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美國漢學分得很清楚。一群人對政治和社會感興趣，對現代中國感興趣，是政治學專家；另一群人對中國文化和中國古代感興趣。很少有誰兩邊都參加。這兩群人彼此看不起。研究古代的，覺得研究現代的語言沒有學習好，不僅文言文不會讀，連現代的報紙都不會讀，學問不怎麼好。搞現代政治學的人，就覺得搞古代的那些人是書蟲，一天到晚研究沒用的東西。
（龍健/圖）
在歐美，中國研究也叫“漢學”。斯坦福大學東亞系教授艾朗諾（Ronald Egan）則素有“漢學界的標杆”之稱。如今，他已經與中國結緣五十年了。從“什麼都不懂”到“可以翻譯唐詩”再到“天天說中文”，他只用了兩個夏天。
從說中文到了解中國，漢學大師們當然要更多的時間。正如漢學家柯馬丁在北京演講時所言：“世界上有很多中國，學術的中國、政治的中國，但對我最重要的是我老師的中國。”
艾朗諾與中國結緣，也與白先勇、衛德明和司禮義等老師息息相關。華盛頓大學的衛德明教授是德裔，在山東青島長大。他講課非常熱情，抽菸，熱情高漲，一節課下來黑板就寫滿了。偶有錯字，其他中國同學都不說話，只有總遲到的陳毓賢舉手：“老師，恐怕那個字寫錯了！”
幾次下來，艾朗諾注意到這位女同學。陳毓賢是華僑，在臺灣念過大學。她近年著文回憶往事，說自己本來不想做長遠打算，但艾朗諾把臉一沉：“等到你做決定，我可能已不在了。”陳毓賢脫口而出：“那我們不如結婚！”兩人結婚時邀請衛德明，但老師年事已高，沒法參加。
“我在家不說中文，因為Susan（注：陳毓賢的英文名）的英文比我的中文好太多。”接受南方週末採訪時，艾朗諾儘量講漢語。研究古代中國的漢學家們在生活中通常文縐縐，哈佛大學教授宇文所安就習慣把“密西西比河”說成“密西西比川”。但艾朗諾的中文特別活：“青島人好像很愛游泳，而且海水非常乾淨，我希望現在還是那麼幹淨。那時候，男人除了泳褲之外脫得光光，就到海里去。”
艾朗諾十多年前就去過青島，因為愛游泳，自己又在美國的海濱城市長大，對那裡產生了天然的好感。如何理解“海”，東西方有不同的印象和傳統。類似例子在20世紀比比皆是，有歷史書寫的原因，也出於冷戰緣故。從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間，照艾朗諾的話說，哪怕對於哈佛大學的美國學生，中國也像“月亮上的一個地方”。
2018年3月，艾朗諾再次前往山東講學，指出李清照傳統形象的可疑之處。人們過去習慣性地低估女性詞人的創造力，曲解李清照詩詞的內容。真能到青島，他在學生時期是不敢想象的。當時，對中國感興趣的美國學生只能去臺灣，很難到中國其他地方。以下為艾朗諾自述。
中國古詩有一種讓西方人“沒想到”的感覺
我1967年上大學，起初讀英美文學，後來轉到中文系。作為英美文學的學生，去上中文課程非常偶然。我必須選一門外語課，大學之前已經學了三四年法語，上大學不想繼續。聽說學校有中文課，就想去試試。
後來長期學習中文，也許最重要的原因是老師。我遇到了白先勇老師，當時很年輕，也許不到30歲。（注：白先勇當時剛滿30歲。）1960年代他剛畢業，到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教書。他的演講十分生動熱情，上課也是這樣子。雖然當時美國對中國沒大興趣，但他的學生卻相當多。白先勇的個性風格很吸引人，不像一般學者態度比較嚴格正式。在課上，他把所有感情和熱情都露了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他特別關注我。跟他學了沒多久，他就願意私底下也見我。他問我：“你對中國古代詩歌有沒有興趣？”我說有，他就把一本《唐詩三百首》送給我，他小時候爸爸送的，就那麼一本。我非常感動，沒想到認識沒多久的老師送我這麼珍貴的一本書。我只好很用功地學習。
