都记忆北京魅力》，中短篇小说集《学生自远方来》，小说散文集《红气球·蓝太阳》，散文集《秋虫交响乐》，长篇传记文学《史沫特莱的故事》，长篇纪实文学《婚恋家庭大趋势预测》，长篇历史随笔《光绪三十一年》，文化专著《周易与人生谋略》《周易与古今生活》《中国神秘言语》，文论《昨日沙滩——关于〈相信未来〉及其历史风尘的随笔》《小说艺术谈片》《报告文学写作论》《传记文学的特征》，电视剧剧本《都市彩虹》，二十集电视专题片《北京神魂》脚本等。
引言：一段悲惨而又复杂的历史； 一个悲惨而又年轻的皇帝 ；一场悲惨而又未亡的帝国残影；一部学史治史的指导范本。
以前每次读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籍时，有一种因为愤恨、激动的心理因素影响下，总是是是而非去看关于近代史的书籍，发表自己毛毛糙糙的见地。
从读了刘孝存先生的《光绪三十一年》之后，我的才有了对近代史相对理性的认识。现在想想真是不该，但我相信那是无知的原因，不是我真心的做作,毕竟一首歌中说的好:“ 只因那时年少，把一切想的太少……”所以我认为学习历史、对历史知识的掌握程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学习中逐渐，一点一滴积累的结果，而这种历史观点和历史概念也是在对历史知识掌握的过程中树立起来的，所以学习历史，考据历史，再到研究历史，最重要的还是对历史知识的掌握和对史料的考据，只有充分的掌握了历史知识，才能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考据历史最大的通病不在于对历史怎么学习，而是对历史知识掌握的不透彻的情况下狂妄的对历史做出评价，胡乱的发表意见。 就像我说我读关于中国近代史时的表现，当然那种表现可以用“主观情绪”这个词来形容，所以考据历史最主要的要克服主观情绪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也不能完全的把主观思想否定掉，因为历史这门学科或者说科学有它的独特之处，主观思想的理性想象在历史学考据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能完全的抛开主观思想务实的科学考证，因为有些历史时间和人物现在是无法进行正面交涉或者说将过去的历史想播放电影一般重新放映一遍，让你仔细的去观察研究，这也就是历史学科和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和思想的不同之处。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存在状态,自从中英冲突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开始，中国就已经不能自主的发展。
康乾盛世已经成为清朝臣民美好的回忆，那些在康熙爷、乾隆爷领导下的臣子民众也明白，盛世已经过去，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种社会变革不像中国历史由来的传统方式(即出现一个真命天子，通过王朝革命推翻前朝统治，建立一个新的王朝)来解决，而是陷入了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泥潭。其实传统的社会危机并不是没有，例如乾隆末年的时候兴起于河南、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白莲教起义，给新即位的嘉庆帝就添了不少的麻烦，唯一值得庆幸的最后还是平定了下去，但是那种康乾盛世的富庶境况已经是传说或者说是一种怀念的往事。嘉庆皇帝是一个不怎么合格的守成之君，他对于政事倒是特别的勤奋，但是一个帝国即将进入暮年，若不进行雷厉风行的整顿，那是不可能重新振作起来的，然而嘉庆皇帝缺乏的就是这种像雍正大帝一样的政治魄力。 当然乾隆皇帝留给他的帝国不像康熙大帝留给雍正的那样富有整顿条件，而且人心不古回天无力;到了道光皇帝时，社会更加的矛盾激化，白莲教几度想要复活，土地兼并致使老百姓没了活路，大多积蓄在地主名下，成了佃户，然而这些毕竟是内部小事，如果遇到条件和能臣干吏倒是可以解决的，但是道光皇帝不像他的父亲和爷爷那么幸运，他摊上了和外夷打交道的勾当，很遗憾他输了，签订了《南京条约》，赔款不说，还被迫开放了五处通商口岸，香港岛也拱手相让，成了外夷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如果说道光帝和外夷的第一次交手失败是因为对敌寇的了解不够深刻，对国内的现状管窥的不够透彻倒还可以理解，毕竟古话说的好: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次是因为不能做到知己知彼而致失败，那么就可以相仿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再图大义，整顿朝纲，清查贪官污吏。然而道光帝没有卧薪尝胆，而是继续做他的天朝上国的白日大梦，不光道光帝这样，而且他还呼吁他的臣子和他一起做，当然也有不想和道光帝做梦的，但是下场很不好，比如林则徐朝为总督想和道光帝做梦的，但是下场很不好，比如林则徐朝为总督毁鸦片，暮贬新疆路八千。
