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情报局
前身为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局，在二次大战中从事情报分析、情报传递和指导法西斯占领区抵抗运动的工作。因工作成绩显著，深得罗斯福的信任。然而随着二战即将结束，罗斯福的去世。战略情报局因其工作方法上的诟病被美国新闻媒体如《芝加哥论坛报》《每日新闻》称之为新‘盖世太保’。同时，美国许多其他的情报机构因为战时战略局的独大及对美国总统策略影响的垄断性，早就有不满，乘机发难。也由于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对战略情报局未有好感。就此，于1945年9月解散了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局。但随后在1946年1月，根据美国联席情报委员会JIC239/5号文件提出的情报体系和情报机构的职责精神，组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机构-中央情报组。第一任组长为索尔斯，不久后由范登堡将军接任。
戴笠（中）、萧勃（驻美副武官）左，多诺万（美战略情报局创始人，局长）
但此时，战略情报局的战略勤务处还在陆军手中。战略勤务处就是原战略情报局的秘密行动和反间谍处，它被移交给陆军部。陆军部彼时对“战略和国家政策情报”没有任何概念，从军方和国务院都在抵制这个中央情报组，保护各自的传统权力不被侵犯。
但当时的国际局势并没有给中央情报组留下缓慢发展的时间。1946年，战争似乎一触即发。美苏在伊朗、土耳其、欧洲等地对峙。2月，斯大林发表言论，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战争不可避免”等言论，同样在2月，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乔治·凯南在给国务院的8000字“电报”中，提出了“遏制”苏联的思想，3月5日，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这使得美国决策层认为和平是短暂的，应马上做好准备去战胜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敌人。
丘吉尔铁幕演说
这种气氛使新的中央情报组长范登堡将军充满紧迫感。范登堡认为中央情报组问题的根源在于：一、没有法律地位，人员和资金来源于国务院和陆、海军部；二、只能从事基础的政治事件摘要，无法编写自己的“战略和国家政策情报”；三、作为中央情报机构的中央情报组及其组长在情报界的地位并不如想象的高。范登堡要做的是“到1948年要比国务院还大”。
1946年7月23日，范登堡拿出了第一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苏联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这是美国情报界第一篇关于苏联的意图和实力的综合评估报告，也使得中央情报组从信息摘要发展到生产情报。这份评估也引发了“地震”。1947年2月12日的国家情报管理委员会会议，同意授权中央情报组长在其职权范围内成为国务卿和陆、海军部长的“执行代理人”，他所颁布的“决定、命令和指令就如国务卿和陆、海军部长所颁布的一样有充分的效力”。1947年1月16日，陆、海军部长联合致信给杜鲁门总统：陆军部和海军部已经达成谅解，提出了同意两部合并的立法的六项要求，其中第一项就提出要建立一个中央情报局。
杜鲁门在2月26日向国会提交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案》，其中，规定成立中央情报局，设局长，局长由总统任命，年薪14000美元，可以是军职或文职官员。还规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取代国家情报管理委员会。
世界冷战的节奏就像呼啸的火车，伴随着汽笛的尖啸速度在不断加快。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发表了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演说，除了要求国会批准援助土耳其和希腊的反共政府外，还提出“极权政体”和“自由国家”两个对立概念，并通过“间接侵略”的概念，将美国的国家安全概念无限扩大化。6月，马歇尔国务卿提出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意图通过对欧洲的援助，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大。杜鲁门政府加快了讨论“总体安全规划”的进程，中央情报机构是其中的关键的一个部分。
1947年7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修改后的《1947年国家安全法》，并在7月26日送交杜鲁门总统签署。9月18日，中央情报局(C.I.A)正式建立，希伦科特成为第一任中央情报局长。
下面这段史实，就是从战略勤务处到中央情报局后，在中国天津发生的，建国初期，中共公安人员（反特）与美国外勤特务博弈并取得彻底胜利的过程。
美谍亨利·李普德