當時，漢語研究在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不怎麼發達，只有兩年語言課。第二年語言課快結束時，白先勇老師問我夏天有什麼安排，我說沒什麼安排。他每年夏天都回臺北，就說：“我帶你回臺北，替你找個可以住的地方。不要一個人住，最好能跟一家人住。這樣你必須天天說中文。”
他很快就找到了，那家人對我很熱情，有兩個兄弟，年紀跟我相仿。白先勇給我們找了三位老師（注：汪其楣、李元貞、陳真玲），一個學生對一個老師，每週見面兩三個小時。老師關注不同主題：古詩、散文和繪畫。他們是臺大中文系的學生，後來至少兩位畢業後在臺大做教員。
白先勇老師沒講太多個人經歷。他是廣西人，小時候跟家人搬到上海，然後抗日，再之後退到臺北去了……他都不講，他講我也不瞭解。我當時才19歲、20歲，中國現代史都不懂。他如果要講，就是白講了。
白先勇是誰？我當時不知道，至少不是真的知道。當然，30歲的白先勇不像後來那麼有名，可他在臺灣已經有名望，小說很流行。我當時是剛剛開始學習中文的學生，讀一首唐詩就很不容易了，半天才能看懂。每個詞都要看，還要查字典，很麻煩！
中國文化、中國傳統、中國文學史……我那時什麼都不懂。但我已經知道，中國古代詩歌對英語現代主義詩歌影響相當大。比如龐德、T·S·艾略特還有布魯姆斯伯裡這些人，也不敢說對中國古代文學有多瞭解。他們也是好奇，通過日本、法國和意大利的學者知道一點點，看了一些翻譯。
其實他們對中國古代文學的誤會和誤解相當多，但沒關係，重要的是感興趣。受了他們的影響，我對中國古代文化也感興趣。一般的外國人，碰到中國文學比如唐詩，一方面覺得非常漂亮、非常動人，另一方面很容易欣賞。中國古詩跟英語詩歌很不一樣，感覺很難解釋，多半人接觸中國古詩都非常喜歡，很扣人心絃。中國古詩有一種讓西方人“沒想到”的感覺，我們自己的文化中見不到。
那一年夏天唸完之後，我還想繼續學中文。我就轉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那邊中文方面很發達。
中國像在月亮上的一個地方
到華盛頓大學，我第一次遇到真正的漢學家，非常有學問。他們快70歲了，都快要退休。一個是德國人衛德明（Hellmut Wilhelm），是漢學家衛禮賢的兒子，教我中國歷史和文學。衛禮賢是很要緊的學者，研究《易經》很有影響，在青島做過傳教士。
還有一個老師是比利時人司禮義（Paul Serruys），基督教神父。司禮義1930年代到中國，住了快二十年，而且在山西一個很偏僻的地方（注：應當指山西大同），不像一些外國人離不開北京、上海。他進入很傳統的中國，對中國的傳統、歷史都非常瞭解。他好像一個人待著，沒有跟一群人。傳教之外，他也一直研究古代文法，是古文文法專家。
衛德明的學問非常了不起，上課非常熱情，對學生非常好。我上他的課是1969年到1970年，1970年就畢業了。當時中國正在“文革”，美國人不可想象。中國像在月亮上的一個地方，沒想到過我也會去。像我們學習中文的學生，沒想到有一天會到中國（大陸）去。我學了三四年中文，沒一次想過繼續練習中文。當時，對中國大陸感興趣的美國學生會去臺灣或者日本。日本的漢學也相當發達。
1949年以後，一直到1977年到1978年，美國人根本不會想可以去中國（大陸）。有一些人願意，但還是去不了。我們已經習慣了，至於總統尼克松去中國，對美國人來說非常意外。美國政府一直支持蔣介石，很多美國人沒想到他會失敗。
1950年代冷戰開始，美國政府把一大筆錢交給美國最優秀的大學，去研究中國。所以漢學在美國並不是“文革”才突然很發達。美國很想知道，為什麼我們搞錯了。
妻子讓我對中國女性更尊敬，更佩服
