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帕特里克·貝爾福的《奧斯曼帝國六百年》這樣一部傾向於通俗性的通史作品寫評論，不免有些困難，因為不易找到切入點。這類作品往往跨度很大，雖然涉及的只是一個帝國，但奧斯曼帝國畢竟是一個有六百多年曆史的朝代，其在時間跨度、地緣政治的複雜性和成份的多樣性方面，遠遠超過了秦統一以來的任何一箇中國王朝。
一位德國裔的奧斯曼史家曾說過，大部分關於奧斯曼帝國曆史的單卷本通史作品，都是由非該領域的專家寫給非專業人士看的。我想，很多領域可能都是這樣。因為，對那些專業的史家來說，他們可能贊成如下這樣一種觀點：
“在今天西方，寫通史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情，那根本是教科書。一般專家不大願意寫教科書，這是服務性質，而且你不可能在研究的每一個方面都是專家，要了解其他專家的意見。一般寫通史幾年後就要修改了，知識進步了，又要重新來過，寫得再好，沒有超過十年二十年的。總而言之，通史不是大事情，得不到太大的重視。在西方寫通史的動機大概有兩個：第一，寫得好的話，市場大，可以拿到很高的版稅，就發大財了，還可以設立基金會。第二，能綜合一切歷史知識寫出一部大多數人接受的長篇敘事，這也是一種創造，給人滿足。但一般而言，寫通史不算原創性的貢獻。”
（《余英時為什麼不寫通史？》）
的確，寫通史要去消化別人的作品，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和很大的精力，再者，需要用自己的語言去組織，當然，最好是能夠引人入勝，還要賣得好，這是很不容易的，難怪有人認為得不償失。
當然，通史不一定就是通俗作品，比如《劍橋中國史》《劍橋土耳其史》是很有學術分量的專題類、多人合作完成的大部頭通史。六卷本的《哈佛中國史》則不同，每卷由一人獨立完成，主題鮮明，各有所長，讀起來也不枯燥，據說中文版賣得也很好。這類書即使對專業學者來說，看看也有收穫。儘管有專業史家認為寫通史得不償失，但對一般讀者來說，這類書又是非常需要的。所以，即使僅僅出於公益之心或知識人的責任感，專業史家寫本領域的通史，還是值得鼓勵的。
撰文 | 昝濤
（北京大學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
《奧斯曼帝國六百年: 土耳其帝國的興衰》，作者：（英）帕特里克·貝爾福，
譯者：欒力夫，版本：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 2018年10月
1 通俗，但部頭並不小
《奧斯曼帝國六百年》有幾大特點：首先，作者相對比較專業。帕特里克·貝爾福（1904-1976年）早年畢業於牛津大學，更多以“Lord Kinross”而聞名。他算不上是一個專業的奧斯曼-土耳其史家，但他的確是重要的歷史作家，尤其是在中東領域，他寫過多本著作，他關於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的傳記，在土耳其也很暢銷。這本《奧斯曼帝國六百年》，是在他去世一年後（1977年）才出版的。《奧斯曼帝國六百年》中文版有近800頁，帶有很典型的講故事式的敘事風格，細節多，語言生動，關鍵地方常有點睛之筆。
其次，本書比較適合一般讀者。要想一般性地瞭解奧斯曼帝國的歷史，閱讀《奧斯曼帝國六百年》應該是很好的體驗。書裡面涉及600多年奧斯曼帝國曆史上的重要史實，尤其是從政治、軍事和外交史的角度來說，奧斯曼帝國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比如，奧斯曼人的崛起、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圍攻維也納、爭奪地中海、俄土戰爭、拿破崙入侵埃及、大國外交、克里米亞戰爭、穆罕默德·阿里的挑戰、19世紀的改革、青年土耳其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等等，都有涉及，往往講得很詳細。
