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仅有节操是不够的，但若没有节操，却是万事皆休。请欣赏本人新作《东林沉浮》38大结语——
今天，我们为什么仍应敬重东林六君
当代有不少史学爱好者对东林党人嗤之以鼻，却对魏忠贤大加赞赏，认为东林高调误国，魏现实利国。这其实是庸俗史观发酵结果。
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仅有节操是不够的，但若没有节操，却是万事皆休，必然腐朽!
小结我的这本《东林沉浮》，表面上讲的是清流，而往深层挖掘，却可以透析近代中国士大夫士魂消亡的原委。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这是明亡二百年后，中国士人的世象描述。语出清代士人龚自珍《己亥杂诗》。全诗大义就是叹士，中国士大夫胆小如鼠，一些吃喝嫖赌的人成了上流人物，他们没有春秋大义，著述据典只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像秦汉齐人田横及其五百勇士那样，守望故地誓死不向征服者投降的死烈之士，一去不复返了。
龚诗所言不虚。近代中国士人不仅是胆小了，志向没了，而且，还渐渐没了尊严和话语权。我们看北宋时期，士人权力的最高代表丞相，在君主面前还有一定的话语权甚至决策权。比如北宋初期的澶洲之盟中，皇帝宋真宗给使者曹利用规定了一百万岁币银谈判下线，而曹使者转身一出来，就被丞相寇准叫住，说，你敢超过三十万，要你脑袋。一个丞相敢这么对皇帝使者说话，可见他的权力也是不小的。但是到了明清，吓死一个内阁首辅、军机大臣，也不敢对皇帝的使者这么颐指气使，况且，使者也不会买账，在皇帝及其使者面前，再显赫的士大夫，也只能插手听命。诸如晚清士大夫中的优秀人物曾国藩，为清廷平息太平天国之乱，当他初战告捷取得武汉战役胜利、朝廷赏赐他署理湖北巡抚他上书向朝廷辞谢时，本以为会受到皇帝表扬一番,没想到却招致咸丰皇帝一顿臭骂:“朕料汝必辞”“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直接骂曾国藩沽名钓誉。得胜的大臣上表自谦，还招致皇帝臭骂，而大臣也不敢生出半点反抗之心。被皇帝骂后，曾国藩的现实表现是，写信告诉弟弟要和他一起忍:“打掉牙齿和血吞。”所有委屈和侮辱，要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下去。
优秀的有战功的士大夫在皇帝面前尚且如此唯唯诺诺，何况平庸的无作为的士人呢？说什么君臣共治天下那都是奢望，唯有 “君尊臣卑”格局下，“谋稻粮”的现实苟且。
回顾历史，中国士人有三个最提气的时代，先秦之后，是三国，三国之后，是清末民初。
为什么无论中外，现代人那么痴迷三国人物?不仅仅因为一部演义小说，也不仅仅因为战争谋略热闹，更重要的是被三国士人的独特人格魅力所感染。三国是士人最威武的担当，先秦士人，虽然阳刚，但毕竟还要投靠明主，依附君主才能做事，后来士人的这种依附愈发严重。而三国士人不然，他们在天下大乱时，出来真正为国做了一回主。历史上，中国的知识精英只有两次这样的壮举，一次是三国，另一次是清末民初，辛亥革命的主力军，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留日生、同盟会。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天下大乱，黎民饱受军阀战乱之苦。曹操、诸葛亮这些士人脱颖而出，他们不仅议国大事，而且还敢干，改变国家命运。作为一个中下层官员，典军校尉曹操行刺奸相董卓，败后回家起兵。作为一个“山野村夫”，诸葛亮骑马都费劲，但并没守在书斋里做“之乎者也”的纯文人，而是适时出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君主刘备死后，他当仁不让，承担了实际最高领导责任，在蜀汉政权危如累卵时，他力挽狂澜，安居平五路，自己不动窝，就令五路来犯之敌即作鸟兽散。这样的作为，岂是文弱书生腐朽官僚所能为？
看中国士大夫史，就品格而言，是一步步下台阶的。古代最佳，中世纪开始下坡路。都说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但是中国封建历史，却呈逆时针运转。两宋之前，中国士人刚勇并进，两宋之后，却丢失了“真勇”大品，越来越雌化，苟且智慧有余，舍生取义不足，到了近代明末，中国士人的精神状态可谓跌入谷底。东林的气节成为大明王朝的最后残阳。
