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的知足

范仲淹的改革叫慶曆新政，要了解慶曆新政為何失敗，就要了解范仲淹為何要改革（背景），以及改革的內容（措施）。

一、施行慶曆新政的背景

北宋到了仁宗這一代，適應建國之初鞏固中央集權需要而建立的“內外相制”“上下相維”的官僚體制，歷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已走向了它的反面，成為社會生產力的桎梏。范仲淹在呈給仁宗的《答手詔條陳十事》（簡稱《十事疏》）中說的：“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

《十事疏》談到的問題，總結起來主要有兩個方面：

1、機構臃腫，冗官冗吏，人浮於事，給民間造成極大的負擔。

2、朝廷對地方統管過死，束縛了地方發展生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地方一味依賴朝廷，朝廷窮於挖東牆補西牆。

這些弊端到了慶曆初年，已經發展到十分尖銳的地步。朝廷企圖將一年重似一年的財政困難轉嫁到民間，百姓不堪壓榨，於是出現了集體反抗。僅僅慶曆三年，就發生了京東（王倫為首）、京西（張海為首）、湖南瑤族等三次較大的農民反抗。

同時，從寶元元年開始的西北邊釁，因西夏李元昊政權的步步進逼，到此時已顯得十分吃緊。

在這種內外交困的情勢下，在宋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開始了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政治改革即慶曆新政。

二、慶曆新政的主要內容

1 整頓地方官僚機構

1.1 加強地方責任制，把州、縣官的任免權逐級下放給地方主管官員。各路監司（轉運使、提點刑獄）有權選擇所轄州、縣官，知州、通判也有權自己選擇知縣、縣令。原任州、縣官不稱職者，可以奏罷，在通判、幕職中選可任者代理。

1.2 整頓和落實州、縣官的職田補貼，增強地方官的崗位責任感，利用經濟手段鼓勵有真才實學的人赴外任，以此加強州、縣的行政管理。

1.3 合併、精簡機構，裁撤冗餘吏職，簡化地方吏治。

2 改革官僚選拔制度

2.1 明黜陟，對官吏政績定期考察以決定職位的升降。延長考核年限，嚴定考核辦法；凡有高才卓行，取得善政異績者，破格提拔，不受年資的限制；對為政不潔、老病愚昧的官員，予以淘汰。

2.2 抑僥倖，此條專對恩蔭制度而發。蒙受恩蔭者，除長子外，都加以年齡限制，同時入選的對象一定要到吏部參加考試，不試者永不預選。

2.3 精貢舉，嚴格考試製度以精選真正合格的人材。廢除以辭賦聲病偶切定去留的舊制，規定進士考試三場，先策，次論，後詩賦，以三場的總成績和平時表現作為錄取的標準。

3、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

以澄清吏治為重點的慶曆新政，雖然得到了宋仁宗的支持，但立刻為自己樹立了一個強大的敵人，那就是在舊的官員考核選拔、恩蔭制度中獲取了特權並視為理所當然的既得利益者——以三任首相的元老重臣呂夷簡為代表的守舊勢力，通俗來說就是慶曆新政動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而陷入群起而攻之的窘境，寸步難行。

呂夷簡是一個老於世故的官僚，緊緊抓住官吏任免大權。范仲淹將呂夷簡進退官員的情況製成《百官圖》，獻給皇帝，圖中一一附以說明，揭露呂夷簡在用人問題上的營私舞弊。不久又進《帝王好尚》《選任賢能》《近名》《推委臣下》四論，以歷代宰相專權以致社稷易姓的教訓，提醒仁宗不可將用人之權盡委大臣。

呂夷簡的反攻隨機而來，以“越職言事（當時范仲淹權知開封府，非諫官），離間君臣，引用朋黨”的罪名，將范仲淹排擠出朝廷，貶為地方官。朝堂貼出范仲淹坐朋黨落職的榜文，戒百官越職言事。

朋黨是呂夷簡加給范仲淹等改革派的罪名，朋黨也歷來為君主忌諱，范仲淹的支持者歐陽修於是作《朋黨論》，言朋黨有君子和小人之分，此後，朋黨之爭愈演愈烈。以范仲淹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呂夷簡為代表的舊勢力，在人事鬥爭中此消彼長，浮浮沉沉。

慶曆五年正月，范仲淹被正式罷去了參知政事的職務，慶曆新政的支持者也相繼被排斥殆盡。仁宗下詔再戒百官朋黨，內有“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朋黨”，顯然是對范仲淹、歐陽修等以邪正分朋黨而發。因此，慶曆新政的廢除，也就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了。