再次，從資料來看，作者儘可能利用了一些西方人的早期記載，還有一些是史學家的著作。從閱讀的體會來說，這本書應該會讓一般讀者感到親切。比如，裡面有很多軼事。有些是取材自愛德華·吉本
（Edward Gibbon，1737─1794）
的名著《羅馬帝國衰亡史》，尤其是關於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他主要參考了吉本。關於近代部分，貝爾福更多地是得益於中東研究大家伯納德·劉易斯
（Bernard Lewis）
的名著《現代土耳其的興起》，當然，這也使其不可避免地戴上了劉易斯的眼鏡
（大略地說，劉易斯在土耳其研究領域的地位，大概可以堪比費正清在美國漢學的地位，作為現代化範式的代表，劉易斯如今常被當成過時或錯誤範式的代表）
。
1919年5月25日，伊斯坦布爾。照片中為土耳其人抗議巴黎和會、反入侵、呼籲維持國家統一的集會。
最後，貝爾福對內容的突出和剪裁體現了他的歐洲中心主義。奧斯曼帝國與歐洲、俄國和東歐巴爾幹地區的關係，在書中佔據了最大的篇幅，但其與伊朗、阿拉伯地區的關係，則基本上從略處理。近代以來的部分，英國在伊斯坦布爾的影響，英國與俄國的關係，也給予了較大的比重。西方人寫的奧斯曼帝國史，當然會在與歐洲有關係的部分產生最為豐富的成果，一來他們相對更熟悉資料，二來奧斯曼帝國崩潰以後，從后帝國時代的非奧斯曼、非土耳其、非伊斯蘭角度來書寫歷史，也符合歐洲尤其是巴爾幹地區的精神狀況。關於1517年征服阿拉伯，貝爾福竟然只用了不到兩頁的篇幅，考慮到征服阿拉伯不僅大大地擴張了奧斯曼帝國的領土，而且對後面數百年奧斯曼帝國的歷史意義重大，這種剪裁有點兒讓人感覺匪夷所思，而他寫對羅德島的征服時，卻用了三頁多的篇幅。
英文原版（版本：Morrow Quill 1977）封面
此外，儘管是一部通俗性作品，但《奧斯曼帝國六百年》的部頭並不小，對一般的讀者來說，通讀下來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其涉及的時代和主題既多又雜，怎麼樣才能更好地把握呢？其實，可以先讀“序幕”和“後記”，後記部分是作者對整部書的提綱挈領式的總結，也是按照時間順序講的，有助於把握奧斯曼帝國史的基本線索與特點。不過，整本書一共七個部分、四十章的內容，除了七個部分各有小標題之外
（“帝國的黎明”、“新拜占庭”、“帝國之巔”、“衰敗之種”、“死敵俄羅斯”、“改革的時代”、“末代蘇丹”）
，其他四十個章節竟然都沒有小標題，這對讀者的閱讀體驗來說不太好。
2 傳統史學與帝國“衰落論”
作為出版於1977年的通史作品，它反映的必然是到那時為止人們對奧斯曼史的主要認識以及時代特徵。而如今，近半個世紀過去了，這個領域當然發生了不少變化。
《奧斯曼帝國六百年》比較難以滿足現在的人們對新知的需求，它關注的基本上是帝王將相、大國外交、地緣政治等宏大主題，除了第8章簡單地介紹了奧斯曼帝國的制度特徵，該書對社會生活、女性、藝術、地方狀況等等鮮有涉及。比較而言，筆者不久前介紹過日本學者林佳世子的《奧斯曼帝國500年的和平》一書，這本書基本上反映了新的史學潮流，比如環境史、全球史、女性史、藝術史、經濟史、地方史等方面的進展。另外，林佳世子的書也大大壓縮了傳統的政治、軍事和外交史的內容，對這些基本上只是概述，細節很少，若非要講，也會換個角度，比如，更多關注敘事視角的多重轉換，提供很多鮮活的史料，用材料說話，很是生動。
