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1 科學精神的起源文化頭條網

06.11 科學精神的起源

摘要：科學精神是一種特別屬於希臘文明的思維方式，它關注知識本身的確定性，不考慮知識的實用和功利，關注真理的內在推演。科學精神就是理性精神，理性的原則是內在性原則和自主性原則。科學精神源於希臘自由的人性理想。希臘理性科學開始於自然的發明。

科學有思想方式和社會建制兩個方面，作為社會建制的科學是近代以後的事情，作為思想方式的科學起源於古代希臘。所謂科學精神，首先指的是一種特殊的思想方式，這種特殊的思想方式並不普遍存在於各個文明之中。它特別的屬於古代希臘人。希臘文明並不是最古老的文明，持續時間也不很長。但它對人類歷史的影響最為持久而巨大，原因在於，它是科學精神的發源地。

何謂科學精神

科學精神是一種什麼樣的思想方式呢？在希臘文明之前和之後，其它文明都產生和發展了豐富而多樣化的知識，從處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到管理社會、定國安邦，從安撫靈魂、維護社會穩定，到解決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問題，都各有經驗、方法、對策。所有這些知識，不論是零散的還是系統的，不論是有效的還是無效的，都具有強烈的經驗特徵、實用特徵。但是，沒有一種文明像希臘文明一樣，超越了知識的實用性功能，而對知識本身感興趣，對知識的確定性問題如醉如痴。對知識本身感興趣，著迷於知識的確定性問題，這就是希臘版本的科學精神。

並不是說其它文明都沒有對知識本身有過任何反省。中國的孔子說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莊子說過“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這些言論有些甚至很深刻，但都是到此為止，不再深究。希臘人卻罕見的把知識問題列為人生的首要問題。“認識你自己”是德爾斐的阿波羅神廟裡最有名的一句箴言，也是希臘精神生活的縮寫。什麼是“認識”？“認識”為什麼一定要指向“自己”？這是希臘思想家反覆詢問的問題。

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開篇第一句，“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把“知”的問題擺在了最為突出的地位。他在這部重要著作的第一卷區分了經驗、技藝和科學（知識，episteme，在希臘文裡，“知識”和“科學”是同一個詞）。他認為，低等動物有感覺，高等動物除了感覺還有記憶。從記憶中可以生成經驗，從經驗中可以造就技藝（techne）。經驗是關於個別事物的知識，技藝是關於普遍事物的知識。技藝高於經驗，因為有經驗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技藝者知其所以然，故技藝者比經驗者更有智慧、懂得更多。但是技藝還不是最高的“知”，最高的“知”是“科學”（episteme）。技藝固然因為超越了經驗而令人驚奇讚歎，但是由於多數技藝只是為了生活之必需，還不是最高的知，只有那些為了消磨時間、既不提供快樂也不以滿足日常必需為目的的技藝，才是科學。我們中國人常常把知識分成經驗知識和理論知識兩大類，亞里士多德卻給出了知識的三個階段。他的經驗知識大體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經驗知識，技藝這種追究原因、知其所以然的普遍知識，大體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理論知識，但是我們的分類中卻沒有亞里士多德所說的“科學”的位置。這件事情反映了希臘科學精神相當大程度上被我們忽視、被我們遺忘。

什麼是“認識”？認識即是追求“科學”。什麼是“科學”？為什麼在“技藝”這種理論性知識之外還要增加“科學”這樣一個純粹知識的階段？這是特別值得我們中國人思考的地方。亞里士多德說得很明白，“在各門科學中，那為著自身，為知識而求取的科學比那為後果而求取的科學，更加是智慧。”（982A15－18）[1]“如若人們為了擺脫無知而進行哲學思考，那麼，很顯然他們是為了知而追求知識，並不以某種實用為目的。”（982B21－23）[2]純粹的科學必須是為著求知本身的目的而不是任何其它目的而存在，這種指向“自己”的“知”，才是純粹的科學。這樣的科學，就是“自由”的科學。