麻辣一加一

宋朝范仲淹的改革為什麼走向失敗？

范仲淹通過科舉考試而步入仕途後，因直言進諫，呆在京城的時間很少，大部分時間都外放在地方為官。慶曆新政之前，范仲淹一直陝西前線抗擊西夏，御邊效果卓有成效，西夏李元昊與大宋和談後，范仲淹於慶曆三年被調回東京任參知政事。宋仁宗想用范仲淹朝廷改革。

一、改革目的——抑制“三冗”。

宋仁宗急於改革，是因為“三冗”問題負擔太重！所謂“三冗”就是：

一是“冗官”。宋朝因為得國不正，總是擔心臣子效仿，在吸取唐朝藩鎮割據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想方設法對臣子朝廷分權，進而產生“冗官”。冗官產生的具體原因有：機構重複設置，機構多；兵將分離造成帶兵的多；科考取仕多； “恩蔭”氾濫；“買官”成風。

二是“冗兵”。兵將分離導致將對兵的訓練、管理不到位，從而造成兵員素質下降。質量下降就從數量上來彌補，自然就造成了“冗兵”。

三是“冗費”。官多、兵多，自然各種開支費用就大；另外，宋朝實行募兵制，軍餉就是天文數字。澶淵之盟與西夏方兒以後，每年要貢給遼國、西夏大量的歲幣、絹匹，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造成了“冗費”。

二、改革舉措——范仲淹改革十策。

宋仁宗當時有銳意進取之心，多次詢問范仲淹當世之事，有意實行改革。范仲淹認為朝政積弊較深，不是朝夕就能改變的，因此並沒有下定決心提出改革方案。但宋仁宗親自手寫詔書賜范仲淹，並把范仲淹、富弼約到天章閣內，準備好筆墨紙硯，讓他們當面寫出方案：

宋仁宗這是“趕鴨子上架”，讓本來就“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只能迎難而上！范仲淹很快拿出了改革方案，即《答手詔條陳十事》，（以下引用均來自《宋史.列傳七十三》）：

就是明確官員的升降問題，沒有大功勞大善舉不能升遷。二府內外在職人員至少要幹滿三年才能考慮升遷；在京各衙門的官員如果不是推選或科舉而任職的，至少要幹滿五年，才能進行升遷考核……這是針對宋朝當官滿三年，不管有沒有業績，一般都要升遷的舊習慣而提出的改革舉措。

這一條是針對“恩蔭”制度的弊端而發的。所謂乾元節就是宋仁宗的生日，在皇帝生日這天，是要開恩蔭的，范仲淹建議少卿、監以上的職位乾元節恩補可以去掉。正郎以下的官必須幹滿兩年以上的才能讓子孫“接班”。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龍圖閣等館閣，大臣們不得推薦自己的子弟擔任。

這一條是針對科舉弊端而言的，認為進士應該先考策論，然後再考詩賦。策論寫得好、詩賦寫得差一點的為優等生，策論寫得一般、詩賦寫得好的為次等生。優等生直接給出擬授官職，次等生等待進一步選拔。范仲淹建議讓進士名實相符。

范仲淹認為刺史、縣令這些職位與百姓休慼與共。建議重要崗位由上級主管部門提名推舉，然後幹部部門考察這些被推舉的人歷任業績，根據舉薦的多少和業績考核結果，擇優錄用。

范仲淹則認為只有“厚祿養賢”， 才能減少外任官員貪腐，清廉的地方官才能管理好地方。真宗時定下的職田不應取消，而是需要公平分配。

宋朝因為冗官、冗兵的弊政，全國人民都熱衷於當官和當兵，所以對立國之本的農業反而輕視了。范仲淹希望朝廷下大力氣發展農業，派專人興修水利，讓農業成為立國之本。

這一條是針對“募兵制”的弊端而提的。范仲淹建議，恢復府兵制，招募壯丁，作為正兵，一年四分之三的時間種田，四分之一的時間訓練。並建議先在京畿的軍隊中試行，有效果了再推行到其它地方。

宋朝三年京郊祭祀頒佈的惠及百姓的“恩澤”往往被地方官員“打折”，使皇恩不能落實。因此，范仲淹建議對“貪汙”恩澤的官員要嚴懲，並且每次恩信下去時，同時派人到各地巡查，推動皇恩落實。

宋仁宗時候的法律，制定與頒佈的時候都很草率，頒佈了沒法執行，造成了朝令夕改的現象。同時，法律條款很多，許多也沒法一一落實。范仲淹建議，對法律條款數量要少而精，容易執行。法律制訂時要反覆協商，要有廣泛的民意基礎，確保不會出現朝令夕改現象。

范仲淹認為宋朝比唐朝人口少，縣卻沒有減少，各級地方官吏也沒有減少，還增多，底層的勞動人民的賦稅、徭役都比唐朝多出好幾倍。范仲淹建議，壓縮縣級編制，精減縣級辦事人員，多餘的人回去務農，減輕農民負擔，讓農民富起來。