其實，關注帝王將相、外交、軍事等內容，是傳統史學的普遍特點。歐洲人關注和研究奧斯曼帝國是很早的，畢竟奧斯曼人給歐洲帶來了巨大沖擊。在歐洲，至遲在17世紀就已經開始出現對奧斯曼帝國曆史的研究和書寫了。當然，政治史是他們最先關注的話題，歐洲人最想搞清楚的是奧斯曼帝國的軍事和政治管理體制。
《奧斯曼帝國六百年》作者帕特里克·貝爾福早年照片
筆者並不認為所謂傳統政治史的史學敘事已經過時，後世新史學的發展，並不能輕易就取消政治史和軍事史的地位。雖然，現在也可以有歷史研究者不用懂政治-軍事的歷史，甚至連帝王將相的名字都不用搞清楚。但對一部通史來說，離開傳統政治、軍事史的內容，也是不可思議的。不同時代的史學範式，不一定就是互斥的，即便是在舊的政治和軍事史料中，除了對於確切年份的考據、成敗得失的計算，也可以發現新的內容，有時候，提問方式的改變，也會使舊材料變得鮮活。從歷史書寫的角度來說，將政治史和社會史相結合應該是發展的方向。
傳統奧斯曼史學過於關注軍事，也造成了一種歷史的偏見，一是認為奧斯曼帝國的力量只是靠著靠武力征服；二是很早就出現了所謂的奧斯曼帝國“衰落論”，即認為，在16世紀晚期以後，奧斯曼的軍事擴張達到頂峰之後，就陷入了長期的衰落
（decline）
。《奧斯曼帝國六百年》一書就非常典型地反映出“衰落論”的影響，它的第四部分就叫“衰敗之種”，我們不妨具體來看。
作者說，16世紀的蘇雷曼大帝代表著奧斯曼帝國的頂峰，但這也是分水嶺。雖然之後有過短暫復甦的曙光，但奧斯曼帝國整體上一直處於不可逆轉的衰落之中。
“就在他偉大的成就之中，暗藏著終將帶來衰敗的禍根。繼承他衣缽的後代都將是遠遜於他的人——既不是征服者，也不是立法者，亦非政治家。奧斯曼帝國的巔峰突然成了一座分水嶺，一座山峰的頂點，整個帝國的命運緩慢而不可避免地沿著山坡下滑，進入衰敗的深遠，並走向最終的消亡。”
“索科盧的遇刺身亡拉開了奧斯曼帝國長期衰落的大幕。”“就這樣，奧斯曼帝國很快就進入了漫長的衰落期，這種衰落直接體現在蘇丹權威的下降和政府機構的弱化上。”隨著軍事擴張到了極限，蘇丹也日益無能，行政經驗和軍事經驗喪失，沉迷於後宮，而西方的工業和經濟實力迅速上升，軍事技術不斷進步，奧斯曼人跟不上，就只能轉為守勢。“從奧斯曼帝國崛起之初，在歐洲進行領土擴張就一直是這個國家運轉的主要動力，而現在，奧斯曼帝國已經既沒有足夠的土地資源，也沒有足夠的生產能力去支撐進一步的領土征服了，而這也是導致其衰落的部分原因。”“從此以後，奧斯曼帝國在與歐洲的關係中主要憑藉的就不再是武力，而是外交手段了。
曾幾何時，憑藉著宗教上的衝動和戰場上的勇氣，新月還可以夢想徹底擊垮十字架；而隨著最後一名聖戰士馬德·阿里在彼得羅瓦拉丁被熟稔現代世俗戰爭技巧和科學的歐根親王擊敗，那樣令人驕傲的日子便一去不返了。從此以後，奧斯曼人意識到，他們在歐洲事務中實際上只能處於守勢，而且要依賴盟友的幫助。”“它不再是一個擴張中的國家，而成了一個收縮中的國家。”
在奧斯曼人人口增加的同時，出現了大量的失業，騎兵失去土地，淪為作亂分子，地方豪強發展，農民流離失所。中央出現了過去一直可以避免的世襲特權，腐敗叢生，禁衛軍衰落。17世紀末以後，又遭遇了一系列的軍事失敗，尤其是面對俄國崛起。18世紀以後，衰敗依然在延續，到19世紀進入改革時代，然後是民族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帝國滅亡，土耳其成為奧斯曼帝國的真正合格的繼承人。
以上就是一般“衰落論”的敘事邏輯。
電視劇《帝國的崛起：奧斯曼》（ Ottoman Rising Season 2020）劇照。
另外，我們也需要慮及，不只是西方人持奧斯曼帝國“衰落論”，土耳其人自共和國建立以來也有這種宏大敘事，如果我們看1930年代土耳其的歷史書寫，就容易看清，在一個新的共和國裡，當時的學者和政治家們對奧斯曼帝國的看法。在1930年的《土耳其歷史綱要》中奧斯曼帝國這部分的標題分別是：奧斯曼帝國的形成
（Osmanlı İmparatorluğunun teşekkülü
