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明亮、通透，空气中漂浮着尘土干燥的气息。走在阳光下，汗一点点从皮肤毛孔里渗出来，我只能贴墙根，挑房檐下的背阴处走，这样凉爽些，但此时是正午，并没有太多的背阴让我走。街道空旷，燥热。我无聊地闭上眼睛，故意走得歪歪斜斜，眼前的世界毛茸茸黄嫩嫩的，像只安静的小鸡仔儿。偶尔撞到一棵胳膊粗的小树上，不疼，弹回来，继续走。这条路地处皇姑屯火车站货场的铁路沿线，两边住户不多，堵头的山墙都有红色的铁路徽标，看样子是家属宿舍。房子建得横平竖直，除了房号，别无二致。“冰棍，冰棍的卖。”老太太干瘪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她穿着白围裙，戴白帽子，推着冰棍车，她太老了，背驼成一条弯曲的直线。她看都没看我一眼。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兜里很难有五分钱的。汽笛声从转弯处的三洞桥道口传来，撕心裂肺，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大团大团的蒸汽冲向云霄，湛蓝的天空瞬间稀释、漂白。
如今，当我回首童年往事，这个画面总是第一个跳出来，挥之不去。另一个是夏天，刮大风的天气，冶炼厂高耸的大烟囱刮下来片片黑屑，漫天飞舞，天地昏黄，伴随着浓烈的硫磺的气味。家家户户窗门紧闭，但那些黑屑还是固执地钻进屋子里，呛得人不停的咳嗽，眼睛干涩，人们不得不闭紧嘴巴，尽量用手势交流，打招呼。但很少有人抱怨。冶炼厂是我们周围居民引以为豪的，据说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冶炼厂，有两万多人在此工作。每天上下班，人潮汹涌，场面蔚为壮观。我家院子里的邻居差不多一半是这个厂的职工。即使下了班回家，他们也喜欢穿着“冶炼厂”标记的工作服，或厂里以各种名义奖励的跨栏背心，端着印有厂名的茶缸子，坐在路灯下，聊起白天的工作，总是气宇轩昂，口气里充满主人翁的自豪感。多年后，我不经意间发现，他们的寿命要比一般人短得多。尤其是在铅冶炼车间上过班的人。当然，这是题外话。
总之，这些记忆都发生在炎炎夏季，而那些更具东北特色的暴风雪天气，反倒记忆不深。当然，它们可能存留在记忆的另一个角落，说不上什么时候会自己蹦出来。
我每天放学要比别的同学走得晚一些也慢一些。晚是因为，我要去学校后面的草丛中逮蛐蛐，那里有一大片又高又密的杂草和灌木，但逮到一只满意的蛐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胳膊、腿上划出的一道道红印子，伴随我整个夏天，蛰的人痒得不行，又不敢挠。我把逮到的蛐蛐，放在准备好的棕色药瓶里，药瓶的底部事先垫上湿润的泥土，瓶盖上扎了透气孔。当我直起疲惫酸麻的双腿，走到街道上，此时，我的同学们可能在吃午饭，家近的甚至已经进入到睡意昏沉的梦中。慢一些的原因是，我要到母亲单位解决午饭问题。我父母是双职工，我是家里的独子，他们不忍心让我中午回家吃凉饭，又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使用煤气罐，怕出事。我们小学生上半天学，十一点放学，母亲单位的开饭时间是十二点整。我从学校走到母亲单位再慢也不会超过半小时。