范仲淹這改革十策，前五條和最後一條都是和吏治有關，核心都是汰減“冗官”；一條是關於農業的，一條是關於軍事的，另外兩條是關於法令的。就是今天我們讀了，也覺得切中肯綮。何況是當時感同身受的宋仁宗呢？宋仁宗非常滿意范仲淹的改革十策。立即批轉中書門下和樞密院執行。

中書門下和樞密院討論後，認為第七條軍隊改革從京畿試行，怕激起禁軍兵變，暫時不適宜執行，宋仁宗同意，讓另外九條制訂詳細實施細則，頒佈執行。

三、改革實施——政治局面煥然一新

范仲淹雖然覺得改革不能急，但一旦被宋仁宗委以重任，就以天下蒼生為己任，全心全意投身改革之中：

一是率先實施“擇長官”。慶曆三年10月，經過范仲淹嚴格考核推薦，朝廷頒詔，任命張溫之、王素、沈邀、施昌言四人分別為河北、淮南、京東、河東都轉運按察使。

二是下發磨勘新法。緊接著十月底，經過范仲淹修改、完善，朝廷頒詔下發磨勘新法，官吏升遷按新法考核，“明黜陟”也付諸於行動。

三是主持起草《任子詔》並請仁宗頒佈下發。對恩蔭的年限和範圍進行了限定，同時打擊了恩蔭制度的一些變通做法，即一些大太監安排的人長期佔據重要崗位的現象。並安排專人到全國各地明察暗訪，對發現的人才予以提拔，對貪官庸才朝廷處置。朝廷還下詔：現任、前任兩府子弟、親戚不得進館閣。這樣，“抑僥倖”也開始了落實。

四是下詔限制職田，落實“均公田”。

五是頒佈貢舉新法。加強策論在科舉考試中的比重，同時，允許州縣辦學，把教育與科舉結合起來。

六是韓琦在陝西前線推行變法。除了在考核的基礎上升降官吏外，還對軍隊中的老弱病殘予以淘汰。

七是根據范仲淹的改革十策，修訂幹部管理的有關條例，不合適的刪除。

八是將部分縣降格為鎮，落實“減徭役”建議。

慶曆新政實施僅短短的半年時間，北宋政治局面就開始煥然一新。汰冗官、精貢舉、辦教育、減恩蔭……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四、改革結果——中途夭折

慶曆新政的核心內容是“精簡冗官”，這種吏治改革必然觸動了到許多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既得利益者及保守勢力必然會反撲，想方設法阻撓新政實施。他們用的卑劣招數有：

首先，輿論上貶低新政。宣揚新政規模太大，難以施行。詆譭《任子法》讓皇恩變薄了，磨勘法太繁瑣了，抑僥倖給官員行政帶來不便了……等等。

其次，監察彈劾。按察使對新政不時彈劾，不斷動搖仁宗的變革決心。

其三，打擊新政支持者。范仲淹變法，有許多支持者，比如滕宗諒（即滕子京）、張亢、石介等。既得利益者就打擊這些新法的支持者，彈劾滕子京、張亢貪汙挪用機要費。幸虧范仲淹力保，兩人才沒下獄，但都被貶謫。而杜衍的女婿蘇舜欽等人直接被貶為庶民。

其四，用卑劣手段汙衊。老臣夏竦遭歐陽修彈劾被貶，就派人偽造石介與富弼的往來書信，指誣他們欲效伊尹、霍光行廢立之事。仁宗不信，但范仲淹、富弼開始恐懼。

其五，指責范仲淹等結朋黨。宋朝生怕文臣武將結黨謀逆，所對朋黨非常忌憚。既得利益者就利用這點反覆彈劾范仲淹他們結黨，把持朝政。宋仁宗曾問過范仲淹如何看待朋黨，范仲淹坦蕩之人，對朋黨既不承認也不否認。而歐陽修直接上書《朋黨論》，指出朋黨也分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相當於承認新政推行者是君子之朋。觸及了宋仁宗的底線。

既得利益者對新政及推行新政的輔臣無所不用其極地彈劾與攻擊，終於動搖了宋仁宗變法的決心，正好范仲淹、富弼因恐懼請求外放。宋仁宗順水推舟地就同意他們外放。

而范仲淹一外放，新政便無人再推行，漸漸地就恢復回了舊政。慶曆新政施行一年左右，便中道夭折。

慶曆五年正月，宋仁宗受章得象等盅惑，下詔罷免了范仲淹的參知政事職務、富弼的樞密院副使職務。改革的核心人物范仲淹、富弼、韓琦、杜衍、歐陽修都被貶出京城，淡出權力中樞。

