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識看似簡單，然而現代社會我們卻經常做一些反常識的事情，因為我們不屑於去思考常識究竟是什麼，我們急功近利，好高騖遠，故而離常識越來越遠。錢理群先生告訴我們該如何回到常識。
我們已經是過來人了：年輕時也是把禿頭的老人看作是“智者”，希望從他們的口裡、筆下聽到、看到充滿智慧的格言，抄錄在小本本上，自我欣賞或炫耀於小夥伴。想不到如今自己毛髮稀落、兩鬢斑白，黃偉經先生來信要求為讀者寫點“智言”時，卻只能交白卷了。但黃先生仍不肯放過，再三吩咐，非完卷不可。無奈之中，就想到姑且發一點議論：對於“智言”，不可全信，也不可全不信。
這其實也是人生經驗之談：我們這代人一輩子做了很多蠢事，吃了不少虧，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太熱衷於豪言壯語，而忘記了常識。比如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沒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這話說的多有氣魄，而且似乎頗富哲理，也應算作是“智言”吧。但我們——當時（1958年）的年輕人相信了，全國的知識分子、工人、農民都相信了，並且照著去辦，搞什麼“大躍進”，要“向地球開戰”——這是大詩人郭沫若的名句，大概也是“智言”。結果呢，就因為違背了常識，終於受到了懲罰。而且是全民族的：整個國家弄到沒有飯吃的地步，死了上千萬人。妄信“智言”會家破人亡，這在今天的年輕人是不可想象、無法理解的；但卻是20世紀中國的歷史真實。
當然也有真正的“至理名言”。我始終牢記而不敢忘的，是魯迅的一句話：“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華蓋集·忽然想到之六》）這裡說的都是常識：“一要生存”——人的生命最寶貴、最重要，我們搞改革、搞建設，都是“要人活”的；因此不要因為中國人多，就不把中國人的生命當回事兒，甚至打著某種“大義”的旗幟號召人們去死。“二要溫飽”——物質第一，民以食為天，吃飯最重要，搞改革、搞建設的目的就是要讓“每張嘴（而不是少數人的嘴）都有面包，每個家（而不是少數人的家）都有住宅”；因此不要自己吃飽了（甚至是過度的飽了），卻要求別人（例如年輕人、知識分子）“安貧樂道”。“三要發展”——人既是又不是動物，溫飽之外還要有精神的發展，先驅者的理想除了麵包與住宅，還希望“每個小孩都受教育，每個人的智慧都有機會發展”；因此不要以為“物質的發展就是一切”，如果以精神的淪喪為代價去獲得富裕，那將造成新的民族大悲劇。魯迅說的全是大實話，沒有什麼深奧的、故弄玄虛的東西；但在我看來，我們這一個世紀的奮鬥目標都包括在裡頭了，恐怕到下一個世紀也還是我們民族的當務之急。我所擔心的正是人們老喜歡追求什麼宏偉目標，而忘記了常識。忘記常識是要受到懲罰的：這也是快要過去的這個世紀給我們最大的教訓。此時正是1998年最後一個早晨，距離世紀之交的那一刻又近了一步；人們對於下一個世紀的中國說了無數的“智言”，而我卻只有一個願望：回到“常識”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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