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京制”在以往諸多朝代都存在過，發展到明朝卻孕育出一個“怪胎”。

商遷五都，不別置員。周營雒邑，惟命保釐。漢、唐舊邦，止設京尹。宋於西京，僅命留守。保釐、京兆，即今府尹是已。未聞兩都並建六卿如今日也。

明朝“兩京制”的怪，就在京城和南京都有一套行政班子。除了後來出現的“內閣”，京師有的一套中央政府官僚體系，南京都完整地保留下來，這些部門與京師的區別，只是稱呼上多了 “南京”二字而已。

崇禎皇帝殉國的消息傳到南京，僅一個月時間內，南京就組建了以福王朱由崧為首的弘光政權以續朱家皇統，這正是“兩京制”的功勞。

然而，明朝的首都北京長期處於遊牧民族的威脅下，造成“天子守國門”的困境，這又不得不歸結於“兩京制”的不當之處。

明朝“兩京制”的淵源，還得從明太祖朱元璋說起。

01

定都何處，是朱元璋一生的心病。

元末群雄並起，朱元璋從老家淮河流域一帶經營，逐步向南擴張，取應天（南京），佔浙西，“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南京附近的州縣，是他取得天下的根據地。

南京，又名金陵、建鄴、建康，地勢險要，氣象雄偉，物產豐富，交通便利。歷史上諸多政權以其為都城，三國時的諸葛亮曾盛讚：“鍾阜龍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

南京明城牆遺址

明洪武元年( 1368 年) 正月，朱元璋於應天登基稱帝，並以應天府為南京，卻沒有將南京定為京師。事實上，朱元璋稱帝之前，就開始對應天府進行營建，如此苦心經營卻仍不以南京為都城，可見他對南京並不滿意。

朱溫滅唐、趙宋以後，中國的政治格局從東、西競爭變成了南、北競爭，南面的漢族政權面對的最大威脅是北部的遊牧民族。渤海之濱、燕山之麓的北京，成為了“南北競爭”中重要的據點。

漢族政權失去它，只能偏安南方；遊牧民族佔有它，則可揮鞭南下。朱元璋當然明白這個道理，他知道要維持一個疆土遠超宋朝、不亞於漢唐的大帝國，南京並不是合適的首都。

遍觀前朝，凡是定都金陵的，多是偏安一隅且國祚不長，朱元璋很忌諱這點。南京又距離北部邊疆千里之遙，以北元為代表的北方少數民族，對新建立的大明朝虎視眈眈，定都於南京對北方的控制顯得鞭長莫及。

此外，明故宮大內是填燕雀湖而建，地勢有下沉跡象，朱元璋認為這樣會破壞皇家風水。所以，朱元璋對“京師”這一重要稱謂並不想就這麼輕易地給南京，於是他便效仿古代兩京制，在應天成為南京的同時，以汴梁( 開封) 為北京。

元大都被攻下後，全國局勢為之一變，朱元璋又為自己設立北京感到後悔。隨後朱元璋便將北京“汴梁”棄而不用，決定另立新都。

北京最有做都城的戰略價值，然而明軍剛剛收復大都，城池和周邊州縣還欠繁華和富裕，且北京胡化了四百餘年，與淮河和長江流域的文化有隔膜，對主要生在江淮、浙西的明朝開國功勳集團來說，定都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區，心裡總是不踏實。

朱元甚至想到了它的老家臨濠，不顧群臣反對，將臨濠升格為中都。

洪武八年( 1375 年) 四月，朱元璋親自去中都的營建工地視察後發現，自己關於中都選址的決策不當，以“勞費”為由，將精心營造了 6 年，且即將大功告成的中都工程給停下來了。中都在明朝以後的歲月中被陸續拆除，僅被當成了禁錮皇室宗族罪犯之地。

洪武十一年( 1378 年)正月，長達十多年的反覆考量後，朱元璋終於正式下詔“改南京為京師”，南京才正式成為大明王朝的國都。可就算定都於南京，南京城的缺點還是讓朱元璋十分頭疼，他時刻都有換都的想法。

洪武二十三年( 1390年) ，朱元璋還曾派太子朱標去長安、洛陽和開封調查，想選擇漢、唐、宋的故都為首都，然而經過一次次戰亂，關中殘破凋敝，不再具備作為一個大國都城的條件，洛陽的情況也差不多。開封又處在大平原上，容易受敵，戰略位置很不妥當。

