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9 計劃生育竟是造成恐婚的一個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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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轉型期的心理後遺症

本文首發於總第847期《中國新聞週刊》

從心理學的視角，任何改變都是創傷，無論主動還是被動。

幾年之前，我在大學心理諮詢室裡見到一批長大後的留守兒童。那是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一些當初看起來積極的社會變革，對一個家庭的傷害，在十幾二十年後才得以顯現。最近，在一批30歲左右的社會個案身上，我同樣看到了社會劇變給家庭和孩子帶來的影響，這種影響是橫掃一切社會階層的，粗暴而並不簡單。

比如，你可能萬萬想不到造成恐婚的一個重要原因，其實是計劃生育政策。

最近連著接待了幾個長大成人的非法二胎。他們是家裡的第二個孩子，他們出生的時候，計劃生育政策風聲正緊。父母，尤其是有公職的，只好來一招瞞天過海，把他們送到天高皇帝遠的鄉下親戚家養著，父母自己則化裝成親戚去探望他們。他們一般會在3歲或6歲被接回來，不僅完美錯過嬰幼兒期的親子養育，更有甚者，回來以後也不許公然管自己的父母叫爸爸媽媽，當著人面兒得叫叔叔嬸嬸什麼的。

他們是被藏起來的孩子，彷彿不曾存在過。對於他們，完成與自己家庭的身份認同是件天然困難的事。因為進入家庭晚，看起來他們就像是這個家裡的養子，家人真正地接納他們也是有些困難的。對於自己的來歷，從垃圾堆撿來的這種玩笑，在一個時期裡他們可能會深信不疑。他們另外的一個共同困難，是手足競爭的激化。因為這個家庭的第一個孩子，往往一直在父母身邊長大，由父母親自撫養，生活條件更優渥，跟父母的情感連接也更深厚。常年忍著嫉妒和不公的感覺跟老大爭奪資源和寵愛，會讓好不容易找到家門的隱形老二一路過來非常辛苦。

我也見到了尋求心理幫助的老大，可以想象這是怎麼回事嗎？老二接回來後，媽媽非常內疚，為了要彌補老二缺失的母愛，拼命把資源傾斜給老二，這讓老大震驚和心碎，感覺被媽媽背叛。相形之下，小品《超生游擊隊》裡的孩子們似乎有著不幸中的萬幸，反正他們的父母也沒有公職，能夠帶著他們住水泥管子，家本身顛沛，但他們是存在的，父母也是存在的。

1978年還是恢復高考的第一年，1979年則是“文革”後第一屆的研究生入學，他們是如假包換的天之驕子。然而與驕子之子的孩子在諮詢室裡的不期而遇，還是非常的令人唏噓。

一位的父親是1978年入學的大學生，一位的父親是1979年入學的研究生。然而在他們17歲那一年，父親都癌症去世了。不知道現在還有幾人記得蔣築英、羅健夫這些曾被大肆宣揚的英年早逝的知識分子，他們應該算是當年一個精英群體的代表：對時間有著變態的緊迫感，對家國和歷史有著變態的責任感。他們拼命工作，發誓要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結果還是反被時間奪走，留下孤兒寡母。

父親們的事蹟往往是一個單位裡的傳奇，及至孩子中年，報出父親的名號，還是會讓知情人敬仰和動容。但對於兒女來說，這有何用？一個英名猶在的父親，和一個能夠陪伴他們成長的平常父親，不由他們選擇。父親在最強大的時刻離去，留下了一座難以超越的山峰，他們的俄狄浦斯任務變得異常艱鉅，難免比同齡男生有更大的焦慮。對於英年早逝的父親，他們往往懷有極具破壞力又不為自己所察覺的潛意識憤怒。

90年代初發生了“春天裡的故事”，當年敢於下海去闖蕩的男人，在原來的單位也大多是能人。他們的孩子現在30左右了，也像父親一樣能幹像母親一樣能忍，小時候就在深港一帶見過花花世界，格局在同齡人裡也算開闊，但是在親密關係中卻顯示出不一而足的虛弱。父親缺席是一方面，留下來的母親雖然盡力照顧著孩子，但也有好多的情緒需要這些敏感早熟的小孩來照顧。

有的時候，轉型期的社會因素可能恰恰是這個案例建構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