五、慶曆新政失敗原因簡析：

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有各種各樣的分析，有指責保守派太奸詐的，也有指責歐陽修《朋黨論》是豬隊友助攻的，也有指責范仲淹太過激進的……

這些都是導致新政失敗的原因，但根本原因還是在宋仁宗身上。

首先，宋仁宗是個“無定志”的人。這是王夫之的評價。宋仁宗在位期間，兩府大臣30年換了40多，造成“吏無適從”，再賢明的能臣，走馬燈似的換，也無法做出業績。范仲淹心懷天下，天下人都知道，宋仁宗也知道，但是慶曆新政受到點干擾就讓范仲淹外放，范仲淹外放，誰來主持新政的推行？這是明擺著仁宗自己對改革“心無定志”，自己退縮了……

其次，宋仁宗是“婦人之仁”，非“明主之仁”。這是蔡東藩的評價。宋仁宗之所以想改革，是因為“三冗”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財政負擔，但是改革勢必要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這些人包括許多身邊的近臣，但是這些人一哭一鬧，仁宗心就軟，改革措施就打折扣。像《任子法》，只是象徵性地對一部分官二代加個年齡限制，對高官還是不限制。

其三，宋仁宗自己“首鼠兩端”。宋仁宗不是昏君，應該知道改革需要得罪一幫人的，對改革遭遇阻力應有心理準備並有鋼鐵般的決心。但事實上他沒有。他一方面逼范仲淹拿方案，一方面又不想傷害既得利益者。這種首鼠兩端的做法，新政一開始就註定要失敗的。

其四，“朋黨論”只是放棄改革的藉口。雖然歐陽修承認自己是君子之黨，范仲淹也不否認為了做事而結黨，但這個與承認不承認沒有關係，因為朋黨不是承認才存在，也不是否認就不承在，章得象、賈昌期、夏竦不是因為他們不承認是朋黨就不是“朋黨”。作為一代仁君，對這個應該有清醒判斷。

其五，人即使有錯，法無錯，人廢法不應該廢。秦惠文王就是這麼做的，商鞅變法得罪了貴族和老世族，秦惠文王車裂了商鞅，平息了老世族的憤怒，但商鞅之法保留了，繼續不折不扣地執行。范仲淹十策和韓琦的“7+8”方案，有利於國家和百姓，有利於大宋朝的江山穩固，即使范仲淹有朋黨問題，也應該“去其人，用其法”，而不是“人貶法廢”。秦惠文王能做到的事，宋仁宗為什麼做不到？

簡單一句話：如果把宋仁宗換成秦孝公，那麼慶曆新政一定能成功！

一葉碧雲

范仲淹的改革之所以失敗，其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皇帝有始無終，對改革的推動和支持不徹底；二是改革觸犯了當時以士大夫為代表的大地主階層的利益，遭到最強有力的反對，改革最終功敗垂成。

其實，改革的最初推動者就是當時的皇帝宋仁宗。宋仁宗趙禎也算得上一位期望成就一番偉業的皇帝。景祐五年（1038年），宋朝藩屬党項族首領李元昊脫宋自立，自稱皇帝，建國號“大夏”，史稱“西夏”。第二年，西夏以正式文書行告宋廷，宋仁宗聞之大怒，隨即下詔削去元昊官爵，並懸賞捉拿。從此，宋與西夏的戰爭全面爆發，一打就是三年多。隨著戰爭的推進，北宋微薄的國力財力難以為繼，加上久戰不勝，朝廷的壓力越來越大。宋仁宗清醒地意識到，強內才能安外，固本才能邦寧，於是，慶曆三年（1043）四月，他火速調任范仲淹為樞密副使，不久又任范仲淹為副宰相，開天章閣，命范仲淹條對時政，徵求改革弊政的措施。

范仲淹從小就苦讀詩書，胸懷大志。當年，他在應天書院（今河南商丘）求學時，有一次，皇帝幸臨應天府，應天府萬人空巷，應天書院師生也傾巢而出，爭睹聖顏，只有范仲淹巋然不動，繼續讀書。回來後，同窗問他為什麼不去一睹皇帝風采，范仲淹說：“將來晉見也不晚。”可以看出，范仲淹是一個註定要幹大事的讀書種子。

所以，范仲淹出任副宰相，接受任務之後，立即根據自己多年的基層經驗和對朝政的思考，向宋仁宗上書《答手詔條陳十事》，他指出：“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確實，宋朝到了宋仁宗一代，經過近百年的發展，承平日久，積弊叢生，機構臃腫，財力薄弱，百姓困苦，外敵洶洶，國家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於是，范仲淹以提高財稅收入、增強軍備力量、刷新吏治、提升效能等為目的，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等十項新政綱領、改革舉措，宋仁宗將這些舉措在全國推行，改革全面鋪開，史稱“慶曆新政”。

