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政治精英，僅有節操是不夠的，但若沒有節操，卻是萬事皆休。請欣賞本人新作《東林沉浮》38大結語——
今天，我們為什麼仍應敬重東林六君
當代有不少史學愛好者對東林黨人嗤之以鼻，卻對魏忠賢大加讚賞，認為東林高調誤國，魏現實利國。這其實是庸俗史觀發酵結果。
一個國家的政治精英，僅有節操是不夠的，但若沒有節操，卻是萬事皆休，必然腐朽!
小結我的這本《東林沉浮》，表面上講的是清流，而往深層挖掘，卻可以透析近代中國士大夫士魂消亡的原委。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
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這是明亡二百年後，中國士人的世象描述。語出清代士人龔自珍《己亥雜詩》。全詩大義就是嘆士，中國士大夫膽小如鼠，一些吃喝嫖賭的人成了上流人物，他們沒有春秋大義，著述據典只不過是為了混口飯，像秦漢齊人田橫及其五百勇士那樣，守望故地誓死不向征服者投降的死烈之士，一去不復返了。
龔詩所言不虛。近代中國士人不僅是膽小了，志向沒了，而且，還漸漸沒了尊嚴和話語權。我們看北宋時期，士人權力的最高代表丞相，在君主面前還有一定的話語權甚至決策權。比如北宋初期的澶洲之盟中，皇帝宋真宗給使者曹利用規定了一百萬歲幣銀談判下線，而曹使者轉身一出來，就被丞相寇準叫住，說，你敢超過三十萬，要你腦袋。一個丞相敢這麼對皇帝使者說話，可見他的權力也是不小的。但是到了明清，嚇死一個內閣首輔、軍機大臣，也不敢對皇帝的使者這麼頤指氣使，況且，使者也不會買賬，在皇帝及其使者面前，再顯赫的士大夫，也只能插手聽命。諸如晚清士大夫中的優秀人物曾國藩，為清廷平息太平天國之亂，當他初戰告捷取得武漢戰役勝利、朝廷賞賜他署理湖北巡撫他上書向朝廷辭謝時，本以為會受到皇帝表揚一番,沒想到卻招致咸豐皇帝一頓臭罵:“朕料汝必辭”“好名之過尚小,違旨之罪甚大,著嚴行申飭”,直接罵曾國藩沽名釣譽。得勝的大臣上表自謙，還招致皇帝臭罵，而大臣也不敢生出半點反抗之心。被皇帝罵後，曾國藩的現實表現是，寫信告訴弟弟要和他一起忍:“打掉牙齒和血吞。”所有委屈和侮辱，要打掉牙齒往肚子裡咽下去。
優秀的有戰功的士大夫在皇帝面前尚且如此唯唯諾諾，何況平庸的無作為的士人呢？說什麼君臣共治天下那都是奢望，唯有 “君尊臣卑”格局下，“謀稻糧”的現實苟且。
回顧歷史，中國士人有三個最提氣的時代，先秦之後，是三國，三國之後，是清末民初。
為什麼無論中外，現代人那麼痴迷三國人物?不僅僅因為一部演義小說，也不僅僅因為戰爭謀略熱鬧，更重要的是被三國士人的獨特人格魅力所感染。三國是士人最威武的擔當，先秦士人，雖然陽剛，但畢竟還要投靠明主，依附君主才能做事，後來士人的這種依附愈發嚴重。而三國士人不然，他們在天下大亂時，出來真正為國做了一回主。歷史上，中國的知識精英只有兩次這樣的壯舉，一次是三國，另一次是清末民初，辛亥革命的主力軍，以孫中山黃興為代表的留日生、同盟會。
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天下大亂，黎民飽受軍閥戰亂之苦。曹操、諸葛亮這些士人脫穎而出，他們不僅議國大事，而且還敢幹，改變國家命運。作為一箇中下層官員，典軍校尉曹操行刺奸相董卓，敗後回家起兵。作為一個“山野村夫”，諸葛亮騎馬都費勁，但並沒守在書齋裡做“之乎者也”的純文人，而是適時出山，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在君主劉備死後，他當仁不讓，承擔了實際最高領導責任，在蜀漢政權危如累卵時，他力挽狂瀾，安居平五路，自己不動窩，就令五路來犯之敵即作鳥獸散。這樣的作為，豈是文弱書生腐朽官僚所能為？
看中國士大夫史，就品格而言，是一步步下臺階的。古代最佳，中世紀開始下坡路。都說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但是中國封建歷史，卻呈逆時針運轉。兩宋之前，中國士人剛勇並進，兩宋之後，卻丟失了“真勇”大品，越來越雌化，苟且智慧有餘，捨生取義不足，到了近代明末，中國士人的精神狀態可謂跌入谷底。東林的氣節成為大明王朝的最後殘陽。