超越任何功利的考慮、為科學而科學、為知識而知識，這就是希臘科學的精神。這種精神是希臘人對人類文明的獨特貢獻，在其它任何文明中都找不到這樣的精神氣質。

理性思維的本質是追求內在性

亞里士多德已經表明，理論知識與經驗知識的不同就在於，理論知識研究事物的“原因”和“本原”。最高的、純粹的科學（知識），研究原因和本原“本身”。尋求本原的努力，自始至終貫穿在前蘇格拉底的希臘思想史中。當泰勒斯說萬物的起源是“水”，阿那克西曼德說萬物的本原是“無定”（apeiron），阿那克西米尼說本原是“氣”，畢達哥拉斯學派說本原是“數”，赫拉克利特說本原是“火”，巴門尼德提出存在與非存在、提出真理與意見之別，恩培多克勒提出四根說，阿那克薩哥拉提出種子和努斯，德謨克利特提出原子論的時候，他們都或多或少地把他們對世界的思考落實到了對事物“本原”的追究之中。

什麼是原因和本原？原因、本原就是“根據”，是事物可理解性的根據。藉助“根據”，我們獲得對事物的理解，我們知道如何與事物打交道。對本原的追求，也就是對根據的追求。“追問”這種希臘理性生活所習慣的東西，首先也是著眼於“根據”而來的。蘇格拉底—柏拉圖把“相”（idea），亞里士多德把“本體”（substance）或“形式”（form）作為他們所找到的第一根據。在後世的形而上學家中，笛卡爾找到了“我思”，萊布尼茨找到了“單子”，黑格爾找到了“絕對精神”，作為他們各自的終極“根據”。一部西方哲學史就是一部尋找最終根據的歷史，而這個追究根據的“範式”本身卻是希臘人開創的。“根據”就是理由、原因。充足理由律（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就是根據律。尋找根據即是講理。根據律是西方理性主義的第一定律。

所謂科學的思維方式就是理性思維，所謂西方的科學傳統就是理性主義傳統。

理性主義興起於希臘民主政治熱烈論辯的土壤之中。討論、辯論、爭論是否沒有完沒了？是否“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蘇格拉底一反智者們為辯論而辯論的風氣，要把辯論引向一個崇高的目標，在那裡，道理顯明而有約束的力量，並且這種力量並不來自你的能言善辯，而來自道理“自身”。道理顯明地擁有“自身”，因而“自足”、“自主”、“自律”、“自明”。這就是“根據”的內在性原則。滿足內在性原則的“自身”就有規約性的力量。

何謂理性（reason）？辭典上說：“理性，一種從一些信念的真達到另一些信念的真的能力。”[3]簡單說來，理性是一種保真推理的能力。保真推理無疑是構建確定性知識的最好方法，唯有保真推理，才會有確定性知識。亞里士多德已經發現，典型的保真推理就是三段論推理：

大前提：凡人皆有死

小前提：蘇格拉底是人

結論：蘇格拉底有死

為什麼三段論推理是保真推理呢？原因是，結論已經事先包含在前提之中。所以，保真推理之所以能夠保真，原因就在於，保真推理本質上只是原初真理的自我展開。它是“自己”推出“自己”（的部分）。保真推理的要害在於，它活躍在內在性領域之中。“認識”為什麼一定要指向“自己”？因為唯有指向“自己”，“認識”才具有確定性、普遍性、必然性。這是西方理性主義的內在性思路。

對於中國思想而言，內在性思路是不可思議的。宇宙間萬事萬物均處在有機的相互聯繫之中，每個個體事物不可能“根據”“自己”就能夠如此這般。中國思想推崇“無我”、無“自己”。一切事物均在有機宇宙的汪洋大海中，按照整體的運勢而運動。當亞里士多德說出“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的時候，孔子卻強調“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對於希臘人來說，真理具有獨立不依的崇高地位，真理自己為自己開闢道路。

科學追究根據，純粹的科學追究事物內在固有的根據。事物內在固有的根據因其內在而具有必然性、普遍性和確定性。所謂理性思維，就是循著事物內在的根據，對真理（真知）進行內在擴展。科學、理性、真理，就此結成一體。

於是我們看到，希臘人有發達的邏輯學、發達的演繹數學、發達的哲學－形而上學。這些都是希臘科學理性傳統的豐碩成果，而其它文明沒有發展出這些東西，既不關乎智力水平，也不關乎物質生產能力，實乃在更深的層面上，文明模式的根本不同。