对于外夷而言这场鸦片战争是一件举国踌躇的大事，就连英国议会决议时也有很多的议员反对这场战争，因为他们对大清帝国还是抱有很大的畏惧，所以这场战争到底谁是赢家还拿不准。
然而出乎人意料的是，这场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宣告结束，并且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各地赔款的事儿数不胜数，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中法战争中签订了《中法条约》，中日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庚子之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等等，从单纯的谋取经济利益.上升到谋取更大的政治权益，然后以政治干预手段间接的控制大清帝国的独立自主。
我们都感到迷惑不解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管是政府也好，还是民众也好，都没有反映过来这次失败似得，除了一些比较开明进步人士对这次的战争失败做出局限的反思之外，其他的人，上至皇帝亲贵，下至文武百官都是保持“沉默”的状态，就连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也夹杂着盲目自大的原因。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失败了，然而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却以清政府的胜利告终,中国人在对外态度总是在战和的边缘徘徊，既然要和，那么就应该拿出诚意对待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可是政府既没有和的诚意和策略，却开战时也是保持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状态，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然而当面对国内的革命时却表现出的是空前的团结，他们有完整的战略策划，能够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全力对付农民知识分子的起义，最终将其镇压下去，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外国侵略者侵略中国的良好环境。
通过这次社会空前团结的镇压革命行动，清政府发现在镇压革命中所应用的先进武器装备很是管用，所以一些技术方面的开明人士提出了大清特色建设国家的口号，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开始在军队方面进行现代化建设，从此北洋舰队，福建舰队，南洋舰队三只海军相继建立。但是，由于在建设海军的过程中出现了经费短缺、技术人才缺乏的问题，所以成立军备人才培养学堂和一些官商、合营的企业，以此为目的进行着大清特色的国家假设，然而一切却在不彻底的中庸思想下进行，例如建立的一些学堂，仅仅是培养一些拥有海军知识和翻译知识的人才，留学海外的学童更是限制条件很多，最后还没有在完成学业的情况下全部召回，既浪费了国家经费也没能培养出拥有相当高水平的知识人才，不得不说这种中庸的、保守的政府态度。正是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清特色，大清特色国家建设成果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基础，或者说大清特色国家建设路线从一开始就是在各方面的局限下进行，中法海战中福建海军全军覆没，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各项赔款来自于国家从农民手中征来的农业税和洋务运动中企业建设所获得的资金，因此说这场声势好大的大清特色国家建设，除了在名义上开创了现代化之外，没有一点实际成就，既没有维护好国家独立的各项利益，也不能抵御外寇的强势进攻，所以这种中庸的、保守的大清特色国家建设方针，遭到社会、政府各阶级的质疑。
随之而起的就是在甲午战争签订《马关条约》之后的戊戌变法，但是任然没有突破中庸、保守的思想限制，或者说知识社会各阶层的一时冲动所实行的愤怒义举，这种愤怒义举之所以能够得到社会各阶级的积极参与和默默支持，是因为这次活动激发了民族感情。