母亲在副食商店工作，在那里卖酱菜。别人都穿白大褂，只有母亲的岗位穿蓝大褂，就连卖鱼卖肉的也穿着白大褂，尽管看上去油腻腻的有些恶心。母亲身上永远有一股酸酸咸咸的腐烂味道，经久不散，但并不难闻。起码我不觉得。母亲原来在布匹组，不知怎么就被调到了这里。布匹组挨着卖日用品的，一年四季香喷喷的，虽然也没什么油水可捞，但干净清闲，事不多。虽然是副食商店，但那里的食堂吃得很单调，冬天是白菜或萝卜炖土豆，其它的时间是白菜炖粉条，几块棒骨沉在锅底。偶尔换成白菜炖豆腐就像过节。排队打饭时，人们说话的声音要比平时大很多，笑声也爽朗些。有一天，轮到我妈打饭，我突然从背后松开牵着我妈衣襟的手，对锅边的吴师傅大声说，“从浮上撇，浮上有油。”那些大人全都笑了，一个劲地夸我聪明。我被他们笑得莫名其妙，本来我还想问一句，每天沉在锅底的那几块棒骨都去哪了？因为我和我妈可一块没吃过。想想就算了。我说的这些是我上小学二年级之前的事情，到了三年级，我妈坐进了办公室，当上了副食商店革委会主任，成了忙人，我就被我妈打发去我爸的单位吃午饭了。我爸在粮店上班，与我从学校到我妈的副食商店的距离相差无几，只是分处两个方向，一东一西。小说开头的描写就是发生在我去我爸单位吃午饭的路上。
我妈每天早出晚归，脚下生风，腋下夹着人造革皮包，骑一辆破旧的二八型红旗牌自行车，脚尖勉强够得到脚蹬子，东一趟西一趟，不知道忙些什么。她顾不上我。我妈叮嘱我，要密切注意我爸和周阿姨的动向，听他们每天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尤其要注意他们之间的悄悄话。见我心不在焉，我妈加重语气，说，“你这么做是为了这个家。你不想你爸犯老吴那样的生活作风错误吧？”我终于明白了我妈的意思。老吴原来是副食商店的经理，总是梳着油光可鉴的大背头，穿中山服，因为“搞破鞋”被抓现行，发配到食堂打饭。每天中午吃完饭，大家就围坐在后勤组的大屋子里抽烟、喝茶。老吴站在地中央，脖子上挂着块牌子，牌子上画着一双裂开口的破皮鞋。我妈让每个人发言，批判老吴，警示他人。大家不咸不淡地说几句，拍拍老吴的肩膀，老吴笑嘻嘻地，边上就有人踢他一脚，让他老实点，搞破鞋是什么美事吗？不是真踢，踢完还给他递根烟，点上。老吴就咳嗽一声，挺直身板。有时候老吴突然说，“老刘太太，我憋不住了，要撒尿。”我妈不理他，他就双手作揖，“刘主任，求你了。我总不能在大庭广众面前尿地上吧。那样我不又得犯一次生活错误吗？”众人大笑。我妈没辙，这才应允，气派十足地一甩头，怕老吴出门把牌子摘了，就派个男同志跟着。老吴出门后，还是第一时间把牌子反过来，光面朝外，一路闪展腾挪，碰到熟人，被拦住去路，“老吴，大中午的，你胸前挂个牌子干嘛？我看看后面写的什么？”老吴就笑嘻嘻地推推当当，绕路走。其实，问的人知道老吴的情况，故意逗他呢。
和老吴“搞破鞋”的女人也在会场，搬把小板凳，坐在靠外的门前，头抵门框，望天，面无表情。批判会上，从没人提及她的名字，更没有批判她的只言片语。好像老吴是自己跟自己搞的破鞋。女人梳五号头，白皙瘦高，脖子像天鹅，长长的，没有一丝褶皱。女人姓丁，跟我妈一个组的，是之前的布匹组。那时候丁阿姨和我妈好得恨不能成一个人，一天到晚嘀嘀咕咕，吃饭都是头碰头。我们家晚上要是做什么好吃的，我妈下班准拉上丁阿姨，去家里一起吃。我和我妈也去过丁阿姨的家吃晚饭。丁阿姨家离我们家不远，她丈夫个子高，人瘦的像根灯绳，走路摇摇晃晃，一只手总是捂着肚子，炒菜都用一只手。丁叔叔会做菜，溜炒烹炸，尤擅煎带鱼，外焦里嫩，怎么吃都吃不够。我妈、丁阿姨坐在炕沿上，翘着腿喝茶聊天，我妈过意不去，想下地帮忙打打下手，丁阿姨坚决不允许。我们就等着吃现成的。有时候，她们姐俩高兴还喝两盅白酒。回来的路上，我妈告诉我，丁阿姨的丈夫外号叫“半拉儿肺子”，因为他只有半个肺，就是说他的肺的另一半做手术切掉了。至于为什么，没说。丁阿姨没有小孩，对我很好，大部分时间都是她陪我在柜台里玩，教我唱儿歌，如果我学得快，丁阿姨就牵着我的手，去水果组买苹果、鸭梨，专挑又好又大的买，不像我妈买回家的水果都是烂的，是商店内部下班前的处理品，回家得关上门，用钢勺挖掉一半，赶紧洗了吃，怕放不住，也怕万一邻居来串门看见。后来不知怎么我妈被调到了酱菜组，两人就此结了仇，走个碰头，两人的眼神都是恶狠狠的，像是要吃了对方。