科學精神之源：自由的人性理想

在科學、理性的背後，是希臘人自由的人性理想。唯有將“自由”置於人性理解之核心地位的民族，才有可能對純粹的科學如醉如痴，因為，純粹的科學就是自由的科學。自由的科學出自自身（內在演繹）、為著自身（為科學而科學），因為所謂自由也就是出自自身、為著自身。從希臘時代以來，西方人的自由從來就是個體的自主、自決、自立、自足

把自由作為人之為人的根本標誌，是希臘文明傳遞給現代西方社會的文化基因。對中國人而言，是否有情有義有愛，是判斷人之為人的標準。儒家用“仁”字來概括這一人性理想。這一人性理想與中國文化的血緣親情特徵相關，而血緣文化又與農耕文明氏族同居、不喜遷徙的社會秩序相關。希臘文明是海洋文明、商業文明，喜遷徙流動，因而形成了高度契約化的社會秩序。在這樣的社會秩序中，個體的獨立自主性是被默認的前提，維護這種個體的自主、自立、自足，是維護這種契約化社會秩序的前提。

自由的科學有兩個特徵，一個是它的批判性，一個是它的非功利性。

自由的學問是質疑和批判的學問。對不同的意見可以進行相互批判。這種知識態度與希臘的民主制有關，而在東方專制社會里，盛行的是對權威的崇拜以及知識的神聖化，決無可能養成質疑和批判這樣的知識態度。

古代希臘人生活的希臘半島多山，沒有大面積的沖積平原，因而也無須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從而沒有形成如東方社會那樣的水利農業，以及建立在水利農業之上的東方專制政體。希臘半島地理上的多樣性導致了希臘文化的多樣性：希臘社會由大大小小的城邦所組成。亞里士多德曾經說過，所謂人就是住在城邦裡的動物，而住在城邦裡的人就是“政治的”人，政治的人是要承擔起公共事務的人。希臘城邦制讓自由民成為自由的。

希臘人自由的談論政治成為風氣，柏拉圖的對話充分展示了希臘人是如何熱衷於討論正義、法律、理想的政體和理想的統治者這些政治話題的。在辯論過程中，話題實際上遠遠超出了政治話題，而涉及到宇宙人生的各個方面。這種自由的辯論之風是構成希臘自由的學術的社會學基礎。在希臘哲學家們之間，這種自由的辯論風氣表現為熟悉各家思想並相互批評。“我們有可靠的證據，說明早期的希臘哲學家們互相瞭解大家的思想並互相批評。在很多情況下只要閱讀哲學家們自己的話就可以明白，這些話經後來的撰述者的引用而為我們保存了下來。例如，在巴門尼德之後的哲學家中，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薩哥拉兩位都採用了他的原理，認為無不能生有，並用類似於巴門尼德本人使用過的術語進行重新表述。

在這之前，赫拉克利特在好幾個場合提到他的前輩及同時代人。”[4]這種相互批評的思想傳統對於造就自由的科學是至關重要的。希臘哲學誕生之前的神話世界觀、更早以及同時代東方社會盛行的神話世界觀，都沒有經受批判性的洗禮，因而經不起理性思維的進一步推敲。埃及神話中的太陽神阿蒙－拉為什麼會每天都駕著他的船隻航行一次？為什麼不同的季節沿著不同的天空路線航行？埃及神話沒有給予解釋。神話宇宙論往往還提供好幾個版本，但各種版本簡單並存，版本之間的優劣沒有進一步加以辨別，那怕相互矛盾也不予理會。希臘哲學的批判和辯論傳統，為純粹知識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自由的學問是超功利、非實用的。柏拉圖在《理想國》裡借蘇格拉底之口特別強調了數學的非功利性、它的純粹性、它對於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為算術和幾何的學習不是為做買賣，而是“迫使靈魂使用純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這門科學的真正目的是純粹為了知識。

希臘人開闢了演繹和推理的數學傳統，這首先是由於他們把數學這門科學看成是培養“自由民”所必須的“自由”的學問。自由的學問是純粹的學問，不受實利所制約，而演繹科學正好符合這一“自由”的原則。對希臘人來說，數學並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實用性學科，而毋寧說是培養德性的學科。