這些改革措施中，除“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三項外，其餘都為刷新“吏治”，即通過“精兵簡政”的手段，來減輕國家重負，提高行政效率，最終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然而，當“擇官長”“明黜陟”“抑僥倖”等措施實行後，卻影響了許多官員的既得利益，士大夫群起而攻之，加上宋仁宗有始無終，朝廷股肱大臣瞻前顧後，利益集團頑固阻撓，這十項改革措施只實行了六項就半途夭折，1045年，范仲淹、韓琦、歐陽修等改革派相繼被貶出朝廷，各項改革隨即廢止，“慶曆新政”以失敗告終。

帝國的臉譜

北宋步入中期後，帝國危機四伏、內憂外患，外部契丹大兵壓境、西北党項崛起，內部官員養尊處優、人浮於事、相互扯皮，諫官們歸納為冗兵、冗官、冗費。種種現狀迫使宋仁宗趙禎做出改變。

趙禎分別任命范仲淹、富弼為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加上韓琦、歐陽修等人，改革大幕即將拉開。范仲淹呈上洋洋數千言的《十事疏》成為“慶曆新政”的改革宣言和藍本。所以，慶曆新政說是范仲淹的改革也沒錯。他走向失敗有幾個原因。

觸犯了當權者利益

范仲淹改革有十條內容，核心是整頓吏治，涉及五條：1、明黜陟，改革官員的績效考核及選拔辦法；2、抑僥倖，限制恩蔭、嚴格選拔館閣人選；3、精貢舉，改革科舉考試、興辦州縣學校；4、擇官長，嚴格選拔地方官；5、均公田，改善中下級官吏待遇。

在改革中，范仲淹取來官吏花名冊，將那些不才之人全部勾去。富弼見他勾得不亦說乎，就質疑道，你這一筆下去倒是容易，殊不知人家全家都會哭呢！

范仲淹不理會，他回答道，一家哭，也好過一地百姓哭！

就是說，范仲淹為了不讓百姓哭而讓官吏哭。結果就是得罪了當權者，最終就會導致自己哭。他下臺後，那些官吏的特權全部恢復，有利於他們的改革得以保持，損害他們的改革全部廢除。

改革效果並不理想

這有三方面原因。

1、改革內容欠缺。10條內容5條整頓吏治，富國強兵3條措施中的修武備、恢復府兵制又沒有實施，加上最後2條沒有多大實際意義的執行力建設建議，這就是整個改革內容。

可以說，除掉觸犯當權者利益的舉措外，范仲淹改革舉措確實乏善可陳，也難以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

2、時間短暫。從1043年九月天章閣問策開始，到1045年初范仲淹等人離朝，整個改革還不到1年半（包括了籌劃階段），真正落到實處的改革有多少？慶曆新政基本是停留在紙上談兵階段。

3、范仲淹精力有限。就這短短的1年半時間裡，范仲淹還沒有投入全部精力去改革，因為他要騰出身來處理滕子京公款吃喝案、水洛城之爭（這都是改革派內容的紛爭），還要處理西北戰事及巡視河東。

改革的緊迫性很快消失

1045年正月西夏李元昊正式接受北宋冊封，北宋邊疆威脅消除，宋仁宗已無壓力和動力去改革，完全可以沉浸在盛世年華當中。

黨爭出現

改革還沒取得什麼實效，范仲淹的學生石介就欣喜若狂，認為太平大治的時代來了，得意洋洋的長賦《慶曆聖德頌》橫空出世，熱烈讚頌范仲淹、富弼、杜衍、韓琦、歐陽修等相關宰執和諫官，並指出心目中的大奸就是夏竦！

禍從口出。石介這一番口舌之快種下了禍根。平心而論，這夏竦到目前為止除了沒什麼大功、名聲不大好以外，真不配列入《宋史》的奸臣傳。鬱悶的夏竦說，你石介能指責我為奸臣，那我也能說你們是朋黨！

夏竦隨便一個小計策，就把范仲淹、富弼等人鬥得趕緊離朝，此時改革才半年多！

這是石介得罪夏竦的後果。還有歐陽修得罪自己連襟、御史中丞王拱辰呢！進奏院之獄案一發生，改革中堅力量全部一網打盡。

范仲淹、歐陽修等人被攻擊為朋黨，無法自立於朝廷，改革命運歸於失敗。

紀巖松

一、范仲淹改革的失敗的原因，與君主昏聵有一部分關係，與時代背景也有關係，對外，宋軍對西夏作戰全面潰敗。宋朝只對外繳納歲貢，在外交中起防禦態勢。對內，國內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下，財政收入不足，土地併購嚴重，人民生活艱苦，實有農民起義爆發。嚴重威脅統治。在內外交困的之際，宋任宗終於痛下決心改革。