粮店窄小、逼仄，但有时候仍显得空荡，除了买粮的，没人闲着没事到粮店去逛，也不会逗留。粮店的经营品种比之副食商店就单调多了，主要是米面油，三大类。米包括大米、高粱米、小米，面有白面、玉米面、挂面，油是豆油、菜籽油。粮店的三分之二是库房，摞着层层叠叠的米面，稍一触碰，就灰尘暴土。窗口是两个收款员，后面靠墙并排两张桌坐着我爸和周姨。我爸是会计，周姨是出纳，所以，两人经常说话，对账，甚至头碰头。我就假装在他们的桌子底下玩耍，偷听。我爸说点什么，周姨都笑得合不拢嘴，用左手的手背挡着，另一只手夹着圆珠笔，摁在算盘上，有时候她大概嫌自己的笑声不足以表达她喜悦的心情，就晃动算盘，发出哗啦啦的巨大声响。周姨说什么，我爸也笑，但不出声，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唇内扣，紧绷着，像挺不好意思的。我从没见过我爸在家里这么笑过。我爸在家特别喜欢放屁，放的时候，屁股还翘起一边，放得很响，一串一串的。像恶作剧。我妈批评我爸，我爸就振振有词地说，“管天管地，管不着拉屎放屁。”要不就是“有屁不放，憋坏心脏。”我以为我爸在粮店也会时不时的放个响屁，那会让我很尴尬的，但没有，一次都没有。我爸人很爱干净，四个兜的中山服自己洗自己熨，皮鞋锃光瓦亮，走在街上像个了不起的大干部。上厕所蹲坑，甭管多着急，都要把裤脚先翻起来，用夹子夹住。我爸每天下班三件事：喝酒、泡脚、看《参考消息》，雷打不动。即便我妈当了副食商店的主任，下班多晚，都是我妈回来现做饭。我妈心疼我饿着，就免不了边做饭边唠叨几句，他就当听不见，倒是把我妈气得够呛，拎着炒菜的铲子，跑到他耳朵边嚷嚷。我爸不急不恼，他从不跟我妈吵架、拌嘴。店主任姓朱，四十多岁，他的头发、胡子一天到晚都是白的，只有下了班，洗完脸，才重新变黑。人一下子年轻十岁。店里有个小伙子，病病歪歪，眼神黯淡，成天没精打采的，像个哑巴，热心人给他介绍女朋友，他都不看。每个粮店都要配置一至两个男青年，粮食怕发霉，得经常倒垛、码垛，货多的时候，垛要码到天花板那么高，没把子力气是不行的。其他的是三个中年妇女，站在柜台前，从米面箱子里，用撮子给顾客称米称面，活儿相对轻松些。
粮店后院倒是很宽敞，与居民房挨着，种了几棵桃树，但每年桃还没熟透，就被人吃光了，也种了些应季的蔬菜，长到半大，粮店的人就赶紧摘，不然晚了吃不到嘴里。院墙的堵头有一间小锅炉房，用来烧水，热饭，冬季取暖。一条土狗栓着铁链子，靠墙根，是黄色的，但有杂毛，黑的白的都有。狗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两平米。只有下了班，打更的老头才会放开它在后院里活动活动，也可以说是巡视，以防小偷盗窃。店里还有一只猫，也是黄色的，负责抓老鼠。那只猫的头很小，肚子却鼓鼓囊囊，都快耷拉到地上了，肥胖的屁股走起路来，一跩一跩的。它只能逮死老鼠，严格地说，还不是逮，是发现，它发现死老鼠，并不叼起来，向主人邀功，而是跳出一米开外，但它发出的叫声很响亮，凄凄惨惨，像被人踩住了脖子。我相信，不仅老鼠害怕，人听了也毛骨悚然。它忠于职守，从不迈出大门一步，顶多在门口或窗台上对着那条黄狗凄厉地叫上几声，等到狗不耐烦地看它一眼，它就心满意足地走开了。更多的时候，它只是趴在面垛上昏睡、打盹，像个功臣，旁若无人。它打哈欠像人，嘴巴张得大大的，一只手在腮帮子上蹭来蹭去，挺不耐烦的样子。
朱主任的家就住在粮店后院那趟居民房，推开窗，一跳，就进后院了。但朱主任为了避嫌，每天上下班只走正门，毕竟那年代还是“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他的儿子朱旭到粮店来玩才跳窗子，扑通一声，笨拙的身子扬起一阵尘土。我正坐在院子的阴影里斗蛐蛐，被他吓一跳。朱旭大我一年级，但比我长三岁。我父母是双职工，我提前上了一年学，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朱旭是降级包。至于他为什么降级，我等会儿说。朱旭嘻嘻笑着，双手插在裤兜里，不说话，围着我转圈。这让我有些害怕。“咱俩掐一场。”他终于开口了。