1970年代，我（在哈佛大學）做研究生時，美國漢學分成兩部分，分得很清楚。一群人對政治和社會感興趣，對現代中國感興趣，是政治學專家；另一群人對中國文化和中國古代感興趣。很少有誰兩邊都參加。這兩群人彼此看不起。研究古代的，覺得研究現代的語言沒學習好，文言文不會讀，現代的報紙都不會讀，學問不怎麼好。搞現代政治學的人覺得搞古代那些人是書蟲，一天到晚研究沒用的東西。
現在不像以前分得那麼清楚、那麼嚴格了。從1950年代到“文革”結束，人文方面全部在研究古代，當時沒有什麼好文學、好電影，至少很難找到。好的文學和電影1980年代才重新出來，所以很多研究人文的也注意到今天的中國。另外，現在美國學生去中國留學很容易了，那些研究政治的，中文也比以前好得多。
我在家不說中文，因為Susan的英文比我的中文好太多。她非常聰明、有思想，開朗、開放。對哪裡的文化、語言都感興趣。我認識她，讓我對中國女性更尊敬、更佩服，但不敢說對我研究宋代女性有什麼直接影響。我做女性研究，她也鼓勵我。當然，作為男性研究女性，也是有一點例外。因為研究女性文學的通常是女性。她覺得很好，確實應該有男性也去研究。如果只是女性研究，人家總會有一點偏見。如果女性研究想要真正成熟，應該也有男性。不然，人家就不會重視它。
北美學術界，孫康宜在女性研究的貢獻很大。她主要研究女性文學和女性寫作，跟她年齡差不多的在研究“女性歷史”，主要是明清時候。孫康宜培養出來的學生，或者影響到的比她年輕的學者，也很重要。可以說孫康宜是走在前面的，開頭的這個貢獻很要緊。
第一次看到中國人那麼喜歡到海里游泳
你看，好漂亮啊，法蘭克福的這些德國風格建築。是舊的嗎？哦，後來（注：指“二戰”結束後）新修的，也很漂亮。
青島也有德國人修的漂亮房子。我們到青島是十多年前，印象也非常好，海鮮吃得非常高興。我本來就非常喜歡游泳，而且我出生長大就在海邊。我不太喜歡游泳池，到青島雖然才待三四天，但我天天到海邊游泳。
我沒想到青島人也非常喜歡游泳。很多人都跳到海里，甚至從比較高的地方跳。我以為，一般來說中國人小時候沒機會游泳。青島人好像很愛游泳，而且海水非常乾淨，我希望現在還是那麼幹淨。那時候，男人除了泳褲之外脫得光光，就到海里去。現在有的青島人包得嚴嚴實實，只露眼睛？當時我倒沒見過。
我第一次看到中國人那麼喜歡到海里游泳。為什麼中國人愛游泳對我來說很特別呢？這不好說，中國文化不像西方：在歐洲，對出海的嚮往，早些時候就很普遍；愛海、寫海的文學就更多了。中國當然也有，廣東福建出海的人當然也很多。但不像在希臘、法國、西班牙、葡萄牙那樣，不像愛爾蘭和英國，有那麼大比例靠海為生的人。那些地方人口很大一部分就在海邊，中國不是。我說的是歷史上的，住在海邊的人不多。比如說國內、內地。國土不會靠近海，更靠近中央。
蘇軾被貶到海邊去，他在廣東和海南寫詩詞。你要問我：“在過去，寫海的詩人比較多因為政治不幸嗎？”對，我還記得歐陽修有一句話。他說，且不用說坐船會暈，在大陸，光是看到船就暈了。
我的老師衛德明就在青島長大。我最深的印象是他上課的樣子，非常生動。但作為學者，他寫的學術文章並不很多。他那一代很有學問的學者，不像今天的教授拼命寫文章出書，一輩子寫一兩本書就已經很好了。不像今天的教授每五六年就要出一本書，並不都是自己想出，而是學校要求。到退休年齡，就一大堆書。我們的行業改變了，不光是漢學領域，美國整個人文領域都是這個樣子。
當然很容易批評。現在出來很多學術書籍，說實話應該只是一篇文章，不應該變成四五百頁的書。衛德明那一代的學者，有人花了好多功夫就為寫好一篇文章，三四十頁。能登在很受尊敬的學刊，就很得意了。現在出一篇文章，沒有人管你；寫文章沒什麼用，得出書。和上一代的情況很不同。
南方週末特約撰稿 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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