二、宋仁宗一代，宋朝經過百餘年的相對安寧日子，承平日久，積弊叢生，機構臃腫，財力薄弱，百姓困苦，外敵洶洶，國家到了不改革不行的的地步了。面對此種狀況，范仲淹以提高財稅收入、增強軍備力量、刷新吏治、提升效能等為目的，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等十項新政綱領、改革舉措，宋仁宗將這些舉措在全國推行，改革全面鋪開，史稱“慶曆新政”。

三、這些改革措施中，除“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三項外，其餘都為刷新“吏治”，即通過“精兵簡政”的手段，來減輕國家重負，提高行政效率，最終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然而，當“擇官長”“明黜陟”“抑僥倖”等措施實行後，卻影響了許多官員的既得利益，士大夫群起而攻之，加上宋仁宗有始無終，朝廷股肱大臣瞻前顧後，利益集團頑固阻撓，這十項改革措施只實行了六項就半途夭折，1045年，范仲淹、韓琦、歐陽修等改革派相繼被貶出朝廷，各項改革隨即廢止，“慶曆新政”以失敗告終。

四、改革就要犧牲利益集團既得利益，犧牲士大夫利益就會動搖國本根基。宋仁宗自身優柔寡斷的性格，也註定了改革的失敗開始就註定了。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用盡機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伶一醉。人世都無百歲。少痴呆、老成尫悴。只有中間，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牽繫。一品與千金，問白髮、如何迴避。”范仲淹的政治理想、人生抱負，終於被現實擊得粉碎，徒留一番沉痛的感嘆

我是史上雜談，一個歷史愛好者，以史會友，大家可以關注一下，共同探討。謝謝閱讀。

史上雜談

范仲淹是一位集政治、軍事、書法、文學與一身的北宋名臣，同時也是一位改革家，一生心繫百姓和國家，曾寫出著名的岳陽樓記！他從小時候起就歷經磨難，幼年生活十分貧苦，兩歲喪父母親貧困無依，無奈帶著幼小范仲淹改嫁給了常山朱氏，等長大後知曉了自己的身世，縱觀諸多事情，他感到唯有讀書才能改變命運，於是立志通過讀書來自立門戶，於是他晝夜苦讀，夜晚讀書睏倦了，就起身把臉浸在涼水裡，以此來讓自己清醒，他常常白天讀書什麼也不吃，直到傍晚才吃一些東西，就這樣他通過寒窗苦讀，終於精通了六部經典著作的要義，發憤要識遍天下字、立志讀盡人間書！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登上蔡齊榜由寒儒而成為進士，官居九品從此開始他的為官生涯！

范仲淹所生活的北宋時代，正是處於宋朝由盛而衰的轉折時期，當時吏治腐敗財政危機嚴重，也不斷有農民揭竿而起，邊境上契丹與黨項結成犄角之勢，還不斷南擾東犯真是內憂外患，此時的大宋王朝看似繁華的表象下，實則危機四伏！身處官場的范仲淹自然是對當時官僚政治的腐敗，以及下層百姓的疾苦是很瞭解的，這也引起當時其它有識之士的警惕，他們杯著強烈的憂患意識要求朝廷變革，企圖挽救大宋王朝的統治危機，這中間由於范仲淹是最為倡導變革者！當時的仁宗也認識到改革的勢在必行，慶曆三年提范仲淹與韓琦為樞密副使，之後又升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開始進行改革，范仲淹上了著名的（十事疏）作為基本的改革方案，十事包括明罷黜、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對於范仲淹提出的十事，仁宗多於詔令的形式而頒行全國，史稱慶曆新政，政治上限制恩蔭懲辦貪官，嚴格按政績考核官員，改革科舉制度，選拔能治理國家的人才，立法要慎重法令必須嚴格執行取信於民，經濟上減輕徭役興修水利、發展生產以挽救財政危機，軍事上在東京開封附近招募民兵且耕且戰，這樣即可省養兵費用，還可加強京師的守衛力量，同時增強軍隊戰鬥力，再從士兵中選拔人才！提到的這些改革措施涉及政治、經濟以及軍事等多方面，核心就是整頓官吏，范仲淹希望通過官僚政治體制的改革，以挽救宋王朝潛在的危機！

