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末几十年党争为例，探讨明朝灭亡的前因后果
01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这个年号一共48年（1572年－1620年），为明朝所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
明神宗在位前十年，由于年幼，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太后则将一切军政大事交由张居正主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对外军事也接连获胜，朝廷呈现中兴气象，史称万历中兴。
万历十年（1580年）张居正去世后，朱翊钧正式开始执掌朝政，此后有模有样当了四年的皇帝。从万历十四年开始，朱翊钧就不再上朝了，自此明朝灭亡最主要的原因党争开始形成。
明朝灭亡后，清朝康熙皇帝在位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有明天下，皆坏于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愍帝即位，未尝不励精图治，而所值事势，无可如何。明之亡，非愍帝之咎。” 在康熙看来，明朝灭亡不是崇祯的责任，而是从万历朝就开始毁坏的。
无独有偶，清史学家孟森也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在他看来，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就是万历皇帝。
明神宗统治的后三十多年，“万事不理”，“静摄深宫”， 怠于政事而耽于享乐。皇帝虽然不上班，但他也没闲着，在全国范围内，派出大量的矿监税使，搞的民怨沸腾，多次激起民变。
另外更严重的是，从万历年中期开始，“门户之祸，与国俱深”，党争愈演愈烈，成为压垮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张居正）
02
张居正死后两年，万历皇帝开始清算张居正，这真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朱翊钧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管制言官，蒙蔽我聪明。专权乱政，欺骗主上忘恩负义，谋划国家不忠。本会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论。”大意是说张居正无视皇帝权威，钳制言官，擅权乱政。
万历皇帝派人抄了张居正家，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饿死十余口，张居正80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顷田地。
（张居正剧照）
张居正生前绝对不能想到，他死后竟然会遭到自己一手扶持的神宗皇帝如此无情的惩处。
清算张居正后，万历皇帝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巩固了明朝疆土。
明神宗的长子朱常洛原是朱翊钧与宫女王氏在偶然之下所生。
王氏原为慈宁宫宫女，万历九年（1581年）的某一天，明神宗往慈宁宫向慈圣皇太后请安。当时太后不在，王氏端水让他洗手，他一时兴起，就宠幸了王氏。
哪知就这春风一度，王氏身怀有孕，几个月后就因体型的变化被慈圣太后识破并盘问出来。太后为自己有了抱孙子的机会而大为高兴。
一日，明神宗陪李太后酒宴，席间，太后向明神宗问及此事，他起先不承认是他的作为。对明神宗一向管束严厉的李太后立即命左右太监取来《内起居注》，叫明神宗自己看。
（明神宗）
事实面前，明神宗窘迫无计，只得承认，后封王氏为恭妃。王恭妃果然不负众望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一生遭明神宗冷遇和歧视的短命皇帝——朱常洛。当时宫中称宫女为“都人”，明神宗因此称朱常洛为都人子。
明神宗嫔妃众多，其中最宠爱郑氏，万历十年（1582年）封郑氏为淑妃，次年进为德妃。到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氏生下一个儿子，即后来死在李自成手下的福王朱常洵。
郑贵妃生下儿子，明神宗大喜，进封郑氏为皇贵妃，从此开始，长达数十年的“国本”之争由揭开了帷幕。
明神宗迟迟不立太子，有流言说神宗与郑贵妃曾到大高玄殿祷神盟誓，相约立朱常洵为太子，并且将密誓御书封缄在玉匣内，由郑贵妃保管。
（明光宗朱常洛）
朝中大臣受到流言影响，纷纷建议尽早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破除流言。他们争相提及皇储问题，奏折累计成百上千，无不是指责后宫干政，言辞之间矛头指向郑皇贵妃。
朱常洵出生以前，万历十四年（1586年），首辅申时行上疏，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明神宗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借口推托过去，等两三年后再举行。
朱常洛5岁时，王恭妃还未受封，而朱常洵刚刚出生，郑贵妃即被封为皇贵妃，这不能不令那些早就疑心重重的大臣们怀疑万历要废长立幼。
就在册封郑贵妃的当天，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等人纷纷请册立东宫。其中姜应麟措词激烈，让明神宗激怒，将奏折扔在地上，对身边宦官说：“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
（郑贵妃剧照）
遂降旨：“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贬姜应麟为大同广昌典史。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相继上言，都被处罚。
自从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引起群臣几乎一致的反对以来，明神宗对临朝听政十分厌恶。这时候，慈圣李太后已经在慈宁宫中安度晚年，五更时分不再到万历住所呼喊“帝起”并携之登辇上朝了，张居正已死，冯保被贬，被称为“和事佬”的当权者首辅申时行，抱着明神宗有朝一日自会觉悟的幻想，对皇帝一再迁就。明神宗逐步沉迷在六宫佳丽之间，不能自拔。
万历十八年（1590年），大臣们又一次集体要求册立太子。明神宗只好推至明年、或皇子十五岁时，之后又推说延至万历二十年春举行。
首辅申时行与大臣等人上疏反对，明神宗大怒。然而申时行又暗中在皇帝面前为自己表明辩白，此事曝光后申时行名誉扫地，被弹劾后辞职返家。
（剧照）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年正月，明神宗加快了改立进程，下手诏给大学士王锡爵，要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
王锡爵既怕得罪明明神宗，又怕被朝臣攻讦，于是上疏请由皇后抚育长子，如此长子就是嫡子。因为王锡爵这么一说，等于明指朱常洛还需要补办手续，质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因此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阿谀顺上，王锡爵无奈自劾请辞，而明神宗也迫于众议收回了前命。
