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瑞米·梅耶爾（Jeremy Mayer）是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Schar School of Policy and Government）副教授。梅耶爾從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獲得PhD學位，他本科畢業於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他的研究領域為美國政治。
特朗普此次提名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對他而言是取得了較大的成果的。特朗普上任僅僅一年多的時間就得到了任命兩位保守派大法官的機會，這十分難得。很顯然，與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大法官相比，卡瓦諾在第二修正案（The Second Amendment）的問題上更保守；與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相比，卡瓦諾（Brett Kavanaugh）也更加支持一個更加強大的行政權力（executive power）。既然關於特朗普人選的謎底已經揭曉，那麼我們不禁要問民主黨是否會發起反擊？如果是的話，將以何種方式？我認為，民主黨想要阻止卡瓦諾提名在國會通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首先，他們需要拿下阿拉斯加州（Alaska）溫和派參議員穆爾科斯基（Lisa Murkowski）和緬因州（ Maine）的參議員柯林斯Susan Collins），這個工作的難度是巨大的。其次，難度更大的是拿下所有的民主黨參議員。包括西弗吉尼亞（West Virginia）的參議員、印第安納（Indiana）和北達科塔（North Dakota）的參議員皆面臨連任和中期選舉的問題，他們很大程度上並不願意為了大法官的問題犧牲自己的選票與席位。儘管如此，民主黨們仍然將會使出渾身解數對卡瓦諾（Brett Kavanaugh）進行發問，尤其是他在對克林頓的醜聞調查時所扮演的角色等進行轟炸，卡瓦諾曾在調查克林頓彈劾案期間擔任獨立檢察官肯·斯塔爾（Kenneth Starr）的助理。一旦未來針對特朗普的訴訟呈至最高法院，卡瓦諾的回答和立場可能會對這些案件的審理起到關鍵作用。
圖為傑瑞米·梅耶爾。（圖片來源：喬治·梅森大學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
與此同時，我認為共和黨對卡瓦諾（Brett Kavanaugh）持有保留性的謹慎態度也是可以理解的，這一段以史為鑑。1990年老布什任命了溫和派David Souter（戴維·蘇特爾）為最高法院大法官，共和黨人對蘇特爾的立場一無所知，而後來蘇特爾在多次判決中選擇與其他自由派法官站在一起，這也讓共和黨人們非常失望憤怒。還有一個例子是美國最高法院歷史上首位女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納（Sandra Day O'Connor）。時任總統里根提名她的時候就在黨內引發了巨大爭議，共和黨人們認為她缺乏從事司法的經歷。儘管她在任期最初多持保守意見，而後來她的立場發生轉變，在關於種族歧視問題和墮胎議題上的投票中她多次和自由派大法官們意見一致。
很多人擔憂卡瓦諾進入最高法院可能會對墮胎權產生重大影響，我認為這樣的擔憂是不無道理的，甚至來說，儘管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不會被推翻，但是我預測墮胎權將會在未來的兩年中呈現不斷弱化的趨勢，因為我觀察到這幾年已經呈現出這種趨勢。南達科塔（South Dakota）在州內對墮胎的多重限制已經使得想要墮胎非常困難，而其他中西部州也將進一步限制墮胎。如果墮胎合法在最高法院被推翻，對墮胎的立法權將歸還給各州，毋庸置疑的是墮胎在加州、馬薩諸塞州、新澤西州、哥倫比亞特區等西海岸州和東北部州將繼續是合法的。給予權利是很容易的，但是想要拿回權利可就不是那麼容易了。至於同性戀婚姻這一問題，我不認為最高法院將會推翻這一決定。
一個人會改變整個最高法院的判決走向嗎？是的，卡瓦諾將會使得最高法院向右傾斜，這一點是非常明確的。在過往投票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往往是即將退休的肯尼迪，他是之前的中間投票者（ median voter），但是現在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特（Chief Justice John G. Roberts Jr）則將成為新的中間投票者（ median voter）。事實上，在過往投票中羅伯特有意向自由派傾斜，那麼現在肯尼迪的退休可能使得他本人的立場迴歸到原本的保守右派，這就有可能加劇最高法院保守化的趨勢。再看大趨勢，民主黨總統在過去十五年間每個任期僅僅獲得1.6個大法官提名機會，而共和黨總統卻提名了2.8個提名機會，這意味著共和黨對最高法院的組成獲得了更大的影響。再加上美國社會自身的兩極化趨勢（polarization）和老齡化，這些因素都可能使得整個美國社會更加分化（divided）。正如羅伯特大法官自己所說的，一個分裂的法庭本身是脆弱的，一個充滿了政治意味的法庭也會使得最高法院更加脆弱。
我們都深知最高法院司法獨立（Judicial Independence）的重要性,一個公正的最高法院應該獨立於國會、總統以及美國人民，但是隨著社會的改變，最高法院一直持續關注著民意、民心與社會的動態，這也許是他們判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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