朱旭的意思是，他从地上几个装蛐蛐的瓶子选一个，和我的蛐蛐斗。一个人斗蛐蛐是挺没意思的。斗蛐蛐就应该两个人，与其说斗蛐蛐，不如说是斗人。他每次都挑瓶子大的里的蛐蛐，他认为好蛐蛐就应该装在大瓶子里。这没错。后来，我学尖了，把“皮毛”好的蛐蛐，装在小瓶子里。但他只认大瓶子。我觉得他脑子不会转弯，也有点蠢。其实，即便他挑到好蛐蛐，也未必斗得过我。蛐蛐质量好固然重要，但会不会斗，或者说掌没掌握斗蛐蛐的技巧，同样重要。斗蛐蛐的场子是罐头瓶子，每次都是他的蛐蛐先放，蛐蛐一放进去，就嘟嘟叫，仿佛是在警告对手，这里是我的地盘。我的蛐蛐放之前，都要在我的手上先“遛一遛”，两只手手心朝上，不紧不慢倒腾几个来回，相当于热身。我小心翼翼地把蛐蛐贴着瓶子边，放进去。他要马上“掐一场”，我不同意，我要让我的蛐蛐在里面适应下场地。同时，我手里的细米棍在蛐蛐的触须处，轻轻撩拨，以刺激它的斗志。他的蛐蛐左冲右突，累得直喘粗气，我就是不让其近前。直到我觉得它累的差不多了，才让朱旭喊一二三，开始。结果每次都是我赢，毫无疑问。这让他困惑不解，他恼怒地用细米棍戳掉了我的蛐蛐的一条腿。我心疼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忍住了。还有一次，朱旭输急了，把我装蛐蛐的瓶子，一个个摔在墙上。在沉闷的午后，那些声音显得格外刺耳，我发疯似的扑上去，双手在他高大肥胖身前挥来舞去，朱旭一只手臂平伸，使得我的双手不得近前。我流着眼泪，像是在跟空气搏斗。他却嘻嘻笑着，且战且退，直到看见那条黄狗，才吓得“啊”的怪叫，跳起来，但黄狗的眼皮都懒得抬一下，换个姿势，接着睡。那只肥硕的猫在窗台上见此情景发出凄厉的哀嚎，叫声引出了我爸和朱主任。
“你怎么动手打人呢。”我爸愤怒地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抬腿给了我屁股一脚。“是他先摔我蛐蛐瓶子的。”“明明是你输不起，自己生气摔的，怎么赖起我来了。”朱旭委屈地大声说。“他年龄小，你要照顾他。你要有当哥哥的样子。”老朱扯了把朱旭的耳朵。“谁稀罕让他照顾。”我说。老朱撇了我爸一眼，“小旭，回家自己玩去。”“他能在这里玩，我为什么不能？你还是主任呢。”“小光，你跟我进屋。”我爸不由分说，拽我就走。我的胳膊被拽脱臼过两次了，一次是我妈，一次是我爸。但都不严重，我家对面的老中医孔大夫医术了得，他边捏捏摁摁边和我说着话，然后猛地一拉一拽，随着“咔吧“一声，接上了。我不知道他们大人为什么总喜欢拽小孩子的胳膊。朱旭躲在他爸的身后冲我扮了个鬼脸。
下班的路上，我爸告诉我，朱旭的头去年让一块从三楼掉下来的石头砸过，差点要了他的小命，所以才休学一年。“你可千万不要跟他打架，不然会‘沾包’的。”至于为什么“粘包”，我爸没来得及说，我们就已经到家了。
大多数时候，朱旭并不讨厌，还很随和，我玩什么他都响应。下军旗、下跳棋，有时候打扑克，但这些我都玩不过他。他甚至让我摸过他受伤的头。我摸了，他的头顶像一块豆腐，忽忽悠悠的。我一阵心悸。“能好吗？”“这已经是好了的。你下次要是再敢跟我动手，我就把头往墙上撞，让你家养我一辈子。”“我才不跟你打架呢。”我吓得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他哈哈大笑起来，抖动着肩膀，头伸向我，学着街上流氓打架的样子，“来，有本事往这儿打。”然后，大摇大摆地在我身边绕来绕去。他的模样有些滑稽，但我笑不出来。一想起朱旭颤颤悠悠的头顶，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朱旭说他打架很厉害，同学都怕他，他还说他的头是跟高年级同学打架打的。我知道他在吹牛。那时候，我俩经常蹲在后院锅炉房的门槛上聊天，那里背阴，很安静，东扯西扯，漫无目的。我俩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但想了解他还是很容易的，毕竟都在附近住着，两个学校离得也不远。