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瑞米·梅耶尔（Jeremy Mayer）是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沙尔政策与政府学院（Schar School of Policy and Government）副教授。梅耶尔从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获得PhD学位，他本科毕业于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他的研究领域为美国政治。
特朗普此次提名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对他而言是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的。特朗普上任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得到了任命两位保守派大法官的机会，这十分难得。很显然，与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大法官相比，卡瓦诺在第二修正案（The Second Amendment）的问题上更保守；与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相比，卡瓦诺（Brett Kavanaugh）也更加支持一个更加强大的行政权力（executive power）。既然关于特朗普人选的谜底已经揭晓，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民主党是否会发起反击？如果是的话，将以何种方式？我认为，民主党想要阻止卡瓦诺提名在国会通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首先，他们需要拿下阿拉斯加州（Alaska）温和派参议员穆尔科斯基（Lisa Murkowski）和缅因州（ Maine）的参议员柯林斯Susan Collins），这个工作的难度是巨大的。其次，难度更大的是拿下所有的民主党参议员。包括西弗吉尼亚（West Virginia）的参议员、印第安纳（Indiana）和北达科塔（North Dakota）的参议员皆面临连任和中期选举的问题，他们很大程度上并不愿意为了大法官的问题牺牲自己的选票与席位。尽管如此，民主党们仍然将会使出浑身解数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进行发问，尤其是他在对克林顿的丑闻调查时所扮演的角色等进行轰炸，卡瓦诺曾在调查克林顿弹劾案期间担任独立检察官肯·斯塔尔（Kenneth Starr）的助理。一旦未来针对特朗普的诉讼呈至最高法院，卡瓦诺的回答和立场可能会对这些案件的审理起到关键作用。
图为杰瑞米·梅耶尔。（图片来源：乔治·梅森大学沙尔政策与政府学院）
与此同时，我认为共和党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持有保留性的谨慎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一段以史为鉴。1990年老布什任命了温和派David Souter（戴维·苏特尔）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共和党人对苏特尔的立场一无所知，而后来苏特尔在多次判决中选择与其他自由派法官站在一起，这也让共和党人们非常失望愤怒。还有一个例子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首位女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納（Sandra Day O'Connor）。时任总统里根提名她的时候就在党内引发了巨大争议，共和党人们认为她缺乏从事司法的经历。尽管她在任期最初多持保守意见，而后来她的立场发生转变，在关于种族歧视问题和堕胎议题上的投票中她多次和自由派大法官们意见一致。
很多人担忧卡瓦诺进入最高法院可能会对堕胎权产生重大影响，我认为这样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甚至来说，尽管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不会被推翻，但是我预测堕胎权将会在未来的两年中呈现不断弱化的趋势，因为我观察到这几年已经呈现出这种趋势。南达科塔（South Dakota）在州内对堕胎的多重限制已经使得想要堕胎非常困难，而其他中西部州也将进一步限制堕胎。如果堕胎合法在最高法院被推翻，对堕胎的立法权将归还给各州，毋庸置疑的是堕胎在加州、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哥伦比亚特区等西海岸州和东北部州将继续是合法的。给予权利是很容易的，但是想要拿回权利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至于同性恋婚姻这一问题，我不认为最高法院将会推翻这一决定。
一个人会改变整个最高法院的判决走向吗？是的，卡瓦诺将会使得最高法院向右倾斜，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在过往投票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即将退休的肯尼迪，他是之前的中间投票者（ median voter），但是现在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特（Chief Justice John G. Roberts Jr）则将成为新的中间投票者（ median voter）。事实上，在过往投票中罗伯特有意向自由派倾斜，那么现在肯尼迪的退休可能使得他本人的立场回归到原本的保守右派，这就有可能加剧最高法院保守化的趋势。再看大趋势，民主党总统在过去十五年间每个任期仅仅获得1.6个大法官提名机会，而共和党总统却提名了2.8个提名机会，这意味着共和党对最高法院的组成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再加上美国社会自身的两极化趋势（polarization）和老龄化，这些因素都可能使得整个美国社会更加分化（divided）。正如罗伯特大法官自己所说的，一个分裂的法庭本身是脆弱的，一个充满了政治意味的法庭也会使得最高法院更加脆弱。
我们都深知最高法院司法独立（Judicial Independence）的重要性,一个公正的最高法院应该独立于国会、总统以及美国人民，但是随着社会的改变，最高法院一直持续关注着民意、民心与社会的动态，这也许是他们判决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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