抗战胜利后，美国陆军战略勤务处在津组织网罗了大批在华长期进行间谍活动的德、日、白俄及无国籍职业特务分子，并与国民党特工机构进行业务联络，在各种职业掩护下进行间谍活动，刺探我国东北及朝鲜、苏联的重要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其中美国间谍亨利·李普德就是其中一间谍个小组的领导者。
亨利·李普德，1910年出生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1920年举家来到中国满洲里，就读于哈尔滨中学。30年代来到天津，抗战期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充任天津白俄反共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逃往山西阎锡山处得到庇护，并以阎的同记公司作为掩护，活动于西安、太原、上海等地，广泛搜集解放区的矿井、水利工程、棉纺厂、造纸、动力设备、医院等方面的情报，交给美国上司狄佛兰克，转交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局少校
杰克森(Jackson)。因“成绩卓著”，曾得到加薪奖励。1947年回津，任英国怡和洋行进口部售货主任。经该行高级职员（原美国陆军勤务处外勤特工）狄佛兰克介绍，正式加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陆军战略勤务处），化名司铿。天津解放前夕，狄佛兰克逃回德国。行前指示李普德继续在津潜伏，与顾宗范、余宗斌联络搜集情报。李普德将自己的居所-天津十区章德道仪品大楼11号，作为特务组织的秘密办公地点，利用咖啡店、餐厅、酒吧等公共场所进行特务活动，为美国政府搜集关于中国资源、工矿、贸易情报及在津苏联侨民及官员的政治情报。并由此为基础接手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驻中国天津潜伏小组-劳伦斯小组。
仪品大楼（抗战初期曾是天津八办所在地）
劳伦斯行动小组
顾宗范，1922年生于江苏吴县，中学毕业后来到天津，住在天津河北律纬路大治里7号。日伪时期，在某海军学校学习潜水艇技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逃到北平，在扶轮学校任教员。1946年5月，加入美军陆军战略勤务处海外观察第44分队，特务代号为“劳瑞”(Lawry)、“罗吉”(Roger)等。同年来津在镇南道(今睦南道)234号的特务机关担任谍报工作，先在机关内受短期训练，后被派出，在北平、锦州、沈阳、长春、吉林等地活动，为各地美国间谍机构担任报务。1947年11月，东北国民党败退后，随东北地区的美国间谍机构撤回北平。1948年2月，在解放战争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为布置在津潜伏工作，杰克森派顾宗范到天津租房建点，设立秘密电台，前后发给他50瓦收发报机二部，15瓦收发报机二部，手摇发电机一部，密码本三本，其他有关零件三箱。最后交给他一张写有“OPAC杰克森”的名片，并说明，以后如有人持相同的名片找他，就是杰克森派来的。
顾宗德，顾宗范的哥哥，国民党中统、军统双料特工，上海无线电专科学校毕业，1927年起，先后在国民党交通部上海、青岛、天津各电信局当报务员、班长，1941年在英国路透社短暂担任抄写新闻工作，1943年加入国民党党政总队，当年被日本宪兵逮捕。日本投降后获释，一度担任国民党中央社抄报工作。后经人举荐进入天津电信局任无线股长。1948年顾宗范接受在津潜伏任务秘密架设谍报电台时，他主动要求将电台架设在他所居住的电信一分局宿舍内，并担任布置、设计、管理、维修电台的工作。11月，狄佛兰克离津后，他们兄弟二人共同负责发报工作，深得杰克森的赏识，月薪遂由100美元增至i50美元。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电信局，顾宗德被留用。在顾宗范的授意下，他因“主动靠拢组织，工作表现积极”而升任报务主任。
余宗斌，1914年出生于东北一个大地主家庭，原籍浙江绍兴人。原在东北拥有大量资产，日军侵占东三省后，财产全部丧失。后结识中共地下党员，成为我党的情报人员。抗战胜利后，奉命打入美国间谍组织内部。但此后余宗斌反被美方识破并策反。946年9月加入美国间谍组织，代号“HAH”，受
卡罗尔领导，以开滦矿务局会计身份做掩护，为美国间谍组织翻译电文，每周与卡罗尔接头一次，报告情报。同年8月因“成绩卓著”而获得140美元的资金，月薪140美元。1948年4月，美谍浮士德(Foster)把余宗斌召去上海，将他的情报关系转给杰克森，并共同商定从天津到上海接送情报的联系方法。余宗斌负责专门搜集中共、苏联及中共与苏联关系方面的情报。9月，杰克森亲到天津，布置余宗斌潜伏任务，交给他四份工作计划，指定上海的联络地点，将余的月薪提高到200美元。12月，在皇宫饭店杰克森介绍顾宗范与余宗斌相识，制定了严密的联系方式，指示顾将一部电台交给余。杰克森回到上海后，余又派手下的特务前往东北哈尔滨、佳木斯潜伏活动，搜集有关东北、朝鲜、苏联的军、政、经济情报。
1949年初，国民党大陆统治即将覆灭，平津地区的美国公开与半公开的特工机构被迫南撤。撤退前，杰克森下令顾宗范、顾宗德、余宗斌等在天津潜伏下来伺机活动。杰克森对顾氏兄弟及余宗斌的“通力合作、成绩斐然”极为赏识，他将顾宗德处的电台称为“劳伦斯电台”，将他们三人命名为“劳伦斯行动小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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