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末幾十年黨爭為例，探討明朝滅亡的前因後果
01
萬曆是明神宗朱翊鈞的年號，這個年號一共48年（1572年－1620年），為明朝所使用時間最長的年號。
明神宗在位前十年，由於年幼，由母親李太后代為聽政，太后則將一切軍政大事交由張居正主持，社會經濟持續發展，對外軍事也接連獲勝，朝廷呈現中興氣象，史稱萬曆中興。
萬曆十年（1580年）張居正去世後，朱翊鈞正式開始執掌朝政，此後有模有樣當了四年的皇帝。從萬曆十四年開始，朱翊鈞就不再上朝了，自此明朝滅亡最主要的原因黨爭開始形成。
明朝滅亡後，清朝康熙皇帝在位時，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有明天下，皆壞於萬曆、泰昌、天啟三朝。愍帝即位，未嘗不勵精圖治，而所值事勢，無可如何。明之亡，非愍帝之咎。” 在康熙看來，明朝滅亡不是崇禎的責任，而是從萬曆朝就開始毀壞的。
無獨有偶，清史學家孟森也說：“思宗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在他看來，明朝滅亡的罪魁禍首就是萬曆皇帝。
明神宗統治的後三十多年，“萬事不理”，“靜攝深宮”， 怠於政事而耽於享樂。皇帝雖然不上班，但他也沒閒著，在全國範圍內，派出大量的礦監稅使，搞的民怨沸騰，多次激起民變。
另外更嚴重的是，從萬曆年中期開始，“門戶之禍，與國俱深”，黨爭愈演愈烈，成為壓垮大明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張居正）
02
張居正死後兩年，萬曆皇帝開始清算張居正，這真叫“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萬曆十二年（1584）八月，朱翊鈞在都察院參劾張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張居正誣衊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管制言官，矇蔽我聰明。專權亂政，欺騙主上忘恩負義，謀劃國家不忠。本會斷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論。”大意是說張居正無視皇帝權威，鉗制言官，擅權亂政。
萬曆皇帝派人抄了張居正家，一些老弱婦孺因為來不及退出被封閉於張府，餓死十餘口，張居正80歲的老母還是在首輔大學士申時行的請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頃田地。
（張居正劇照）
張居正生前絕對不能想到，他死後竟然會遭到自己一手扶持的神宗皇帝如此無情的懲處。
清算張居正後，萬曆皇帝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分別為李如松（李成梁長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朝鮮之役，以及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鞏固了明朝疆土。
明神宗的長子朱常洛原是朱翊鈞與宮女王氏在偶然之下所生。
王氏原為慈寧宮宮女，萬曆九年（1581年）的某一天，明神宗往慈寧宮向慈聖皇太后請安。當時太后不在，王氏端水讓他洗手，他一時興起，就寵幸了王氏。
哪知就這春風一度，王氏身懷有孕，幾個月後就因體型的變化被慈聖太后識破並盤問出來。太后為自己有了抱孫子的機會而大為高興。
一日，明神宗陪李太后酒宴，席間，太后嚮明神宗問及此事，他起先不承認是他的作為。對明神宗一向管束嚴厲的李太后立即命左右太監取來《內起居注》，叫明神宗自己看。
（明神宗）
事實面前，明神宗窘迫無計，只得承認，後封王氏為恭妃。王恭妃果然不負眾望生下一個男孩，這個男孩就是一生遭明神宗冷遇和歧視的短命皇帝——朱常洛。當時宮中稱宮女為“都人”，明神宗因此稱朱常洛為都人子。
明神宗嬪妃眾多，其中最寵愛鄭氏，萬曆十年（1582年）封鄭氏為淑妃，次年進為德妃。到萬曆十四年（1586年），鄭氏生下一個兒子，即後來死在李自成手下的福王朱常洵。
鄭貴妃生下兒子，明神宗大喜，進封鄭氏為皇貴妃，從此開始，長達數十年的“國本”之爭由揭開了帷幕。
明神宗遲遲不立太子，有流言說神宗與鄭貴妃曾到大高玄殿禱神盟誓，相約立朱常洵為太子，並且將密誓御書封緘在玉匣內，由鄭貴妃保管。
（明光宗朱常洛）
朝中大臣受到流言影響，紛紛建議儘早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以破除流言。他們爭相提及皇儲問題，奏摺累計成百上千，無不是指責後宮干政，言辭之間矛頭指向鄭皇貴妃。
朱常洵出生以前，萬曆十四年（1586年），首輔申時行上疏，要求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明神宗以皇長子年齡尚小為藉口推託過去，等兩三年後再舉行。
