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黛雲（1931年1月～），北京大學現代文學和比較文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學家，北京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歷任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所長、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副主席，自1989年擔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至今。著有《比較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透過歷史的煙塵》、《跨文化之橋》以及《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十講》等。
這是我八十一歲的第一次講座，80歲以後就覺得自由多了，不用考慮升職，人家怎麼評論你，輿論怎麼樣，都可以忽略不記，就敢講自己願意講的話，真的可以自由。中國有句古話，“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越接近死亡，話越真誠，越是自己內心想講的，沒有畏懼，我自己體驗到這一點。
今天講一下我最近對中國文化面向世界的思考，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與大家一起討論。
▌有不同聲音才有文化的繁榮
“文化與文化相處，最根本就是對話，對話是一種面對面的關係，而並不是像以前那樣，要統一思想，我的思想把你覆蓋、同化。這個問題在國內是挺嚴重的，很少尊重別人的思想。”
第一個問題講出來可能會捱罵，因為我是很不贊成提倡軟實力。我當時就覺得是不是不要把出發點放在軟實力上，而是應該有別的說法，比如可以說提倡文化影響力。我覺得文化影響力要比說軟實力好一點，軟實力概念由美國約瑟夫·奈（編者注：生於1937年，哈佛大學教授，曾任卡特政府助理國務卿、克林頓政府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以最早提出“軟實力”概念而聞名）提出，指的是一個國家通過內在吸引力，在國際上獲得利益的能力，最根本是得到自身利益，而文化吸引力是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對於他們來說，軟實力是以征服別人、獲取私利為唯一目的，披上偽裝的一種本領。他們極力膨脹自己的文化和軟實力，是為了壓制其他文化可能產生的吸引力，認為對方是一個威脅，特別是對中國更加註意。其結果就是精神殖民，用他們的文化和思想來進行指引，對全球文化實施單邊統治。我覺得這是美國提倡發展軟實力的最根本理由和考量。
《論權力》 約瑟夫·奈著
我們要不要跟在美國後面發展軟實力，也與他競爭，需要這樣做嗎？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不管怎麼說，我們應該與美國有不同的出發點，應該走不同的道路。中國文化面向世界的出發點和美國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並不是要壓制其它文化，也不是單方面向世界灌輸中國文化，更不是著眼於宣揚中國實力，說我們多偉大。我們的最大利益是世界文化的多元共生，不同世界文化一起共存，中國應該參與到正在形成的新的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
中國文化本身就提倡“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不同因素聚在一起，互相比拼，就可以生出新事物，而把一樣的東西加在一起，就不能發展，等於拋棄，難以為繼。這是中國非常根本的文化基因。早在公元前7世紀伯陽父（史伯）同鄭桓公談論政局，就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思想，討論“和”與“同”的關係。最後由孔子總結出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是中國從古到今，流傳到現在的一個根，所以一定不能拋掉“同”與“和”的問題，而去追逐什麼軟實力，去苟同美國的單邊文化那一套。
