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其基本特徵就是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新時代，我們要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解決“好不好”的問題，仍然要靠改革開放。
綜述
本報記者 王小霞
新時代的中國改革開放將“新”在何處？改革開放的重點領域有哪些？如何通過深化改革開放，推動高質量發展？改革開放的難點和策略又是什麼？在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2018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新時代的改革開放：取向與策略”單元，中外學者及企業領袖就上述熱點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改革帶來新紅利
“當前，中國進入新時代。就改革開放而言，這個新時代是改革開放進一步加快、全面深化、向縱深推進和啃硬骨頭、涉險灘的時代。”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委員會辦公室原副主任楊偉民在發言中表示，中國的成功靠的是改革開放，而改革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協同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和市場化改革。
“產出的多少是由勞動和資本的不同組合決定的，兩者組合優，要素生產率就高。勞動與資本的不同組合，其實最深層的就是產權制度。”楊偉民指出，產權制度改革不完全等同於所有制改革。所有制改革是變動所有權，產權制度改革可以不動所有制。民營企業的成長是所有制改革的成果，國有企業改革和農村改革則是在不動公有制基礎上的一種產權制度改革。楊偉民指出，產權制度改革和市場化改革必須同步才能有效。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在發言時說，中國目前的改革階段處於“改革的需求越大，改革的動力就越大，克服阻礙的力量就更大”。面對經濟新常態，中國具有改革的緊迫性，需要在供給側和需求側進行改革。
在談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蔡昉建議：第一，改善勞動力的供給和配置。“如果按照戶籍人口來算，城市化率只有42%。大量的勞動力還沒有被挖掘出來。”第二，人力資本的提升是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此，要加強教育和培訓領域的投資。第三，減輕企業的負擔和創業的成本。
而在需求端，蔡昉認為我國短期面臨困難。他建議：第一，改善收入分配，以此可以顯著地讓消費傾向更高的社會階層，提高消費支撐中國經濟增長，同時也使需求拉動因素更加平衡。第二，提高消費的便利性。第三，構造成熟的消費細分市場。“如果只是以大部分人群為消費對象，可能會形成各種各樣的短板制約。但如果消費政策和市場細分，針對不同的消費群體，就可能會把所有的消費潛力挖掘出來。”
改革釋放企業活力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指出，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中國全面深入推進改革開放的新時期，要思考如何進一步推動民營經濟，使中國的經濟發展更加具有活力。
樊綱指出，當前，國內外都非常關注中國國有部門和民營部門的關係問題。在改革開放前30年過程中，民營經濟創造的GDP一度佔據全國GDP的70%，“但最近這幾年，這一比重有所減少。”
樊綱強調，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後，要進一步發展民營經濟，因為新的階段，中國經濟要更多依賴自主創新，而創新是一件風險極大的事情。“不管是技術的創新，還是市場模式的創新，都需要企業家的風險精神，需要民營企業承擔自己風險的機制，才能真正使自主創新、市場靈活性更好地發揮作用，使經濟更加具有活力。”
樊綱稱，中國政府近年來也推出了很多政策和文件，包括如何更好地保護民營企業家的權益、中小企業的積極性以及如何給民營企業創造更多、更好的營商環境等。
樊綱建議繼續發揮優先股制度。“國有資本可以投資和取得收益，但不會因為投資而把國企的管理機制加到民營企業當中去。這樣可以使民營企業保持活力，承擔它自己的風險。”樊綱說。
“市場的開放讓所有人都能夠獲益。”寶馬集團大中華區總裁高樂（Jochen Goller）表示。以汽車行業為例，中國將汽車進口稅從25%降到15%，這是中國政府向世界發出的非常重要的信號。“所有人都能夠從中獲益，也能為外國企業帶來更加便利的市場準入機會。”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餘斌在主持這一單元討論時表示，過去40年，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基本解決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解決了“有沒有”的問題。新時代，我們要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解決“好不好”的問題，仍然要靠改革開放。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其基本特徵就是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供給與需求的關係、投入與產出的關係、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國內與國外的關係，都面臨新的挑戰和深刻變革。要處理好這些關係，實現更高水平、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的發展，仍然要靠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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