朱常洛5歲時，王恭妃還未受封，而朱常洵剛剛出生，鄭貴妃即被封為皇貴妃，這不能不令那些早就疑心重重的大臣們懷疑萬曆要廢長立幼。
就在冊封鄭貴妃的當天，戶科給事中姜應麟、吏部員外郎沈璟等人紛紛請冊立東宮。其中姜應麟措詞激烈，讓明神宗激怒，將奏摺扔在地上，對身邊宦官說：“冊封貴妃，初非為東宮起見，科臣奈何訕朕！”
（鄭貴妃劇照）
遂降旨：“貴妃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疑君賣直，可降極邊雜職。”貶姜應麟為大同廣昌典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相繼上言，都被處罰。
自從冊封鄭貴妃為皇貴妃引起群臣幾乎一致的反對以來，明神宗對臨朝聽政十分厭惡。這時候，慈聖李太后已經在慈寧宮中安度晚年，五更時分不再到萬曆住所呼喊“帝起”並攜之登輦上朝了，張居正已死，馮保被貶，被稱為“和事佬”的當權者首輔申時行，抱著明神宗有朝一日自會覺悟的幻想，對皇帝一再遷就。明神宗逐步沉迷在六宮佳麗之間，不能自拔。
萬曆十八年（1590年），大臣們又一次集體要求冊立太子。明神宗只好推至明年、或皇子十五歲時，之後又推說延至萬曆二十年春舉行。
首輔申時行與大臣等人上疏反對，明神宗大怒。然而申時行又暗中在皇帝面前為自己表明辯白，此事曝光後申時行名譽掃地，被彈劾後辭職返家。
（劇照）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年正月，明神宗加快了改立進程，下手詔給大學士王錫爵，要將皇長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併封王，以後再擇其中善者為太子。
王錫爵既怕得罪明明神宗，又怕被朝臣攻訐，於是上疏請由皇后撫育長子，如此長子就是嫡子。因為王錫爵這麼一說，等於明指朱常洛還需要補辦手續，質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因此大臣們紛紛指責王錫爵阿諛順上，王錫爵無奈自劾請辭，而明神宗也迫於眾議收回了前命。
立儲事，在李太后的干預下，明神宗終於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讓步，立虛齡已二十的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朱常洵為福王、朱常浩為瑞王、朱常潤為惠王、朱常瀛為桂王。
（劇照）
此後，福王又不赴封國長期逗留京師，於是大臣們又紛紛開始上書要求其按祖制離京赴封地居住，這其中以大學士葉向高、禮部右侍郎孫慎行爭執得最為強項。
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在朝臣的壓力下，福王就蕃洛陽。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梃擊案發生，鄭貴妃、福王勢力無法再對太子構成威脅，“爭國本”才最終結局。
這場萬曆年間最激烈複雜的皇儲爭議政治事件，共逼退內閣首輔四人（申時行、王家屏、趙志皋、王錫爵），部級官員十餘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員人數達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罷官、解職、發配充軍。
國本之爭是明末黨爭的重要原因之一。明神宗對於儲位的模糊態度，使得官場乃至地方的人，妄加揣測，政局混亂，出現宣、昆、齊、楚、浙五黨和東林黨兩大派明爭暗鬥。黨爭的形成，加速了明朝的滅亡，是晚明最具影響的政治事件之一。
（劇照）
03
無錫惠山聽松坊有顧端文公祠，此祠創建於1613年（明萬曆四十一年），並以顧允成配享，祠內原懸有顧憲成的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明末東林黨人顧憲成的名氣，很大部分來源於這副名對。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年正月，明神宗下詔將長子朱常洛和另外兩個兒子朱常洵、朱常浩同時封王，而不明確皇位繼承人，以便朱常洵仍有被立為太子的機會。包括顧憲成、顧允成兄弟在內的許多廷臣，上奏阻止這一詔令的頒發。神宗迫於公議，於同年農曆二月間收回了三王並封之命。
因為爭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顧憲成引起神宗反感。1594年（萬曆二十二年），首輔王錫爵年老引退，明神宗便命吏部根據品望推選六七位能夠勝任首輔之職的官員聽候點用。顧憲成與吏部尚書陳有年合擬了七人名單上報，請神宗親裁。
顧憲成他們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厭惡的，尤其顧憲成提名的前大學士王家屏，更是違背了神宗的旨意，從而更觸怒了神宗。顧憲成被削去吏部員外郎官籍，革職遣送回家。