文化與文化相處，最根本就是對話，對話是一種面對面的關係，而並不是像以前那樣，要統一思想，打通思想，我打你通，讓你的思想與我的思想統一，我的思想把你覆蓋、同化。這個問題在國內是挺嚴重的，很少尊重別人的思想，總是用自己的思想去覆蓋別人，特別是回想一下文化大革命，提倡五個統一，“統一領導、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輿論、統一行動”，如果真正貫徹，就沒有什麼生機了，就沒有什麼不同的東西可以發展出來，大家都一樣，還有什麼新的東西出現。中國人的創造為什麼現在發展很慢，就是因為大家都統一，新思想萌芽受到弱視。所以，對話要承認差異，“如切如磋”，總是在摩擦，“如琢如磨”，總是在互相的琢磨，完全是和平的。
有一個故事講給大家，晏嬰見齊王，齊王誇獎他身邊的一名叫梁丘據的臣子，說梁丘據很好，我說什麼他就說什麼，我想做什麼，他就按照我的意圖去做，非常和諧。後來晏嬰說，這哪裡叫“和”，永遠跟著你去做，這有什麼意思，沒有意義。我覺得今天社會上也有這種問題，高層領導往往聽不到底層的聲音，因為都被梁丘據這樣的人過濾，他們不但說，而且還加油加醋，順杆爬，越爬越高，或者是抬轎子，把領導的思想硬抬頭，然後和真正民意就有了隔閡。這樣的人在中國是很壞事的，上層常常是很英明的，一般老百姓也有很聰明的，可能就是因為梁丘據式的人物，使得下面的意志不能上達，形成互相欺瞞，你說好，我說好，大家都說好，沒有真實的現象被呈現出來。這個故事也就是說自古以來，中國對對話的理解就是面對面，而不是用一種思想去覆蓋另一種，要有不同聲音，然後才有中國文化的繁榮。
今天我們面向世界的出發點不是為了精神殖民，而是通過廣義平等的對話，讓不同文化根據自己文化的基因和現代的結合，為解決世界共同難題做貢獻。
對於軟實力，我有這樣的考慮，但是要加強軟實力，我也沒有什麼可反對，可這不是我們的發出點，不是中國的本意，也不是今天所要宣傳的最核心口號。
▌文化面向世界的核心是貢獻中國新思想
“西方說中國學者很有才氣，多半是指多少年以前的人，至多大概是上世紀30年代馮友蘭那一代，以後的他們都看不上，認為中國沒有出現過一個拿得出的理論和能夠在世界上站得住的學者。”
我們用什麼面向世界，到底想要什麼，要向世界奉獻什麼？到時代廣場做一個廣告，去搞一場很精彩的演出或者時裝展覽，以及音樂會，這都是可以做的，而且也合乎中國的利益，可到底這些是不是中國文化要面向世界的最核心東西？現在我也有一些想法，可能與別人的想法不完全一致。
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曾斷言中國不會成為世界大國，沒有什麼可怕，因為中國沒有獨立的足以影響世界的思想，經濟上的發展不可怕，再發達也無非是歐美的製造廠。
我們怎麼看這個問題？今天的學術研究，很多都是用的西方概念和觀念，西方對於中國的研究，很少能尊重中國當代文化，他們說中國文化好，多半是指中國古代文化，看不上中國當代文化。他們說中國學者很有才氣，很有文藝，多半是指多少年以前的人，至多大概是上世紀30年代馮友蘭那一代，以後的他們都看不上，他們認為中國沒有出現過一個拿得出的理論和能夠在世界上站得住的學者。
到了21世紀，由於中國學者的努力，正在產生一些中國新思想，並引起世界性的振動，得到世界認同，當然，還不是非常多。
李澤厚
比如，李澤厚是當代很重要的學者，他認為中國美學最根本的原則就是陶冶性情，講究人性的心理，抵制人變成物，變成追求功利的人，注重培養人的性情。今天的物化功利，已經到了難以控制的地步，用來抵抗物化的審美文化應該是中國很重要的文化遺產。可能現在審美文化也變成物質化的東西，總是在談文化產業，“文化搭臺，經濟唱戲”，中國文化重在教導我們怎麼樣做人和生活，而不是單單追求錢。
李澤厚提出“情本體”，引起西方學者很大共鳴。西方自文藝復興後主要講理性，可中國一再講的是情理，有情有理，用情理代替純理性。中國的情理和西方的理性怎麼結合，怎麼帶來一個新的審美文化，是陶冶性情，重新返回道德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怎樣才能夠恢復到原來審美文化，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很大問題，我認為將來中國中青年學者在這方面的突破會引起世界的重視。我常常覺得很傷心，總是說道德如何落後，如何叫人嫌棄，可又有誰真正做一些改變道德淪喪的事。我們首先需要一種新理論的崛起，李澤厚的“情本位”理論就是一個開始。
另外，中國學者提出“天下體系”理論。帝國理論是歐美對外政策的基礎，帶來三個世紀的戰爭災難，這一理論已無路可走，此時中國學者特別是趙汀陽教授提出天下和帝國體系。他所著《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認為應該把目光從民族國家利益至上轉向中國古代的天下理論，把天下看成至大無外的思考方略。這種理想從天下諸侯國到家，由大到小，從大的角度思考各個城市和諧相處，都是天下的一部分，有可能互相理解，也就排除不可逾越的絕對民族觀念，而這正是我們今天所渴求的。天下體系逐漸為人所知，在國外引起相當大的轟動。
《天下的當代性：世界秩序的實踐與想象》 趙汀陽 著