洪武年末期，南京的皇宮大內下沉得十分嚴重。陰陽師向皇帝進言，這不利於皇明的江山穩固，朱元璋垂垂老矣，只得發出“興廢有命，惟有聽天”的嘆息。

02

定都難題，竟因為叔侄之爭得到解決。

朱元璋生前，為了彌補京師處於南方的缺憾，將皇四子燕王朱棣和其他幾個年富力強、精明能幹的兒子代王（封藩于山西大同）、遼王（封藩於廣寧州，今遼寧錦州境內）封在北部邊塞的重要城池，以此替朝廷鎮守北疆。

建文帝即位後意圖削藩，引發了“靖難之役”。1402 年，朱棣攻破南京城，建文帝下落不明。同年，燕王朱棣於南京登基，次年改元永樂。從朱元璋登基到去世，南京城留下了他不可抹去的烙印，朱棣對經歷戰火佛京師也並不喜歡，當初的定都問題於是再次提上議程。

1421 年，明成祖遷都北京，南京城成了留都。儘管南京不再是京師，但那一整套的中央機構和制度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了下來，並仍然發揮著作用。

北京本就是朱棣的封地，他起兵前在此經營了 20 多年，建立了一套屬於自己的政治、軍事、經濟體系。等到他當上皇帝，北京地區早不是“生地”而是“熟地”。

況且北京物產豐富，交通發達，易於資源補給，又處於北方地區，對於控制北方的少數民族十分有利。這時大明的威脅主要來自北方，朱元璋時代以藩王為屏障的格局，又隨著政變的發生而消亡，大明需要新的一套辦法來鎮守北疆。

加上朱元璋晚年也有遷都之意，朱棣此舉也算是“繼高皇之先志”。朱棣再考慮到自己的將士們久居北京，他們也願意回到北京去，而建文遺臣多是江淮人士，遷都北京可以切斷其根基，定都於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遷都北京後第四年，明成祖逝於北征蒙古部落的軍旅中。或許，因為得位不正，他愧於和父親葬在一起，所以被葬在北京城以北的昌平，是為長陵，為後來的明十三陵之首。

洪熙和宣德年間，南京幾次差點再次成為大明京師。洪熙元年( 1425年) 四月，朱高熾下詔修葺南京皇城，並表示自己將在明年春天返回南京城，這意味著南京將再次成為京師。

但朱高熾突然駕崩，他在遺詔中還提到自己對於還都南京的迫切和不捨之情: “南北供億之勞，軍民俱困，四方向仰鹹南京，斯亦吾之素心，君國子民，宜從眾志。”即位的朱瞻基對於京師定於南京還是北京猶豫不決，直到死去也沒有定論。

直到明英宗朱祁鎮正統六年（1441 年），北京才成為正式首都。此前，北京一直被稱為“行在”，也就是皇帝率文武百官駐紮的臨時首都。至此，明朝都城的問題終於解決，這也標誌著大明的兩京制正式形成。

南京是太祖所定之都，它名義上的政治地位，重於唐代的事實上的“東京”洛陽。但實際的地位反倒不如唐代的洛陽，洛陽和長安相距不遠，唐代一些皇帝（特別是武則天）曾長期居住於洛陽，洛陽才是實際上的京師。留都南京對大明朝而言，更具象徵意義。

留都南京，除皇帝不在此城外，保留了一整套的中央政府官僚體系，可謂“朝廷的備份”。六部、都察院、五府和內廷的太監體系，一應俱全。

南京朝廷的官員級別和北京同職官員相同，主管南直隸（南京周邊 14 個府、州，不設行省，直接由朝廷管理）的相關事務。權力上當然不如北京的京官，也不能說都是閒職。要知道天下賦稅三成多出自於南直隸，南直隸所轄地區乃是當時經濟最發達、文化最興盛的地方。

從洪武元年 ( 1368 年)到正統六年 ( 1441年) ，前後歷經 6 位帝王，困擾大明王朝半個多世紀的都城問題才最終得到了解決。明朝南、北“兩京制”形成後，北京作為政治、軍事中心，南京作為經濟和文化中心，使帝國的南北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平衡。