但是這樣一來就限制了權貴們的特權，侵犯了官僚階層的權益，以致遭到它們猛烈的攻擊和阻攔，還有的使出了卑劣的手段，想制他於死地，當時范仲淹等人也感到政治形式的險惡，在推行慶曆新政初期還算順利，不過後因觸及到了權貴們的利益，所以他是飽受排斥，甚至最後被排擠出了朝堂，在反對派的攻擊下，改革進行下不去了，范仲淹還被罷免了宰相的職務，貶到了外地當了個小小的知州，富弼與韓琦也被解除了樞密使出任地方官，因此慶曆新政是無疾而終，宣告失敗！其實范仲淹所提出的這些新政措施，都是金玉良言正對北宋的時政弊端，而由於涉及到了權貴的利益，它們寧可最後國破家亡，也不顧及國計民生！在古代封建朝廷制度下，一個有識之士國家棟梁之才，想為國家與百姓辦些有益社稷之事，那是何其難呀！

一江春水向東流6254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一代北宋名相范仲淹於慶曆六年在鄧州寫下的傳世名篇中開篇第一句，句中提到的滕子京是范仲淹同年進士，當初倆人一見如故，意氣相投，更重要的是滕子京一向被范仲淹器重，是范仲淹慶曆新政的堅決擁護者。

而慶曆四年春天滕子京被貶謫巴陵郡是范仲淹於慶曆三年開始的改革新政遇到了強大阻力的開始。

宋仁宗登基後還是很想有些作為，大宋內外交困，也不得不有所改革。慶曆三年在皇帝的誠意和信任下范仲淹呈上了《答手詔條陳十事》，其中說出了一個真理，大意就是歷代的政策都有弊端，一成不變，必生禍亂。

除軍事外，其主要重點是對幹部制度改革。大宋輕武重文，冗官太多，科舉考試名額之多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科舉還算好點，畢竟要考一考，可要命的還有“門蔭”和“納粟”，前者是皇帝子弟及外戚後裔封官，後者就是買官，只要出錢就能當官。

這樣造成官員越來越多，而且辦事效率越來越低，國家財政不堪負擔。范仲淹重點打擊“門蔭”制度，下發《任子詔》，限制幹部子弟當官，還和富弼，翰琦商量對策，把一些地方的多肥部門領導人任期定為三年。

又派王鼎等明查暗訪各地各級官員，提拔能幹的，撤職不合格的。有人勸道“撤職筆一劃就容易，你可知道他後面全家都在哭呢”，范仲淹回答了一句歷史名言“他一家哭總比一個地區哭好”。

中國的改革歷來如此，只要牽涉到個人利益，既得利益集團受到傷害，就千方百計相互串通剷除改革者。還是老套路從經濟問題下手，先彈劾改革的支持者滕子京，張亢有貪汙行為，這滕飛子京以前批評過仁宗好吃好喝，仁宗勉不了有些記仇，這下將二人免官，滕子京就有了謫守巴陵郡的事，也造就了慶曆六年范仲淹的《岳陽樓記》。

再就是載髒陷害，讓人模仿范仲淹老友石介的筆跡給改革派寫了封信，信中暗示要發動政變拉仁宗下臺。仁宗畢竟也不是昏君，對這些也不大相信，就最多心裡有些犯嘀咕而已。

最後一招直擊仁宗的痛點，宰相賈昌朝，王拱成指示諫官錢明逸向皇帝告狀，說范仲淹拉幫結派，有朋黨之嫌，結黨營私，擾亂朝廷。這一下真正牽動了仁宗的神經。有宋以來，太祖太宗以唐朝牛李黨爭為戒，嚴禁大臣之間結成派系或者朋黨，連新中的舉人也禁止稱主考官為恩師，老師，真宗，仁宗朝也三令五申都在這點上表示過堅決的態度。

可君子坦蕩蕩，慶曆四年四月在朝堂上仁宗問起小人，君子結黨的事，范仲淹理直氣壯地回答君子也可結正黨，小人結邪黨，皇帝只要分清楚，君子結黨對國家有好處也行，仁宗對這個回答顯然是不滿意的，因為這觸及了他的底線。

在范仲淹逐漸失去仁宗信任的時候，歐陽修大筆一揮一篇醒世名作《朋黨論》出爐，試想從理論上闡述君子結黨是“真朋”，小人結黨是“偽朋”，不加避諱，等於向仁宗宣佈我們改革派已結成君子“真朋”之黨。但從皇帝的角度來看，對朋黨的防範重於政府的改革，因為它能削弱皇權，駕空皇帝，讓皇權旁落而招來大禍。作為臣子，作為像范仲淹，歐陽修這樣的坦蕩君子哪怕結成朋黨也是為了國家，對朝廷有利，而這是他們一相情願的想法。這篇文章一出，就意味著慶曆新政面臨失敗的危險。