中方學者和西方學者共同研究，既不是中國向西方學習，也不是西方向我們學習，而是中西文化在一種互補的基礎上向前發展。
▌文化交流需要對他人文化有同情的瞭解
“林語堂有著寬容通達的人生觀和獨立思考，以及匯通東西文化的寬闊視野。他的一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創造出至今無人企及的中西跨文化交流的實績。”
我們用什麼態度來面向世界？這個問題多少年都沒有一個正確的判斷，要麼奉迎西方思想，稱西方有的東西中國也有，要麼根本不來往，西方與中國沒有什麼關係。我們最早做比較文學的時候，遭到很多人罵，說這些沒有什麼可比較，真正瞭解中國的只有中國人，與外國人講中國人的東西根本沒用，反對任何比較，至今仍有很多人持這樣一種態度。
關於態度，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並充滿熱愛，如果不熱愛自己的文化，那還宣傳什麼？面向世界還幹什麼？所以，主要是對自己的文化有一種自覺，而且要對他人的文化有一種同情的瞭解，現在有些人就認為中國特別好，西方根本不值一提。
林語堂
我給大家舉一個林語堂的例子。林語堂在1935年用英文寫了一本書叫《吾國與吾民》（編者注：英文名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非常暢銷，深受美國人喜愛，曾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美國作家賽珍珠（編者注：PearlBuck，1892年出生，1973年逝世，美國作家，193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稱讚。賽珍珠認為《吾國與吾民》是迄今為止最真實、深刻、完備、重要的一本關於中國的著作，更值得參照的是，它由一位現代的中國人寫作，作者根基深深紮在過去，豐碩的果實卻結在今天。
1938年，林語堂又出版了一本書，叫《生活的藝術》（編者注：英文原名《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描述中國人怎麼生活。該書一出版就引起轟動，成為美國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還不是一次，持續52個星期，很受歡迎。這本書在美國重印40多次，被翻譯成10多種不同的文字，直到今天仍具有很大影響力。
七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經大大超過三十年代，但為什麼直到今天還沒有出現在國際影響上可以和林語堂兩種書（編者注：指《吾國與吾民》和《生活的藝術》）相媲美的著作？中國人自己寫的新書沒有一本可以取代他。我想這可能有幾個原因。
首先，他對中國文化有相當深刻的瞭解，而且有一種熱愛，能夠捕捉到中國文化某些精彩畫面，而且以簡單易懂的形式傳達給西方讀者。林語堂不像錢鍾書那樣有家學淵源，文化根底很淺，出生於一個基督教牧師家庭，後來就讀於上海的教會大學聖約翰大學，但他勤於學習，努力實踐，不僅用英文寫出《中國的智慧》、《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等著作，而且直接將中國文章翻譯成英文，比如陶淵明的《古文小品》，蘇東坡的《東坡詩文選》、沈復的《浮生六記》、鄭板橋的《板橋家書》、劉鶚的《老殘遊記》等，翻譯的特別好。他熱愛中國文學，瞭解中國文學。
第二，因為出生於牧師家庭的原因，他經常和外國人來往，成為朋友，比較瞭解周圍的人，知道他們喜歡什麼，更理解西方讀者的文化趣味，能夠將心比心的針對不同文化間的差異，而不是向西方灌輸或宣傳，更不是炫耀什麼“軟實力”。林語堂把外國人當朋友，同情的瞭解。
第三，林語堂用一種和平的心態、自由的精神、傑出的文學才能從容自若的娓娓道來，特別容易被接受。在選題方面，大至宇宙、小至蒼蠅都可以成為他表現的東西，廣泛包容。
他創造的文體與高調的、鬥爭的、急躁的啟蒙文體風格形成尖銳對比。到今天為止，我們對外或對內宣傳都是過激的，甚至還是那種紅衛兵似地激昂慷慨，別人不愛你的東西，再說有什麼用？我覺得應該學習林語堂他的心態。
最後，更重要的是他的一切出發點都有堅定的跨文化思想的基礎。
他從聖約翰大學本科畢業後到清華大學，獲得“半額獎學金”又去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學習。吳宓和梅光迪都是他的同學，林語堂深受他們的影響，認為理想的生活應該是中西互補。這一點常常受到批判，比如被魯迅罵，但我覺得這一點林語堂還是很對的，既要努力工作，又要盡情享受。
林語堂40歲的時候寫了《我的話·雜說》五則聯語，既總結過去，也樹立了今後的人生準則，表達自己的人生態度。
道理參透是幽默，性靈解脫有文章。
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