03

北京長期處於憂患中，南京也並未起到應有的作用。

定都北京使大明國都長期處於威脅之下，造成“天子守國門”的狀態，皇帝和眾臣動輒就置身於抗擊外敵的最前線。

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親征被蒙古瓦剌俘虜，其首領帶兵突破長城，圍困北京，朝野上下恐慌，有大臣提議遷都南京，于謙等人頂住了壓力，反對遷都，立明英宗弟弟郕王為監國（後即皇帝位），打敗了進犯的瓦剌部，才解京師之圍。

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帶兵突破古北口，包圍了北京，明朝堅守京師數日，俺答大肆搶掠城郊後方撤離，這即是“庚戌之變”。後金崛起於東北建州後，其騎兵越過長城，騷擾京畿，直逼京師的事屢有發生，崇禎二年的廣渠門之戰就是例子。

但“天子守國門”的另一面也讓明朝君臣長期有一種憂患意識，對北部的威脅不敢稍有鬆懈。

定都北京也使明朝的統治成本上升。

明朝經濟是南重北輕，北京周邊的經濟欠發達，朝廷要通過漕運數千裡，從南方富庶地區運來糧食和他物品供養京師。

明朝前期，徵運漕糧食的地區主要有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和山東六省，其中大多處在南方。其數額宣德時最高達六百七十四萬石。成化八年始規定歲運四百萬石的常額。

正德、嘉靖以後，連漕糧改折（約一百萬至二百萬石）在內才勉強達到這個數目。漕糧主要徵自南直隸和浙江，約佔全國的六成之多。除了漕糧以外，還有白糧，由蘇州、松江、常州、嘉興和湖州五府供納，歲額二十一萬四千石，都是當地出產的粳糯米。

數千裡漕運，損耗巨大，大大加重百姓的負擔。但總體說來，為了維持一個帝國一統，保持南北平衡，這樣的成本支出似乎也是必要。

南京作為備份版朝廷，並沒有起應有的作用。

明朝經過永樂盛世、仁宣之治的韜光養晦，國力逐漸強盛。北方少數民族，再想搶掠中原資源已經很難。北方少數民族地區物產匱乏，為了獲取物資，不得不南下歸附明朝，明朝統治者這時採取的優待措施又使他們歸附的更為頻繁。

這些人安置的地方自然是重重之中。南京作為兩京之一，將歸順的夷人安置於此，不僅體現出明朝對於來歸夷人的重視，而且南京地處明朝腹地，歸順者在此地遠離故土，也能夠防止他們反悔叛亂。

南京在夷人安撫政策中擔任著如此重要的角色，也就使的南京的眾“閒官”們，對歸順夷人的安置工作更為重視。自以，留都南京的官員對夷人不僅沒有太過排斥，甚至謹奉詔令，對他們親近有加。

崇禎十七年（1644 年），李自成部隊越過居庸關，圍困北京城。崇禎皇帝以發覆面，自縊於一顆歪脖子樹上，大明的壽命似乎到此為止。崇禎死亡的消息傳到南京，南京備份版朝廷迅速啟用，搖身一變就要為大明正統續命。

南京安置夷人的傳統，勢必對南明君臣對滿清的態度造成一定影響。南明朝廷中的重臣，史可法、馬士英等人極力推崇“聯虜平寇”政策，沉浸在借用滿洲貴族兵力掃滅“流寇”的美夢中，偏安一隅卻不圖自強，結果弘光朝僅支撐一年，便亡於清兵的鐵蹄下。

小結

朱元璋煞費苦心，要為大明找一個億萬斯年的好都城，終於還是難做決斷。

明朝的“兩京制”以北京為京師，南京為備份，選擇北京本是為了鞏固北方地區的統治，卻造成京城不斷受到外患的騷擾，陷入“天子守國門”的困境，一旦國力不濟，反被“擒賊先擒王”，斬斷了中樞神經。南京作為備份，不但沒有起到作用，反而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南明的滅亡，實在令人唏噓。

參考文獻

1.明朝南北兩京制的成本與風險，十年砍柴.

2.從兩京一都制到兩京制——明朝曲折的定都之路，林旭.

3. 明末兩京制度諸弊端考，何權潤.

4. 明清兩京制的經濟基礎，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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