顧憲成回到了家鄉，決定從事講學活動，同時宣揚他的政治主張。恰好在無錫有一所宋朝學者楊時曾經講過學的東林書院，他就同弟弟顧允成倡議維修。
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東林書院修復完成。同年十月，顧憲成會同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時稱東林八君子）等人，發起東林大會，制定了《東林會約》。
東林書院既講學又議政，吸引著許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評朝政而被貶斥的官吏。他們不顧道路遠近，紛來沓至，人數之多，竟使東林書院的學舍都容不下。一部分在朝任職的官員，也同東林講學者遙相應合。東林書院實際上成了一個輿論中心，這裡的人們逐漸由一個學術團體形成為一個政治派別，從而被他們的反對者稱為“東林黨”。
東林黨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動，經歷了神宗萬曆、光宗泰昌、熹宗天啟和思宗崇禎四朝，長達半個世紀。
當顧憲成等人在東林書院講學議政，逐漸聚合成一個政治集團“東林黨”的時候，另一批官僚，也逐漸形成按籍貫劃分的幾個“黨”，它們是：山東人的齊黨，湖北人的楚黨，安徽宣城人的宣黨，江蘇崑山人的昆黨，而以浙江人的浙黨聲勢較大。浙黨首領沈一貫、方從哲先後出任過內閣首輔。
齊、楚、浙、宣、昆等黨的重要人物都官居要職。他們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權位，以攻擊東林黨為首務，東林黨人則一再抓住對方的弊端加以參劾，於是出現了歷史上有名的明末黨爭。
東林黨與對立各派之爭，圍繞著是否擁立朱常洛（神宗長子）為皇太子這條主線，在“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案中激烈爭鬥。
神宗皇帝死後，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不到一年即神秘死後，朱常洛長子朱由校即位，朱由校不喜朝政，熱愛木工事業，朝政被閹宦魏忠賢把持。由於東林黨人開罪魏忠賢，魏忠賢開館纂修《三朝要典》，纂輯萬曆、泰昌、天啟三朝有關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大案的檔案資料，打擊東林黨，同時造編《東林點將錄》等文件上報朝廷，1625年（天啟五年），明熹宗下詔，燒燬全國書院。
天啟六年（1626年），東林書院被拆毀。東林黨人也遭到打擊，楊漣、左光斗等許多著名的東林黨人都遭到魏忠賢及其黨羽的殺害。
1627年（天啟七年），崇禎帝即位，魏忠賢被貶南直隸鳳陽府看守皇陵，後魏忠賢畏罪自殺，閹黨成員被革職下獄乃至處死，自此，閹黨集團被徹底剿滅。1629年（崇禎二年），崇禎皇帝下令為遭到迫害的東林黨人恢復名譽，並下詔修復東林書院。
對於“東林黨”，正面評價認為：“東林黨人表現出來的士大夫的耿直、勇敢、剛毅，為了理想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精神卻萬古流芳。”
持否定態度的人認為東林黨人“缺乏治國才能”，“黨同伐異”，他們的失敗是“咎由自取”，對於明朝的滅亡，“晚明的黨人們”都負有“歷史的罪責”。
客觀地說，在黨爭的過程中，東林黨人反對以皇帝為首的當權派的胡作非為，反對王公、勳戚對土地的掠奪，反對礦監、稅使的橫徵暴斂，所以得到了下層百姓的支持擁護。但明末激烈的黨爭也大大削弱了明朝的力量，為明朝的滅亡埋下伏筆。
04
天啟七年（1627年），朱由檢登基即位，年號崇禎。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時，朱由檢自縊於煤山，終年34歲。
黨爭是明後期的錮疾，朱由檢即位後撥亂反正，欽定“閹黨”逆案，為東林人士平反。按說黨爭可以畫上一個句號，然而，事與願違，在強大的習慣性力量的驅動下，崇禎朝黨爭從未間斷絕，各種政治勢力為了權力，上演了一出又一出黨爭之戲。朱由檢最後只能如此說：
“諸臣但知黨同伐異，便己肥家。”黨爭內鬥，加劇了日益嚴重的邊防與內政危機，明朝無可避免走向衰敗與覆亡。
（明末形勢圖）
僅以邊防為例。
萬曆初，遼東在大將李成梁的鎮守下，尚能穩定。隨著李成梁勢力的不斷髮展，他開始貴極而驕，奢侈無度，全遼的商民之利他都攬入自己名下，從此他結交權門和朝廷的官員。萬曆十九年（1591年），李成梁為言官所劾，等到他的靠山申時行、王錫爵等人相繼去職之後，李成梁失去了依託，最終被罷免了。
自從李成梁離開遼東之後，十年之間更易了八位主帥，這些人沒有一個人能同李成梁的才能相較，明朝遼東的邊防一步步廢弛，為努爾哈赤的崛起提供了客觀條件。
（李成梁）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明廷命李成梁再鎮遼東，李成梁又在遼東鎮守了八年。