追求自由的知識，與希臘人視自由為最高的人文理想有關[5]。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體現在“科學”之中。對古典希臘人而言，能夠保證人成為人的那種優雅之藝是“科學”，而對“自由”的追求是希臘偉大的科學理性傳統的真正秘密之所在。

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第一卷第二章中提到了自由學術起於“驚異”，但源於“閒暇”。自由的學術不是起源於實際生活的需要，而是起於對世界的“驚異”。有所驚異者感受到自己的無知，因而為了擺脫無知而求知。但是，這種無任何實用目的、單純為了求知而從事的學術，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閒暇[6]。亞里士多德說，“可以說，只有在生活必需品全部齊備之後，人們為了娛樂消遣才開始進行這樣的思考。顯然，我們追求它並不是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們把一個為自己、並不為他人而存在的人稱為自由人一樣，在各種科學中唯有這種科學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僅是為了自身而存在。”（982B24－28）[7]

自由的學術建立在學者的生活無憂之上，而這一點靠的是希臘奴隸制，正是希臘奴隸制保證了貴族和自由民優裕的生活及閒暇。希臘的奴隸有兩個來源，一是戰爭中的俘虜或者外邦人，一是城邦內部自由民因貧困撩倒淪為奴隸。奴隸從事農業和手工業，沒有政治權利，不能在城邦事務中發表獨立的意見[8]。大量的奴隸使自由民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但同時也使希臘哲學家養成了輕視手工勞動的習慣。

自由的學術不顧及學術的現實功用，而自由的學者也不受僱於任何政府、企業或老闆，它根本上不是一種可供養家餬口的職業。“早期的自然哲學家要麼自己擁有財產，要麼是以擔任私人教師、醫師或工程師為生，因為不存在自然哲學家或科學家這一類職業。因此，希臘科學是空懸在社會學的真空之中，自然哲學家們進行的是毫無實用價值、似乎也毫無意義的個人研究，有時還要受到敵視和嘲笑。”[9]在希臘古典時代，城邦並沒有用國家的財力設立為國家服務的教育和科學機構，以支持科學和教育事業。希臘的教育和科學活動都是民間活動，但並不是所有從事教育活動的人都稱得上學者、哲學家。蘇格拉底時代的許多智者（sophist）就被認為並不是真正的學者，因為他們靠教人辯論術、幫人打官司掙錢，因為必須為客戶服務，所以他們做不到自由的思考。柏拉圖甚至稱智者的工作為奴隸式的工作。希臘的哲學家純粹出於個人求知的興趣從事學術研究，這是空前絕後的。

理性科學的開始：自然的發明

說科學是特別屬於希臘人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證據，那就是，是希臘人發明了“自然”的概念。“自然”的“發明”標誌著理性科學的開始。這個說法來自著名希臘科學史家勞埃德，但我賦予這個說法新的意思。[10]

今天我們生活在由西方科學傳統所營造的世界之中，往往把“自然”概念看作理所當然的，而沒有意識到這個概念其實包括著大量的預設。正是因為古代中國人不承認這些預設，他們並沒有“自然”的概念。

現代漢語中“自然”這個詞是對西方文字的翻譯，古代漢語裡並沒有“自然”這個獨立的單詞。古漢語中的“自然”最早出現在老子《道德經》中，是一個形容性的詞組，意思是“自己如此”、“自己的樣子”，或作為動詞，意思是“成為自己目前的樣子”。“自然”成為一個名詞性的詞組，完全來自近代對西方語言Nature的翻譯。

近代西方的自然概念，是關於存在者特殊領域的標定：有些存在者是屬於自然界的，有些不是。這也是今天漢語“自然”一詞的基本意思。但是這個存在者領域是如何劃定出來的，卻並不十分清楚。自然科學被認為是以“自然”為研究對象的科學，但是，什麼是“自然”？如何劃定這個特殊的存在者領域？無論怎麼劃定，總是有一個存在者的領域能夠被劃定出來，並被稱為“自然”。