），然後就是三個分期——停滯、衰退、崩潰
（ tevakkuf devri, ricat devri, inhilal devri）
。
1931年的高中歷史教科書《Tarih》第三卷是《近代奧斯曼-土耳其史》，執筆者是兩個當時非常重要的歷史學家——玉素甫·阿克楚拉
（Yusuf Akçura）
與伊斯瑪儀·哈克·烏崢查爾舍勒
（İsmail Hakkı Uzunçarşılı，1888-1977）
，主要分為如下5章：1、奧斯曼國家的形成
（pp. 1-31）
；2、奧斯曼帝國
（pp. 32-70）
；3、至16世紀末的歐洲（pp. 71-113）；4、帝國的衰退
（pp. 114-187）
；5、帝國的崩解與滅亡
（pp. 188-310）
。
關於奧斯曼帝國的“衰落”，最早應該是奧斯曼帝國自己的編史者的論調，這種論調實際上往往是奧斯曼文人出於批判現世政治的需要，或只是發發個人的牢騷。而西方人可能還部分地受到愛德華·吉本討論羅馬帝國衰亡的影響
（但有意思的是，吉本的寫作過程幾乎又與北美脫離英國而獨立的歷史進程重合）
。隨著西方在近代的“崛起”，西方人把奧斯曼衰落史作為西方近代史的陪襯，把持續衰落的奧斯曼/伊斯蘭與充滿活力的、不斷進步的西方進行對比。
畢竟，奧斯曼-土耳其人長期是歐洲國家的強大對手，只有把土耳其人打下去，歐洲人的壓力才能得到釋放。早在1571年的勒班陀海戰中，歐洲聯軍取得對土耳其人的軍事勝利，讓一直被奧斯曼人壓著的歐洲人感到極為高興，提振了士氣。正是面對土耳其人的威脅，一種“歐洲意識”開始出現了。後來，在現代化範式下，這種敘事得以提升和強化，一般認為，這其中貢獻最大的是伯納德·劉易斯。土耳其共和國講帝國衰落，主要地也是受到了西方史觀的影響。通史性的歷史敘述，一旦簡潔明瞭，往往就是受到某種強勢史觀支配之結果。
3 新史學打破奧斯曼帝國“衰落論”
近幾十年來，新的史學研究開始在奧斯曼史學領域造成一種新的共識，也就是，大多數專業史家已經拒斥和不再使用“衰落論”作為敘事框架了。“衰落論”遭到大多數人的批判，被認為是一個充滿了目的論的、單向度的、東方主義的“迷思”。
新的分期方法出現了，比如，Suraiya Faroqhi把奧斯曼帝國史劃分為建立期
（“stage of foundation”，直到1453年）
，然後是擴張期
（“expansion”，1453–1575）
，再就是危機與穩定期
（“crisis and stabilizations”，1575–1768）
, 然後是新的危機
（“new crisis”，1768–1830）
，最後是收縮期
（“contraction”，1830–1918）
。一般認為，新的分期方式反映了奧斯曼帝國史研究的新趨勢，即社會史、科技史、經濟史、文化史和地方史的研究制約並超越了傳統的政治-軍事史的解釋框架。
有一些具體研究反駁了“衰落論”。從1970年代末開始，學者們日益發現衰落論造成了很多問題，尤其是把奧斯曼帝國的歷史簡化為崛起與衰落的簡單框架，而對衰落的關注，使人們高估了奧斯曼的問題、低估了其力量，包括蘇雷曼大帝之後仍然有很多有能力的蘇丹，這本身也是一個史實，以往把女性主政較多的17和18世紀視為衰落的表現，而新的研究則意識到女性的統治和管理有其成功之處；這一時期官僚制也在發展；地方實力派的出現不再被簡單視為衰落的表現，而被重新解釋為一種有效的政府管理模式，更多關注的是從奧斯曼帝國視角看其管理模式的有效性，而不是單純地從中央集權出發。