大明王朝的士大夫“鐵肩擔道義”口號喊得最響亮，事實上，也確實出現了名垂史冊的士大夫，如楊漣左光斗這樣的清流士大夫，但主流卻不是他們，而是一個龐大的犬儒群。明朝中後期，基本上是太監執國 。這給文人士大夫也造成了太監人格。所謂太監人格，一方面是無能、自卑、壓抑，另一方是貪婪、殘暴、陰險。顯然，這是一種比較陰暗的人格。就像我在本書中提到的顧秉謙之流，這位大明天啟年間官至首輔的80歲老翁，就集自卑和貪婪於一身，為了貪戀榮華富貴，竟認50來歲的權宦魏忠賢為乾爹。不知人間廉恥為何物！
這樣的士大夫，可能在國家危亡時刻挺身而出嗎？不是帶路黨，就是下跪黨。
但是，這能全怪他們嗎？始作俑者不是隨波逐流的人，而是興風作浪者——制度環境的締造者。明朝開國者朱元璋系貧農出身，登基後推行保守君主專制，無視讀書人人格。對士人實行了連蒙元帝國都沒用過的廷杖和詔獄手段。大臣一語不合，就可能在大庭廣眾之下裸體受刑，甚至投入特務把守的牢房，人間蒸發。朱元璋廢相壓縮士人權力，用特務加八股，為明朝士人奠定的是“尚古”與“尊君”的基調，士人言行不能偏離“四書五經”，天下沒有不是的君主，只有不是的臣子。在這種環境下，所謂骨氣和氣節都是扭曲的，一些士大夫即便還有些氣節，但表現方式卻令人哀嘆——以向皇帝“犯賤”（犯諫）為實現個人最高價值追求，以挨皇帝打甚至被賜死為榮耀，毫無反抗精神與獨立意識。
酷刑加侮辱，使得大多明朝文人士大夫噤若寒蟬，在皇帝面前如同家奴，只能提些為老爺著想的意見。朱家人的江山穩固了，而整個士階層卻失去了活力與脊柱，如此士大夫能抵抗強悍的外敵麼？
在太成二祖締造的恐怖帝國下，明朝的士人除了崇古與尊君，不知道還有其他什麼實現自我的路好走，於是，僵化守舊與奴順愚忠便成了正統士品。乃至最後，建州女真首領愛新覺羅氏來了，剃刀經書齊下，被馴化的士人，諳習了叩首供奉。
近代日本為什麼一次又一次敢冒犯中國，玩起蛇吞象遊戲？談及近代中日差距，很多人駐目政治軍事科技文化，而卻忽略了“士魂”二字。兩國士大夫精神品性，在歷史長路中，走著走著就分了道。
日本的士人，一直保持著剛性品格。而近代中國士人，卻無比文弱。日本近代一再侵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看不起中國的精英階層，認為他們是一群沒有靈魂的腐士。
日本文化學者桑原騭藏一語道破：
“在中國有地位、有知識，可充當一般民眾領導者的官紳階級腐敗墮落，他們既無精神，也無真心。這種腐敗墮落是幾百、千年來之積弊傳習，無望一朝一夕改變……政體是死的，將其活用的是人。沒有最要緊的人，任何政體都是不能充分發揮其效能的。”
人人都知道近代日本的國勢強盛，得力於明治維新，但很多人並不知曉，在明治維新以前，他們已建立了一種民族精神，就是以武士道為核心的和魂，因為有這種精神做基礎，一到明治天皇接受西方的科學文化之後，國勢就立刻強盛起來了，後來日本戰後二次崛起，都跟此有關。但是他這種民族精神是怎麼建立起來的呢？就是因為保持著一個始終不腐的士人階層。即便後來到了窮兵黷武的軍國時代，貪腐也多與之無緣。迄今，日本議員的品格，仍不乏古代優秀士大夫品格的參照，喜酒好色者大有人在，但少廉寡恥的腐化官吏少之又少。
而近代中國，卻沒有始終保有一個不腐的精英階層。這當然與兩國的大環境有關，但除此之外，還有士大夫自身問題：苟且哲學腐蝕掉了剛性品格，如是富貴能淫，威武便屈，一遇強權暴力即屈身為極其現實的精緻利己者。
所以，東林給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就是節操二字，以及由此支撐的士魂，禮義廉恥。這在任何時代都不過時。 對於以東林為代表的中國式清流，我們可以深究他們種種痼疾，但切不可過分貶低他們的氣節。我們這個民族，無論如何都不該少了節士，因為“堂無節士國必朽”，因為大多人做不到節士那樣，你要更加敬重他們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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