對面只有知心友，兩旁俱無礙目人。
胸中自有青山在，何必隨人看桃花？
領現在可行之樂，補平生未讀之書。
大概意思是，我的兩隻腳，一隻在東方，一個在西方，對面是知心朋友，兩旁的人都不會妨礙我的眼睛，不會讓我看不順眼，現在能快樂我就要充分領略，沒有讀的書，要儘量補足。所以，林語堂的生活特別逍遙、平實。
他有著寬容通達的人生觀和獨立思考，以及匯通東西文化的寬闊視野。林語堂的一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創造出至今無人企及的中西跨文化交流的實績。
▌文化交融是互相選擇不需灌輸
“文化的交融是雙方的選擇。可是我們過去有一個特點，總是把中國認為最好吃的，不管你吃辣還是吃鹹，都要塞給你。選擇的權利應該是雙方共同的，而不是我們給人家安排什麼。”
文化的交融是雙方的選擇。可是我們過去有一個特點，總是把中國認為最好吃的，比如弄一盤點心，不管你愛不愛吃，不管你吃辣還是吃鹹，都要塞給你。中國文化常常是這種態度。選擇的權利應該是雙方共同的，而不是我們給人家安排什麼，讓他們吃，這使得中國文化走出去產生一些障礙。
文化是多方面的，除了文學藝術，還包含生活方式等。中國人與外國人在一起，價值觀體系、傳統和信仰等都不一樣，每一個人都會有不同的視角，不可能以偏概全。
一個文化對另外一種文化產生影響，存在共鳴很重要。也許他們對中國文化並不是特別瞭解，也沒有認真研究，可是有一種共鳴，產生一種靈感，比如通過伏爾泰、龐德等人，他們不是漢學家，甚至不懂得漢語，可是藉助一些知識觸發了靈感，進而將中國文化引入到自身的主流文化。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靈感的共鳴不是一般漢學研究所能代替。人幾乎不可能脫離自身的處境和文化框架，他們對“異文化”的研究和吸取也就往往決定於其自身的處境和條件。
伏爾泰
例如法國的伏爾泰，他窮盡一生精力孜孜追求的理想，就是將法國變成一個能夠具有宗教寬容精神的國度，而在他看來，中國就是這樣的理想國的最優秀的範例。這是我們理解伏爾泰為什麼推崇中國文化的關鍵。伏爾泰關於中國的知識，多半是作為他說明自己的思想時引述的例證出現的。在他的中國知識體系中，他最看重的，是他認為中國文化中存在著的那種宗教寬容的態度，而他一生致力的，可以說就是提倡宗教寬容，反對宗教裁判所的黑暗。
伏爾泰以為中國的傳統精神就是一種普遍的寬容精神。在他看來，中國人對於宗教的態度，就是最理想的宗教寬容的態度，他甚至認為，這就是中國之所以強大、繁榮和自信的根本原因。他切入中國文化的觀察點是西方式的，而且，他本來的目的就不是要研究中國文化，而是要找到一個理想的實例來說明他從邏輯上確立起來的理想。對於伏爾泰來說，中國正是他對自身文化傳統的批判中為自己設立的批判參照系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良好例證。
在伏爾泰眼中，中國的確是一個相當理想的國度，無論是從政治制度、法律、對於宗教的態度還是從道德或者日常的待人接物的態度上都是如此。他認為中國這個巨大古國存在的理由就是因為中國人有著最好的道德和法律。伏爾泰說世界上曾有過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時代，就是奉行孔子的法律的時代。西方一些早期的宗教領袖或者活躍人物在後來的宗教中被當作先知，從而壟斷了神意，並以這種壟斷的身份壓制其他的對於上帝的信仰方式，是一種最要不得的做法。
而孔子之所以應該受到尊敬，就因為他不這樣作，他的教導中，沒有如西方宗教中的先知或者使徒那樣一種通過壟斷神意而將自身變成神的企圖，而只是將自己當作一個人，而且，在他的教導之下，中國人後來也的確這樣做了。伏爾泰的這些看法雖然不完全符合當時的實際，但也有其獨到之處，反過來對我們今天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也有所助益。 總之，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五千年連綿不斷的偉大文明的復興，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發展，這種發展的深度、廣度和力度都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我們有能力對世界文明作出原創性的貢獻，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而不失去自我。這就是我們面對世界文化的根本出發點。我們不需要炫耀，不需要灌輸，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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