關於奧斯曼禁衛軍的腐敗衰落，學者們發現，他們很早就參與經濟活動，但軍事力量沒有立即受到很大的影響，而是還在不斷地取得軍事勝利，技術上的改進也非常及時，他們只是在很晚才落後於歐洲，帝瑪爾制度的衰落是因為新軍事技術使得傳統騎兵優勢不再，包稅制實施了一個世紀，對於解決奧斯曼帝國的財政危機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經濟史的研究不僅將奧斯曼帝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進行了比較，發現了它們之間長期面臨相似的問題，比如17世紀的普遍性經濟危機，還發現，奧斯曼帝國直到18世紀上半期還經歷了顯著的增長，新航路的開闢也並沒有對奧斯曼帝國產生很大的影響，直到18世紀早期，傳統貿易路線的貿易額依然高於新路線，也門的咖啡貿易也部分地彌補了奧斯曼人的損失。比較史學的發展，也使得對奧斯曼歷史的研究和解釋更趨於理性、平和。
紀錄片《奧斯曼帝國：歐洲的伊斯蘭王室》（The Ottomans: Europe's Muslim Emperors 2013）畫面。
另一方面，奧斯曼史敘事和研究範式的變化，其實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發生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整體變化的一部分。新馬克思主義、後語言轉向的社會科學、後殖民批評等提出了新的路徑，尤其是薩義德的《東方學》影響甚大。這些影響主要表現為對西方話語霸權、史學闡釋的現代主義圖式的批判，以及歷史研究的社會史、文化史和地方史轉向，傳統的政治史被邊緣化了，淪為新研究範式的背景。
新史學強調的是自下而上的視角，尤其是給予普通人以聲音，這自然需要基於對文化、日常生活和世界觀的微觀研究，這種研究當然會呈現帝國的多元性，而不是政治史通常給我們梳理出的那種印象。更不用說，在全球史的意義上，貿易和商業的網絡往往還是跨越政治邊界的，那種把奧斯曼帝國客體化為歐洲/西方的對立面的政治史觀和文明史觀，自然會受到各種來自底層、邊緣、網絡研究和比較研究視角的挑戰。結果就是歷史的研究和解釋日益碎片化了。
4 專業史與通史的平衡之難
貝爾福在多方面已盡力做到了較好的平衡。比如對於奧斯曼帝國崛起的論述，以往的尤其是以維特克為代表的“聖戰征服論”是很典型的，儘管貝爾福受益於保羅·維特克的研究，但他已經將奧斯曼人視為地中海和東歐歷史的一部分。16世紀以後的奧斯曼編史家們，通常是要把早期奧斯曼人與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的勢力的合作與融合抹殺掉，為的是勾畫出一個自足的聖戰者形象，並且使用更多的宗教話語來重新包裝奧斯曼人崛起的歷史，而早期歐洲的歷史學家們也同樣是在一個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對立中看待這個帝國的。
貝爾福強調了奧斯曼人身邊的希臘人，以及奧斯曼人並不是宗教狂熱者，不強迫他人皈依，奧斯曼人與當地人容易和平相處，常見通婚和民族融合，等等。作者認為，土耳其人的使命是“繼承和改造拜占庭文明”，這一點也是很好的觀察。他還強調了奧斯曼人進入歐洲是“被邀請來的”，提到巴爾幹農民歡迎奧斯曼人，因為奧斯曼人給巴爾幹農民帶來了好處，包括法律和秩序的重建，等等，這些敘述也是將奧斯曼人視為了歷史的主體。
不管怎樣，為一個時空範圍如此巨大的奧斯曼帝國寫一個單卷本的通史，確屬不易。畢竟，奧斯曼帝國更具多元性，還曾經是歐洲的一部分，後來又徹底崩潰了。換了誰都難以平衡。我們當然更期待將傳統政治史和新文化史、社會史、地方史、全球史進行整合，寫出更具說服力的新歷史。但這越來越難，由於專題史的研究越來越細化、碎片化，對於通史寫作而言，要求也自然就更高、難度也就更大了。即便是芬克爾的《奧斯曼的夢》，這是一個專業史家寫的大部頭通史，也有條件吸收新的成果，但仍難以平衡各方。
作者 | 昝濤；
校對 | 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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