朱旭虽然长得高，体格也结实，但他从不打架，甚至经常被人欺负。他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事实的确如此。我和他一块儿玩了整个夏天，没看见一个同学来找过他。看见有同学和家长来买粮，他就笨拙地躲在仓库的面垛子后面，很紧张很害羞的样子。我俩进入粮店的仓库次数并不多，原因是我爸不让我进，以免丢失东西，说不清楚。但我爸是在办公室上班，我们溜进去，他轻易看不见，别的人不管我们。我们进去是偷花生米，粮店进的花生米不多，只有逢年过节每人才供应半斤。我们每人只抓一小把，放在裤兜里，跑到锅炉房去吃。一个粒一个粒，抛向空中，用嘴巴接住，然后细嚼慢咽，掉地上的就捡起来吹吹，再抛一次。实在馋了，就再进去一次，顶多这样。
没话说的时候，朱旭就唱歌。开始他唱得嘻嘻哈哈，拿腔作调，后来就不笑了。朱旭唱的是“黄歌”，其实就是哥哥长妹妹短的，但不能让别人听见。现在说起来很可笑。我还帮他抄过歌词，我的字写得好看，一笔一划，规规整整，这让朱旭啧啧称奇。他的字缺胳膊断腿，像狗扒拉的，难看死了。朱旭带我去过一次他家。我俩是翻窗户进去的。朱旭为奖励我，亲自动手做了个大米饭炒鸡蛋，放了很多油，够我一家人吃的。见我吃惊的样子，他得意地说，“我家有的是油，豆油、菜籽油，我家天天吃大米白面，从来不吃苞米面、高粱米。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外人，听见没？”我木然地点点头。我想到朱主任每天起早贪黑，不辞辛苦，以店为家的操劳劲儿，第一次觉得人其实挺复杂的。
我俩很少去外面玩。一是附近实在没什么可玩的，一排连一排的平房，连家小铺都没有。我们东北管小一些的商店叫小铺。铁路货场看得又严，轻易进不去，也怕被抓住。那里倒是有许多拉水果的货车，但抓住就不得了，得干活，和泥、搬砖、除草，傍晚才打电话让家长领回去。所以，那一带一向是大孩子的势力范围。另一个方向是朝鲜人居住区，汉族的孩子打此经过，都要小心翼翼，贴墙根走，因为不知道会从哪里突然窜出来一群拿着竹扫帚的半大孩子，不分青红皂白，抡起来就是一顿猛抽，抽得你遍体鳞伤，仓皇出逃。我就亲历过一次。幸亏跑得快，只挨了一竹扫帚，但还是抹了一个礼拜的紫药水。
能够让我俩放心折腾的地方，只有粮店后面那个院子。朱旭怕狗，他叫那只狗为“恶霸地主”，因为他被它咬过。那只狗对我很温顺，喜欢用它的大脑袋在我的腿上蹭来蹭去，咬朱旭是个意外，但那只狗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拴了起来，以防不测。即便如此，朱旭见了它还是绕道走，笨拙的身子一蹦一跳的，很好玩。
朱旭实在无聊的时候，就拎着锅炉房刚刚烧开的水壶，顺着墙根寻找蚂蚁洞穴，然后充满快感地把热水灌进去。他灌的水足够那些蚂蚁开游泳池了，那些死蚂蚁漂浮在上面，打着卷。他还把抓到的蚂螂（学名蜻蜓）翅膀薅掉一半，再用我斗蛐蛐的细米棍捅进蚂绫的尾巴，然后，抛向空中。我们看着蚂螂挣扎着在不远处摇摇晃晃的坠落、挣扎，痛苦地死去。最残忍的是，他用石头砸碎的玻璃碴喂过鸽子，鸽子当着我俩的面居然头一点一点地吃了，大概是出于信任吧。那只鸽子是白色的，雪白雪白，不含一点杂毛，经常在下午飞到院子里找米粒吃，与我们相处的一向友好。我们叫它“单独行动”，因为鸽子通常是一群一群的飞。粮店的地上是少不了米粒的。从此，“单独行动”再没有飞来过。
有一天，朱旭在门缝指着正在买粮的一个高个子女孩，神神秘秘地问我，“你觉得她长的好看吗？”我的脸红了。我从来没被人问过这样的问题。他拿胳膊肘怼我。“挺好的。”我的声音很小。“她是我同学。我的头受伤的时候，她自己来我家看过我。”“真的！”这回轮到他脸红了。