但是在中國古代，並沒有這樣一個存在者領域被標定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所有人包括中國人當然老早就知道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鳥獸魚蟲這些東西，但是這些東西是否獨自構成一個有著內在統一性的領域，卻不是自明的。中國人也有天地人三才的說法，但是，由於相信天人合一、天人相感、天人相通，天地人三才本質上屬於同一個世界，並不是三個不同的世界。

對希臘人而言，“自然”是如何被劃定出來的呢？有兩個環節。

第一個環節是“自然”作為“本性”、“本質”從而作為“根據”，是西方理性科學的前提和預設。現代西方語言的Nature有兩個基本的義項，一是“本性”，一是“自然界”，以後者為主。Nature來自希臘文physis，在前蘇格拉底時期，physis的主要意思是“本性”，而沒有“自然界”的意思。一本名為《論自然》的著作，並不是今天我們所想像的關於自然界的科學著作，而是一本論事物之本性的一般哲學著作。大量“論自然”之言論、著述的出現，反映的是希臘思想家力圖以追究“本性”的方式去理解世間的萬事萬物，而這，正是我們前面反覆提到的理性思維方式本身。因此，對於前蘇格拉底的希臘思想家們來說，所謂的“科學”就是追究“自然”（本性、本質、根據）的科學，所謂的“哲學”就是追究“自然”（本性、本質、根據）的哲學。今天我們都知道，自然科學是全部科學的正宗，但是它之所以正宗，不是因為它的研究對象是“自然界”，而是在“自然”一詞的古意裡，包含了科學肇始的特殊路徑的秘密。“自然”就是科學性思想方式本身。英文稱自然哲學為natural philosophy而不是philosophy of nature，稱自然科學為natural science而不是science of nature，正是西方哲學和科學的開端處之實情的一種依稀可辨的“虛弱的餘音”。

第二個環節是將“自然物”單獨劃定出來，使之成為“自然界”。這個工作主要是由亞里士多德完成的。由於將自然物這個特定的存在者領域劃定出來，“自然”便不再是一切存在者的本質，而只是“自然物”的本質。與“自然物”相對立的是“人工物”，其區別在於，自然物在自身中保有自身運動的根據，而人工物卻不保有；自然物的本質是內在的，人工物的本質是外在的。作為自然物之本質的“自然”，體現的是自主性原則和內在性原則，也就是理性原則。這就是為什麼在“自然”科學脫離哲學母體成為一個專門領域的科學之後，仍然享有理性科學之正宗名聲的原因。在自然物與製作物的規定過程中，自然物具有優先地位；在自然與技藝之間，自然享有優先地位。自然物是“自己”生長出來的，人工物是“他者”製作出來的。生長物高於製作物。但是，生長物雖然與製作物不同，但它們都受“根據”所制約，都是由於“根據”而存在。這樣，在所有以追尋“根據”、“理據”從而把握存在者之存在的理性事業中，追求“自然”即自然物的“本質”和“根據”的事業，佔據一個突出的和優先的地位。西方科學與哲學始終糾纏在一起，哲學始終或隱或顯地以科學為參照系，其原因就在於此。

古漢語“自然”不是一個名詞，因此我們不能問“自然是什麼”，因為“自然”不是一個“什麼”，我們只能通過描述來“顯示”事物的“自然”。而希臘文的physis，卻允許我們追問“什麼是自然（理據）”，從而創造了“自然”的“科學”。中國人“就事論理”和西方人“就理論理”的不同思維方式，已然分明。中國思想與西方科學思維方式的分野，於此可見一斑。

[1] 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苗力田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頁。

[2] 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苗力田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頁。

[3]布寧、餘紀元編著，《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58頁

[4] 洛伊德：《早期希臘科學》［M］，孫小淳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 參見吳國盛：“科學與人文”，《中國社會科學》［J］，北京，2001年第4期。

[6] 閒暇的希臘文是schole，學者（scholar）、學校（school）這兩個詞均來源於此。

[7] 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苗力田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頁。

[8] 歐里庇得斯說：“所謂奴隸，就是一個不能發表自己思想觀點的人。”

[9] 麥克萊倫第三等：《世界史上的科學技術》［M］，王鳴陽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頁。

[10] 參見吳國盛：“自然的發現”，《北京大學學報》［J］，北京，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