从康有为的“全变”、“速变”的政治口号和光绪皇帝《明国是诏》中变革的内容就可以看出，这纯粹是民族感情激发下的愤怒义举，而不是建立在理性和实际的基础.上的社会改革。就算是改革，放眼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活动，成功的屈指可数，例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北宋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改革”，都是以失败告终，将这些改革的历史人物和戊戌变法时的人物相比较，就可以知道清朝末年的这次变法改革失败几乎是必然的，说到这里不妨可以赞扬一下袁世凯，因为在这次变法中，他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而没有参与大逆不道的提兵弑杀慈禧的行动，给自己一条后来一展抱负的机会和条件;但是他却因此被后世人所唾弃，我为袁世凯感到不平。
新世纪之初的中国人，不管是民众还是一些政府官僚，将这种民族情感激发下的愤怒义举发挥到了极致，便是所谓的义和团运动。
很多人对义和团运动时的政府态度表示深刻的批判，我不知道他们批判的是政府支持了这场运动还是镇压了这场运动，我想他们是可能对这次事件没有进行理性的思考，而是站在了民族大义的立场上所进行的批判，因为这场运动之初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是支持的，由此才下令对八国宣战，宣战遭到了许多外臣的反对，因此才发生“东南互保事况”，直到战争越来越失利，慈禧携光绪帝出逃陕西时才给各级官员下令镇压义和团起义，来讨得外国侵略者的议和允许，所以说对“庚子事变”要做出深入的理性思考，才能对当时的事件和人物做出正确的历史评价。
光绪三十一年是一个平年，由于距离“庚子事变”已经五年有余，距离六年后的辛亥革命似乎还是很遥远，所以当时慈禧皇太后依然居住在紫禁城，照样召集官员讨论新政改革的问题，她的威严依然是能够震慑上下官僚，光绪皇帝身体还是很不好，但是他经历过变法失败后，就像成熟了许多，开始研究一些许多西方书籍，尤其是法律和政治方面的知识。到了晚上依旧咳嗽不止，有时会咳出鲜血，这也是由于瀛台这个地方太潮湿所致，而且生活也不是怎么周全，加上日夜劳累，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
这年9月2日，慈禧皇太后在征集了各方面的意见之下，废除了中国历史上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但是这一举措到底是对还是错，站的立场不同，放眼历史发展的长远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同。
这一年，光绪三十一年，日本明治三十八年，越南成泰十七年，是一个再也平常不的年份，然而我们的大清帝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这个时候慈禧太后和满清亲贵依然在为自己谋取私利而不顾及全体中国人的利益，虽说预备立宪已经开始实行，内阁制度已经成立，但是这个内阁中满族九人，其中皇族五人，汉族四人，而实际大权依然在满清贵族的手中，
他们依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独裁统治的立场上进行的改革或者说立宪，科举已经废除，而政府机关汉族地位仍然那么微不足道，致使社会各阶级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不得不采取这种彻底的而不是中庸的、保守的革命来结束大清王朝满清贵族专政的局面，开创民主共和的历史新局面。
不管学史深刻不深刻，对史学感不感兴趣，能不能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才是对史学的真正尊重。
不然，整日学史读史书，一直站在别人的观点和思想下学习历史，终将一无所获，换句话说，把学史学当作读史、欣赏历史的人，就像学历史专业的学生把学历史只当作将来拿得学历的手段一样，他们都把历史学习当作权宜之计，前者是盲无目的的学习历史，后者那不叫学习历史，而是在吃饱穿暖睡好的状态下对历史进行针锋相对的侮辱。
学习历史首先要敢于和历史正面交锋，不管自己说的和别人有多么大的差距，只要自己认为这样正确就应该坚守自己的立场，而没有必要去附和他人，当然你自己的想法必须要是合情合理的。
你不能把康有为说成是太平天国的著名将领，或者说袁世凯继承了宣统皇帝的帝位，这样的说法对无知小儿而言，他会夸你还知道几个历史名人，对于有专门历史知识的人而言，他们不会和你费口舌争执，原因应该自己明白。
后记：《光绪三十一年》用富有文学艺术的语言，挖掘历史的真相，给学史之人新的思考历史、品鉴历史的独到视角和方法，值得我们去拜读、去思索、去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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