我憋了泡尿，转身走开。他在后面喊，“你去干什么？”“撒尿。”朱旭也跑出来。我俩并排站在墙根下。“你能吱多高？”我后退一步，卯足劲，边撒尿边背躬身体，在墙上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印记，但还没有我的个子高。他一笑，“等一下。”他跑进锅炉房，没一会就出来了。“看我的。”他吱出了一个令我大吃一惊的高度，差不多吱到了房檐那么高，然后横向扫射，恣意磅礴，像一支美妙的画笔。“想学吗？”我点头。他一摆头，我随他进了锅炉房，关上门。他拧开水龙头，“帮我看着点人。”他指了指窗子。朱旭一把褪下短裤，掏出他的那个东西，在水龙头下哗哗地冲起来。他的那个东西长大的样子有点吓人。“你试试。”我犹豫了一下，试了，我的小东西迅速膨胀起来，但要比朱旭小很多。朱旭得意地用手捏了捏自己的，然后开始上下摆弄起来，他冲我扬扬下巴，像是鼓励我。我照做了，有点疼。朱旭闭上眼睛，一只手扶墙，动作飞快。朱主任打开粮店的后门喊朱旭，他没有看见我们，但我俩还是吓得一激灵。朱旭慌乱地把那个硬邦邦的东西塞回去，探出头，“什么事？”“没事，我就是告诉你，你俩可别打架呀。”“我们俩好着呢。”朱主任关门回屋了。朱旭回头说，“明天你先这样，再吱就会高出很多。”从那天起，我俩每天都比谁吱的高。我吱得越来越高，但还是没法跟朱旭比。放学去粮店的路上，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个游戏。吃完午饭，我俩就对着水龙头拼命喝凉水，但一下午最多尿三次，不能再多了。真正让我兴奋的是，每次吱前，我俩都要摆弄一会儿那个小东西。我有一种说不清的渴望，并为之着迷。放学路上，我不再无所事事，也不再玩一个人闭眼睛走路的游戏，而是想着我今天要怎样才能多喝水，怎样才能把尿吱得更高一些。一旦想出点眉目，就归心似箭，两脚生风，书包斜挎着，打在屁股上啪啪响，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头的汗水。
暑假的第一天，周阿姨领来了她的儿子，小辉。小辉三岁，长得白白净净，长长的睫毛，一眨一眨，像女孩，很讨人喜欢。中午吃完饭，我和朱旭继续比谁尿得高，小辉在一旁拍手笑。朱旭让小辉也试试，小辉把尿都撒在了地上。“三个人就可以玩藏猫猫了。”朱旭冲我眨眨眼，我没明白他什么意思。之前，我俩实在无聊时我提议过，但被朱旭拒绝了，他觉得那是小孩子才玩的游戏。朱旭回家找了块黑布。我们来到锅炉房。锅炉房的另一头堆放着三轮车的零配件、煤坯、木块，和一摞摞废弃的麻袋、面袋。朱旭蒙上小辉的眼睛，让他先逮我们。朱旭拉我后退一步，捏着嗓子说，“我是谁呀？”小辉张开双臂，嘻嘻笑着，想了想，“你是小光哥哥。”小光是我的小名。“你猜对了。”我和朱旭都笑了。我们让小辉面朝墙壁，数三十个数。我藏在煤坯垛的后面，朱旭藏在零配件的角落。小辉张开手臂在锅炉房里磕磕绊绊，四处受阻，有几次眼看着他就要碰到朱旭的头了，但他还是犹豫着转身了。后来，朱旭放了个屁，动静还不小。小辉寻着声音找过来，终于他抓住了朱旭。朱旭还是捏着嗓子用唱歌似的腔调，问，“我是谁呀？”小辉先是咯咯地笑，然后说，“你是小光哥哥。”这次，小辉的回答很肯定。
小辉要把头上的黑布扯下来，朱旭说，“我们还没玩完呢，你还要抓住小旭哥哥。”小辉懂事地点点头。“来，给我掏个鸡儿吃，我就告诉你小旭哥藏在哪里。”小辉的手在裤裆处随意碰了一下，攥成拳头，送到朱旭的嘴边，再松开，同时舌头发出“嗒”的一声。看来这个游戏他玩的挺溜。朱旭捂着嘴，没敢笑出声。“你也掏小光哥哥的鸡儿吃一个。”朱旭站起身，他的那个东西直挺挺地支楞着，冲着小辉的嘴。小辉没反应过来，朱旭一把抓过小辉的手，放在那个东西上面，又放回小辉的嘴前，小辉发出“嗒”的一声。“你想不想真吃一个？”“吃什么？”“小光哥哥的鸡儿呀。”小辉还是没明白，但他的嘴里再次发出“嗒“的一声。朱旭掏出他的那个东西，凑到小辉嘴前，“舔一下也行。”我的心突突地跳，像是要从喉咙里跳出来。我被朱旭这一疯狂的举动惊呆了。小辉轻轻舔了一下，之后说，“咸。”朱旭转过身，一只手剧烈地抽动起来。“小光哥哥，你在干什么？”