大明王朝的士大夫“铁肩担道义”口号喊得最响亮，事实上，也确实出现了名垂史册的士大夫，如杨涟左光斗这样的清流士大夫，但主流却不是他们，而是一个庞大的犬儒群。明朝中后期，基本上是太监执国 。这给文人士大夫也造成了太监人格。所谓太监人格，一方面是无能、自卑、压抑，另一方是贪婪、残暴、阴险。显然，这是一种比较阴暗的人格。就像我在本书中提到的顾秉谦之流，这位大明天启年间官至首辅的80岁老翁，就集自卑和贪婪于一身，为了贪恋荣华富贵，竟认50来岁的权宦魏忠贤为干爹。不知人间廉耻为何物！
这样的士大夫，可能在国家危亡时刻挺身而出吗？不是带路党，就是下跪党。
但是，这能全怪他们吗？始作俑者不是随波逐流的人，而是兴风作浪者——制度环境的缔造者。明朝开国者朱元璋系贫农出身，登基后推行保守君主专制，无视读书人人格。对士人实行了连蒙元帝国都没用过的廷杖和诏狱手段。大臣一语不合，就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裸体受刑，甚至投入特务把守的牢房，人间蒸发。朱元璋废相压缩士人权力，用特务加八股，为明朝士人奠定的是“尚古”与“尊君”的基调，士人言行不能偏离“四书五经”，天下没有不是的君主，只有不是的臣子。在这种环境下，所谓骨气和气节都是扭曲的，一些士大夫即便还有些气节，但表现方式却令人哀叹——以向皇帝“犯贱”（犯谏）为实现个人最高价值追求，以挨皇帝打甚至被赐死为荣耀，毫无反抗精神与独立意识。
酷刑加侮辱，使得大多明朝文人士大夫噤若寒蝉，在皇帝面前如同家奴，只能提些为老爷着想的意见。朱家人的江山稳固了，而整个士阶层却失去了活力与脊柱，如此士大夫能抵抗强悍的外敌么？
在太成二祖缔造的恐怖帝国下，明朝的士人除了崇古与尊君，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实现自我的路好走，于是，僵化守旧与奴顺愚忠便成了正统士品。乃至最后，建州女真首领爱新觉罗氏来了，剃刀经书齐下，被驯化的士人，谙习了叩首供奉。
近代日本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敢冒犯中国，玩起蛇吞象游戏？谈及近代中日差距，很多人驻目政治军事科技文化，而却忽略了“士魂”二字。两国士大夫精神品性，在历史长路中，走着走着就分了道。
日本的士人，一直保持着刚性品格。而近代中国士人，却无比文弱。日本近代一再侵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看不起中国的精英阶层，认为他们是一群没有灵魂的腐士。
日本文化学者桑原骘藏一语道破：
“在中国有地位、有知识，可充当一般民众领导者的官绅阶级腐败堕落，他们既无精神，也无真心。这种腐败堕落是几百、千年来之积弊传习，无望一朝一夕改变……政体是死的，将其活用的是人。没有最要紧的人，任何政体都是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的。”
人人都知道近代日本的国势强盛，得力于明治维新，但很多人并不知晓，在明治维新以前，他们已建立了一种民族精神，就是以武士道为核心的和魂，因为有这种精神做基础，一到明治天皇接受西方的科学文化之后，国势就立刻强盛起来了，后来日本战后二次崛起，都跟此有关。但是他这种民族精神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就是因为保持着一个始终不腐的士人阶层。即便后来到了穷兵黩武的军国时代，贪腐也多与之无缘。迄今，日本议员的品格，仍不乏古代优秀士大夫品格的参照，喜酒好色者大有人在，但少廉寡耻的腐化官吏少之又少。
而近代中国，却没有始终保有一个不腐的精英阶层。这当然与两国的大环境有关，但除此之外，还有士大夫自身问题：苟且哲学腐蚀掉了刚性品格，如是富贵能淫，威武便屈，一遇强权暴力即屈身为极其现实的精致利己者。
所以，东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就是节操二字，以及由此支撑的士魂，礼义廉耻。这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 对于以东林为代表的中国式清流，我们可以深究他们种种痼疾，但切不可过分贬低他们的气节。我们这个民族，无论如何都不该少了节士，因为“堂无节士国必朽”，因为大多人做不到节士那样，你要更加敬重他们才是。
閱讀更多 程萬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