立储事，在李太后的干预下，明神宗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让步，立虚龄已二十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浩为瑞王、朱常润为惠王、朱常瀛为桂王。
（剧照）
此后，福王又不赴封国长期逗留京师，于是大臣们又纷纷开始上书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封地居住，这其中以大学士叶向高、礼部右侍郎孙慎行争执得最为强项。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在朝臣的压力下，福王就蕃洛阳。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梃击案发生，郑贵妃、福王势力无法再对太子构成威胁，“争国本”才最终结局。
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皇储争议政治事件，共逼退内阁首辅四人（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达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
国本之争是明末党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明神宗对于储位的模糊态度，使得官场乃至地方的人，妄加揣测，政局混乱，出现宣、昆、齐、楚、浙五党和东林党两大派明争暗斗。党争的形成，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是晚明最具影响的政治事件之一。
（剧照）
03
无锡惠山听松坊有顾端文公祠，此祠创建于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并以顾允成配享，祠内原悬有顾宪成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的名气，很大部分来源于这副名对。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年正月，明神宗下诏将长子朱常洛和另外两个儿子朱常洵、朱常浩同时封王，而不明确皇位继承人，以便朱常洵仍有被立为太子的机会。包括顾宪成、顾允成兄弟在内的许多廷臣，上奏阻止这一诏令的颁发。神宗迫于公议，于同年农历二月间收回了三王并封之命。
因为争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顾宪成引起神宗反感。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首辅王锡爵年老引退，明神宗便命吏部根据品望推选六七位能够胜任首辅之职的官员听候点用。顾宪成与吏部尚书陈有年合拟了七人名单上报，请神宗亲裁。
顾宪成他们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厌恶的，尤其顾宪成提名的前大学士王家屏，更是违背了神宗的旨意，从而更触怒了神宗。顾宪成被削去吏部员外郎官籍，革职遣送回家。
顾宪成回到了家乡，决定从事讲学活动，同时宣扬他的政治主张。恰好在无锡有一所宋朝学者杨时曾经讲过学的东林书院，他就同弟弟顾允成倡议维修。
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东林书院修复完成。同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
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着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他们不顾道路远近，纷来沓至，人数之多，竟使东林书院的学舍都容不下。一部分在朝任职的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
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光宗泰昌、熹宗天启和思宗崇祯四朝，长达半个世纪。
当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逐渐聚合成一个政治集团“东林党”的时候，另一批官僚，也逐渐形成按籍贯划分的几个“党”，它们是：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而以浙江人的浙党声势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
齐、楚、浙、宣、昆等党的重要人物都官居要职。他们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权位，以攻击东林党为首务，东林党人则一再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参劾，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明末党争。
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围绕着是否拥立朱常洛（神宗长子）为皇太子这条主线，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中激烈争斗。
神宗皇帝死后，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不到一年即神秘死后，朱常洛长子朱由校即位，朱由校不喜朝政，热爱木工事业，朝政被阉宦魏忠贤把持。由于东林党人开罪魏忠贤，魏忠贤开馆纂修《三朝要典》，纂辑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有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案的档案资料，打击东林党，同时造编《东林点将录》等文件上报朝廷，1625年（天启五年），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
天启六年（1626年），东林书院被拆毁。东林党人也遭到打击，杨涟、左光斗等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都遭到魏忠贤及其党羽的杀害。
1627年（天启七年），崇祯帝即位，魏忠贤被贬南直隶凤阳府看守皇陵，后魏忠贤畏罪自杀，阉党成员被革职下狱乃至处死，自此，阉党集团被彻底剿灭。1629年（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下令为遭到迫害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下诏修复东林书院。
对于“东林党”，正面评价认为：“东林党人表现出来的士大夫的耿直、勇敢、刚毅，为了理想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却万古流芳。”
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东林党人“缺乏治国才能”，“党同伐异”，他们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对于明朝的灭亡，“晚明的党人们”都负有“历史的罪责”。