朱旭收起家伙，蹲下身，“我们不玩了，游戏结束了。”“不，我还要玩。”“听话，啊。我们下次再玩。记住，我们今天玩的游戏不能告诉任何人，要不然以后就不带你玩了。知道吗？”小辉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快下班的时候，大家坐在办公室聊天，等打铃。周阿姨问小辉，“小光哥哥对你好不好？”小辉突然笑嘻嘻地对周阿姨说，“小光哥哥吃我的小鸡鸡。”“什么？”我爸腾地站起来，额头撞在桌子的铁皮夹子上。“你胡说，我什么时候那样了。”我本想说是朱旭，但朱旭也没有吃他的小鸡鸡呀。朱旭指指他的头顶，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我张了张嘴巴，又咽了口唾沫。屋子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变得很安静。我爸使劲瞪着我，然后缓缓转过头，颤抖着双手，褪下小辉的裤子，几个大人围上前，看着小辉的小鸡鸡，没有吃过的迹象。
“我、我作证，小光就是让他掏个鸡儿吃。没干别的。”朱旭轻松地说。
“说，你是不是又撒谎了？这孩子就爱撒谎。”周阿姨蹲下身问小辉，同时一只手在他的屁股上暗暗使了把劲。小辉点点头，憨憨地笑了。“来，儿子，给妈也掏个鸡儿吃。”小辉在裤裆处比划了一下，递给周阿姨。嘴里发出“嗒”的一声。所有人都笑了。
但从此，周阿姨再没有带小辉来过粮店。也没人提起小辉这件事。
天气渐渐转凉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喜欢爬到房顶上，坐下来，吹风。有时候是自己，有时候是和朱旭。朱旭蠢笨、肥胖，每次都得我在下面扶梯子，他才敢颤颤巍巍往上爬，梯子也被他的颤抖弄得晃晃悠悠的。下来也是，得我先下，然后把梯子扶稳了。很麻烦。所以，我经常趁他不注意，身体与地面成四十五度角，嗖嗖嗖几步蹿上去，玩似的。像个飞檐走壁的行者。他在下面干着急，只能双手作揖，可怜巴巴地哀求我下来。那时候就要看我的心情了。
天空湛蓝如洗，汽笛声从远处传来，吐出大团大团的蒸汽，冲向云霄。大孩子们跟着火车飞奔，继而顺势抓住连接处的把手，风吹得衣服像鼓起的帆。他们一点点爬上去，用剪刀剪开包装，扎紧衣服的袖口，开始往里面塞水果，然后给衣服打上死结。火车的速度在减慢。他们与下面接应的人打着招呼，衣服抛下去，被稳稳地接住，双方会意的微笑，挥手庆祝。车上的人抹一把汗水，在火车进站前的一刹那，猴子般敏捷地跳了下去。我心里想，快点长大吧，我也要像他们一样，扒火车，吃水果像吃萝卜，味道不太好的，随手扔掉，一点不心疼。吃不了的还可以卖钱，买冰棍，买馄饨，买烧饼。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可惜，这样有趣的场景并不是随时可见的。粮店房子的举架要比普通民房高出许多，看周围一览无余，所以，即使我没什么热闹可看，我也愿意待在上面，况且，那里风大，吹着舒服。有一天，我听见房山地下有人在争吵，虽然声音很小，也很克制，但因为声音往上走的缘故，我还是听出了我爸的声音。我趴着房檐，向下一看，果真如此。更令我吃惊的是，他旁边推自行车的女人竟然是丁阿姨。丁阿姨脸上淌着泪水，边说话边侧过身用手背抹。他们中间隔着辆自行车。自行车的后货架驮着米袋子，车把上挂着油瓶，显然是丁阿姨的。粮店房山是条小路，平时很少有人走。我缩回头，平躺在房瓦上，心里乱糟糟的。我听见丁阿姨断断续续地说“你的败家老娘们，害得我整宿整宿失眠”“你就不能管一管她这个不要脸的泼妇。”“你就忍心看我一天天这么衰老下去！”丁阿姨还用拳头捶我爸的胸脯，咚咚的。我爸边躲闪边说，“你小点声，别被人看见。有什么事，咱们一会儿去你家说，啊。”“你去我家每回就想着干那事，什么时候帮我出过主意。”没一会儿，丁阿姨骑车走了。我爸回粮店骑车跟了出去。我从梯子上下来，朱旭问我，“你去哪儿？”“你管不着。”说完，拔腿就跑。