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其基本特征就是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我们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好不好”的问题，仍然要靠改革开放。
综述
本报记者 王小霞
新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将“新”在何处？改革开放的重点领域有哪些？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的难点和策略又是什么？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取向与策略”单元，中外学者及企业领袖就上述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改革带来新红利
“当前，中国进入新时代。就改革开放而言，这个新时代是改革开放进一步加快、全面深化、向纵深推进和啃硬骨头、涉险滩的时代。”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在发言中表示，中国的成功靠的是改革开放，而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协同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改革。
“产出的多少是由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组合决定的，两者组合优，要素生产率就高。劳动与资本的不同组合，其实最深层的就是产权制度。”杨伟民指出，产权制度改革不完全等同于所有制改革。所有制改革是变动所有权，产权制度改革可以不动所有制。民营企业的成长是所有制改革的成果，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改革则是在不动公有制基础上的一种产权制度改革。杨伟民指出，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必须同步才能有效。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发言时说，中国目前的改革阶段处于“改革的需求越大，改革的动力就越大，克服阻碍的力量就更大”。面对经济新常态，中国具有改革的紧迫性，需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进行改革。
在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蔡昉建议：第一，改善劳动力的供给和配置。“如果按照户籍人口来算，城市化率只有42%。大量的劳动力还没有被挖掘出来。”第二，人力资本的提升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此，要加强教育和培训领域的投资。第三，减轻企业的负担和创业的成本。
而在需求端，蔡昉认为我国短期面临困难。他建议：第一，改善收入分配，以此可以显著地让消费倾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提高消费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同时也使需求拉动因素更加平衡。第二，提高消费的便利性。第三，构造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如果只是以大部分人群为消费对象，可能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短板制约。但如果消费政策和市场细分，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就可能会把所有的消费潜力挖掘出来。”
改革释放企业活力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指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中国全面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要思考如何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加具有活力。
樊纲指出，当前，国内外都非常关注中国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关系问题。在改革开放前30年过程中，民营经济创造的GDP一度占据全国GDP的70%，“但最近这几年，这一比重有所减少。”
樊纲强调，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后，要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因为新的阶段，中国经济要更多依赖自主创新，而创新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不管是技术的创新，还是市场模式的创新，都需要企业家的风险精神，需要民营企业承担自己风险的机制，才能真正使自主创新、市场灵活性更好地发挥作用，使经济更加具有活力。”
樊纲称，中国政府近年来也推出了很多政策和文件，包括如何更好地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权益、中小企业的积极性以及如何给民营企业创造更多、更好的营商环境等。
樊纲建议继续发挥优先股制度。“国有资本可以投资和取得收益，但不会因为投资而把国企的管理机制加到民营企业当中去。这样可以使民营企业保持活力，承担它自己的风险。”樊纲说。
“市场的开放让所有人都能够获益。”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高乐（Jochen Goller）表示。以汽车行业为例，中国将汽车进口税从25%降到15%，这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发出的非常重要的信号。“所有人都能够从中获益，也能为外国企业带来更加便利的市场准入机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在主持这一单元讨论时表示，过去40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基本解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新时代，我们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好不好”的问题，仍然要靠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其基本特征就是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国内与国外的关系，都面临新的挑战和深刻变革。要处理好这些关系，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仍然要靠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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