果然，此文一出，既得利益集團感到勝利在望，他們是不會承認結朋黨的，此文是仁宗對慶曆新政態度的轉折點，仁宗還是要維護皇帝的專制統制。

慶曆四年六月，仁宗任命范仲淹為陝西，山西宣撫使，范仲淹被迫離開京師，隨後富弼，韓琦，杜衍等改革派相繼貶官，歐陽修也貶至安徽滁州，隨著改革派官員的離開，持續只一年多的慶曆新政陸續停止執行。范仲淹後又於慶曆六年任鄧州，在那裡寫就了名篇《岳陽樓記》。

慶曆新政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仁宗性格不堅定，耳根子軟，從善如流，從惡也如流，開始壯志滿滿，一碰到壓力，遇到既得利益集團強烈反抗就縮回去了，這也是宋朝皇帝搞改革的通病。

（一家之言，歡迎指正。）

看遍山川

范仲淹的改革失敗基本就是政黨相爭的結局，其中至關重要的人就是宋仁宗宰相夏竦（當然他這會還不是宰相）。

在講夏竦之前還有一個重要人物叫做呂夷簡。公元1022年，年幼的宋仁宗即位，呂夷簡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也就是相當於宰相了。但是此時是劉太后垂簾聽政，把持國家，劉太后此人剛愎自用，又絲毫不懂國家之事，整個北宋朝廷自然就是貪官汙吏橫行。

也是由此，呂夷簡不得不糾結黨派（也就是後面的革新黨）力抗劉太后，不得不說還虧了呂夷簡的到處周旋才打理好當時的朝政，直到宋仁宗親政之後，呂夷簡就以功臣自居了。回到夏竦這個人，當時呂夷簡和夏竦同為真宗時期的宰相王旦賞識，但是呂夷簡親王旦，夏竦卻親近宦官張懷德和另一位宰相王欽若。所以很自然，當仁宗親征，呂夷簡及其黨派做大的時候，夏竦是受到排擠且不得志的。

但是夏竦畢竟也是人才，而且當時不管是資歷還是其他都僅次於呂夷簡，所以呂夷簡退休之後就故意推薦夏竦為接班人。但是沒想到的是，呂夷簡也在這是和他的革新派抓住夏竦在陝西邊關對抗西夏的時候不作為為理由彈劾夏竦，結果一來二去的，夏竦被貶到了亳州。

眼見自己的地位一落千丈，夏竦肯定是不甘心，此時范仲淹實行“慶曆新政”，夏竦以革新派中石介為突破口，指責陽修、范仲淹、杜衍等結黨，迷朝誤國，而他們都是站在呂夷簡這邊的革新派代表。更在石介家中搜出了革新派準備廢掉宋仁宗另立新君的陰謀。這些一下，范仲淹等人哪還有理說的清，只好主動請求貶官外放，而慶曆新政也宣告失敗了。

所以，這是人禍啊。

三觀粉碎機

范仲淹改革失敗的原因有幾方面，第一，沒有一個決心把改革進行到底的皇帝，第二，觸犯了絕大部分勳貴和高官的既得利益。

皇帝是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可是宋仁宗是一個耳根子比較軟的皇帝，想改革，卻又不願意得罪勳貴和大部分官員，本來改革就是犧牲小部分的利益來成全大部分人的利益，可是，這小部分人才是國家的高層，是能影響皇帝決斷力的人，那大部分人卻沒有機會得見天顏。

慶曆改革最根本的措施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其中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屬於人事改革，這方面阻力最大，這些都是勳貴和高官的特權，官員們推薦自己的家人朋友為官從中牟利，你讓他失去，一定是會反抗的。均公田也是反應比較大的，吃到嘴裡的田地，你讓他吐出來，很難。龐大的官員群體，龐大的利益團體，改革只進行了一年就結束了。

范仲淹是個改革家，雖然最終因為種種原因失敗了。終宋一代，也沒有解決冗兵冗官。最終間接導致了北宋的滅亡

W一家之言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幾乎所有大刀闊斧的改革最終都會失敗。這些失敗無一例外地說明了一點，所有的改革都不在適合生存的土壤裡。

我們總會設想，如果王安石變法成功了會怎麼樣，如果慶曆新政成功了會怎麼樣，如果戊戌變法成功了又將會怎麼改變中國命運的走向。只是，這些設想都建立在變法失敗的基礎上罷了。

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有一股勢力，叫守舊派。千百年來，一直在頑強地阻撓任何能讓中國更加富強先進的變革。為了他們的固有利益，他們牢牢地聯合在一起，將一切的新事物視為異端邪說視為洪水猛獸。即使偶爾會有些開明的君主願意有所作為，也最終會陷入僵局，種種措施無法有效施行。

關鍵字: 宋朝 范仲淹 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