当我跑到丁阿姨家的时候，院门已经锁上了，屋子里拉着窗帘。这难不住我。我看看周围没人，助跑几步，翻身骑上院墙，悄无声息地进了院子。我贴着墙根，蹲在窗下。我听见我爸沉重的喘息声，还有丁阿姨的惨叫声。我怕出人命。一点点起身，透过窗帘的缝隙，往里边看。我看见我爸埋头从后面骑在丁阿姨的身上，身体一晃一晃的。丁阿姨的脸贴在炕席上，双臂前伸，五官扭曲着，披头散发，样子很痛苦，也很难看。后来，丁阿姨扭头跟我爸说着什么，还掐了把我爸皱巴巴的脸蛋。我爸笑笑，抹一把汗水，扭过丁阿姨的头，继续。我翻墙出来，恍恍惚惚，走在大路上，心还砰砰直跳。我绝不会把我看到的一切告诉我妈。我流着眼泪，在心里说。
我爸回来后，若无其事地坐下来忙手头上的工作。对面的周阿姨鼻子哼了哼，冲我爸翻翻眼皮。我溜到他俩桌子下面看小人书。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喜欢躲在大衣柜里面，胡思乱想，一待半天，直到有人回家，才不得不钻出来。周阿姨低声说，“老王，你别太过分了，大白天的。你再这样，哪天我就告诉我嫂子。”“没有没有，我出去办点事。”“你一撅尾巴拉几个粪蛋我都知道。少骗我。”周阿姨的脚碰到了我的身体，“咦，小光在底下呀。你什么时候溜进来的？”“刚进来，我在看小人书。”我爸探下身，“出来，外面玩去。”我爬出来，不情愿地走了出去。
那天，我和朱旭像往常一样，手里拿着花生米，坐在屋顶边嚼边看风景。突然，纵横交错的铁轨处，冒出来一群穿白色制服的警察和拎着木棒的民兵，那些刚爬上火车的大孩子站在车顶惊慌失措，面面相觑，下面准备接应的人见势不妙，四散开来，场面一时十分混乱。我和朱旭激动地站起来，又蹦又跳，挥舞着双手。朱旭一脚踩在房檐的铁皮上，一出溜，笨拙的身体从房檐上摔了下去，咚地一声，掉在黄狗的身边，那只黄狗正百无聊赖地吐着舌头，扭头“吭哧”就是一口。房檐上的那块铁皮早就松动了，这个我知道。朱旭双手抱头，发出一声声惨叫，原地打着滚。那只黄狗趴回原处，眼睛半闭，看着别处，一副无辜的表情。我看不见黄狗咬在了朱旭哪个部位，是脸上还是头上。不过没关系，我很快就知道了。
马上要开学了，我以后再不想来粮店吃午饭了，也不想去我妈那里吃。我想一个人在家里热饭，甚至自己做饭，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样我就可以一下午待在大衣柜里，想自己的心事。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不需要任何人的照顾。我能照顾好自己。
想到这里，我拍拍身上的尘土，抻了个懒腰，顺着梯子，爬了下去。
2018.8.31
蓝石
现居北京，自由写作。
在《今天》《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芙蓉》《大家》《青年文学》等发表过大量中短篇小说，部分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月报》等转载。著有长篇小说《兜比脸干净》《爱谁谁》《那么那么遥远的青春》《中年期》。首部长篇小说《兜比脸干净》甫一出版即被《长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同时全文转载，被称为“中国新时期第一部为个体户作传的长篇小说”。今年出版的《中年期》再次被《长篇小说选刊》转载。
对作家蓝石来说，“他妄图通过写作，寻求人生何以自救的蛛丝马迹。”但他也无比清楚，他必须赋予他的小说主人公一个不彻底的结果：不悲伤，不快乐，只能随时光暗暗变化。
——狗子
我认为，小说的功能恰似作者与读者的独处，是一种彼此间隐秘的交流。
——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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