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李成梁又被劾罷職。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李成梁卒於北京。李成梁死後三年，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詔告對明朝的“七大恨”檄文，正式對明廷宣戰。
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熊廷弼外出巡按遼東。他在遼地幾年，杜絕送禮，核查軍情，審查大將小吏，絕不姑息養奸，遼地的風尚、綱紀為之大振。
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在與後金軍的薩爾滸之戰中，經略楊鎬指揮的十二萬大軍慘敗，從此明朝力量大衰，在遼東失去優勢，不得不由進攻轉為防禦。
薩爾滸之戰後，經廷議，擢升熊廷弼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楊鎬為遼東經略。
（熊廷弼）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當時明神宗方死，明光宗即位。努爾哈赤進攻蒲河，言官給事中姚宗文因黨爭門戶之見，在朝廷裡對熊廷弼進行攻擊。
這個時候，恰巧明光宗駕崩，明熹宗即位，朝廷終於決定準許熊廷弼去職，用袁應泰接替了他。
天啟元年（1621年）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遼東重鎮瀋陽、遼東首府遼陽相繼失陷，袁應泰畏罪自殺，遼河以東全部淪為後金所有。此時，朝廷重新起用熊廷弼，然而又提拔投靠閹黨的王化貞為巡撫。
王化貞與熊廷弼有矛盾，經略、巡撫不和，在朝廷中相互攻訐。
天啟二年（1622年），後金軍這時逼近西平。王化貞相信中軍孫得功的計策，發動了廣寧的全部兵力前去攻打後金軍。誰知孫得功已偷偷地投降了後金，他想活捉王化貞作為自己的功勞，就詐稱後金軍已到城邊。城中一時大亂，人各奔逃，王化貞丟了廣寧城，倉惶逃命。
天啟二年（1622年）二月，朝廷逮捕了王化貞，罷了熊廷弼的官，讓他聽候查考。
楊漣等被捕下獄，閹黨魏忠賢就誣衊他曾受過熊廷弼的賄賂，以此加重熊廷弼的罪行。
天啟五年（1625年）八月，朝廷殺了熊廷弼，並且將他的首級在北方的九處軍鎮輾轉示眾。
熊廷弼被殺後，朝廷在與後金作戰連遭敗績、邊防形勢危急的情況下，用孫承宗代替王在晉成為薊遼督師。
（孫承宗）
孫承宗是明代後期有名的軍事將領，曾為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師。他修築關寧錦防線，統領軍隊十一萬，收復失地四百餘里，選拔培養了如馬世龍、袁崇煥等一批文武將領，修築大城九座，小城堡四十餘座，屯田五千多頃，安置戰爭難民近百萬，逼迫努爾哈赤後退七百里功勳卓著，後遭到魏忠賢的妒忌，辭官回鄉。
崇禎元年（1628年），皇太極繞過關寧錦防線，進入長城以內，京師告急，又是在危殆時刻，孫承宗蒙詔起用，起家陛見，議守京師，出鎮通州，調度援軍、追還潰將，重鎮山海關，襲擾敵後，迫敵出塞，收復四鎮，再整關寧，不久又遭權臣掣肘，再度告老回家。
袁崇煥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中進士，後通過自薦的方式在遼東邊關任職，得到孫承宗的器重，鎮守寧遠。在抗擊清軍（後金）的戰爭中先後取得寧遠大捷、寧錦大捷，但因為不得魏忠賢歡心辭官回鄉。
明思宗朱由檢即位後，袁崇煥得以重新啟用，於崇禎二年（1629年）擊退皇太極，解京師之圍。然而這時，魏忠賢餘黨王永光、高捷、袁弘勳、史褷等人想趁機給魏忠賢報仇，以擅自與後金軍議和、擅殺毛文龍兩條罪名定袁崇煥死罪，並意圖一併殺死內閣首輔錢龍錫。
皇太極又趁機實施反間計。崇禎三年（1630年）八月，袁崇煥被朱由檢認為與後金有密約而遭凌遲處死，家人被流徙三千里，並抄沒家產。
為了達到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非要把對方置於死地不可，國家社會利益全不放在心上，這是明末黨爭的最典型的做法。
從熊廷弼到孫承宗再到袁崇煥，無一不是因為朝廷黨爭而受到牽連。著名的清史專家蕭一山說：“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皆以蓋世之才，治遼事而有餘，然或內毀於閹黨，外罹於反間，不終其位。”
崇禎皇帝朱由檢殺袁崇煥等於自毀長城，此後再難找到抗清的帥才。以致於《明史》慨嘆：“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
（本文圖片為網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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