客观地说，在党争的过程中，东林党人反对以皇帝为首的当权派的胡作非为，反对王公、勋戚对土地的掠夺，反对矿监、税使的横征暴敛，所以得到了下层百姓的支持拥护。但明末激烈的党争也大大削弱了明朝的力量，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伏笔。
04
天启七年（1627年），朱由检登基即位，年号崇祯。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时，朱由检自缢于煤山，终年34岁。
党争是明后期的锢疾，朱由检即位后拨乱反正，钦定“阉党”逆案，为东林人士平反。按说党争可以画上一个句号，然而，事与愿违，在强大的习惯性力量的驱动下，崇祯朝党争从未间断绝，各种政治势力为了权力，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党争之戏。朱由检最后只能如此说：
“诸臣但知党同伐异，便己肥家。”党争内斗，加剧了日益严重的边防与内政危机，明朝无可避免走向衰败与覆亡。
（明末形势图）
仅以边防为例。
万历初，辽东在大将李成梁的镇守下，尚能稳定。随着李成梁势力的不断发展，他开始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全辽的商民之利他都揽入自己名下，从此他结交权门和朝廷的官员。万历十九年（1591年），李成梁为言官所劾，等到他的靠山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相继去职之后，李成梁失去了依托，最终被罢免了。
自从李成梁离开辽东之后，十年之间更易了八位主帅，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能同李成梁的才能相较，明朝辽东的边防一步步废弛，为努尔哈赤的崛起提供了客观条件。
（李成梁）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明廷命李成梁再镇辽东，李成梁又在辽东镇守了八年。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李成梁又被劾罢职。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李成梁卒於北京。李成梁死后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诏告对明朝的“七大恨”檄文，正式对明廷宣战。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熊廷弼外出巡按辽东。他在辽地几年，杜绝送礼，核查军情，审查大将小吏，绝不姑息养奸，辽地的风尚、纲纪为之大振。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在与后金军的萨尔浒之战中，经略杨镐指挥的十二万大军惨败，从此明朝力量大衰，在辽东失去优势，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防御。
萨尔浒之战后，经廷议，擢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杨镐为辽东经略。
（熊廷弼）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当时明神宗方死，明光宗即位。努尔哈赤进攻蒲河，言官给事中姚宗文因党争门户之见，在朝廷里对熊廷弼进行攻击。
这个时候，恰巧明光宗驾崩，明熹宗即位，朝廷终于决定准许熊廷弼去职，用袁应泰接替了他。
天启元年（1621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辽东重镇沈阳、辽东首府辽阳相继失陷，袁应泰畏罪自杀，辽河以东全部沦为后金所有。此时，朝廷重新起用熊廷弼，然而又提拔投靠阉党的王化贞为巡抚。
王化贞与熊廷弼有矛盾，经略、巡抚不和，在朝廷中相互攻讦。
天启二年（1622年），后金军这时逼近西平。王化贞相信中军孙得功的计策，发动了广宁的全部兵力前去攻打后金军。谁知孙得功已偷偷地投降了后金，他想活捉王化贞作为自己的功劳，就诈称后金军已到城边。城中一时大乱，人各奔逃，王化贞丢了广宁城，仓惶逃命。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朝廷逮捕了王化贞，罢了熊廷弼的官，让他听候查考。
杨涟等被捕下狱，阉党魏忠贤就诬蔑他曾受过熊廷弼的贿赂，以此加重熊廷弼的罪行。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朝廷杀了熊廷弼，并且将他的首级在北方的九处军镇辗转示众。
熊廷弼被杀后，朝廷在与后金作战连遭败绩、边防形势危急的情况下，用孙承宗代替王在晋成为蓟辽督师。
（孙承宗）
孙承宗是明代后期有名的军事将领，曾为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师。他修筑关宁锦防线，统领军队十一万，收复失地四百余里，选拔培养了如马世龙、袁崇焕等一批文武将领，修筑大城九座，小城堡四十余座，屯田五千多顷，安置战争难民近百万，逼迫努尔哈赤后退七百里功勋卓著，后遭到魏忠贤的妒忌，辞官回乡。
崇祯元年（1628年），皇太极绕过关宁锦防线，进入长城以内，京师告急，又是在危殆时刻，孙承宗蒙诏起用，起家陛见，议守京师，出镇通州，调度援军、追还溃将，重镇山海关，袭扰敌后，迫敌出塞，收复四镇，再整关宁，不久又遭权臣掣肘，再度告老回家。
袁崇焕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后通过自荐的方式在辽东边关任职，得到孙承宗的器重，镇守宁远。在抗击清军（后金）的战争中先后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但因为不得魏忠贤欢心辞官回乡。
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后，袁崇焕得以重新启用，于崇祯二年（1629年）击退皇太极，解京师之围。然而这时，魏忠贤余党王永光、高捷、袁弘勋、史褷等人想趁机给魏忠贤报仇，以擅自与后金军议和、擅杀毛文龙两条罪名定袁崇焕死罪，并意图一并杀死内阁首辅钱龙锡。
皇太极又趁机实施反间计。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袁崇焕被朱由检认为与后金有密约而遭凌迟处死，家人被流徙三千里，并抄没家产。
为了达到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非要把对方置于死地不可，国家社会利益全不放在心上，这是明末党争的最典型的做法。
从熊廷弼到孙承宗再到袁崇焕，无一不是因为朝廷党争而受到牵连。著名的清史专家萧一山说：“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皆以盖世之才，治辽事而有余，然或内毁于阉党，外罹于反间，不终其位。”
崇祯皇帝朱由检杀袁崇焕等于自毁长城，此后再难找到抗清的帅才。以致于《明史》慨叹：“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本文图片为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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