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對中世紀至21世紀的英國農村史，可依其特徵分成中世紀、近代早期和19世紀以來三大段來研究。中世紀的英國農村，農業生產力水平不高，研究的重點主要應放在如何促使後來變革發生的機制形成方面，因此受關注最多的是以土地制度和農民身份地位為中心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經濟社會關係，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史學家們的眼光正是投之於此。近代早期的英國農村則因發生了諸多變革而格外引人注目，包括圈地運動的發生、鄉紳和約曼農階層的崛起、農業革命的進行和鄉村工業的興起，所以20世紀中後期的史學家們特別青睞這一時期。19世紀以來英國農村城鎮化和鄉村結構的變化，則代表著工業化時代和後工業時代農村發展的新方向，由於其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自然也就成了最近二三十年學界關注的重點。
英國農村史研究歷來是英國史乃至歐洲史最令人感興趣的研究領域之一。自中世紀以來的英國農村史，就其基本特徵和研究重點來說，可以分為三個歷史時期來認識。歐美學界對英國農村史研究的學術史，正好也循這三個歷史時期而依時序展開為三階段。如果僅從“三農”視角考察，這三階段可謂是農民史→農業史→農村（鄉村）史的逐步轉向。當然，廣義的農村史亦即作為本文主題的農村史，遠不限於這“三農”，研究視閾要寬泛得多。
本文力圖定義和劃分的三個歷史時期是：1．中世紀（以1100-1500年為主）：史學界對這個時期英國農村史的研究，以土地史和農民史為中心，涉及與農村相關的眾多社會經濟制度和經濟社會關係。對其進行研究的學術史起步於19世紀中葉，在20世紀中葉達到高潮，得出的研究結論許多至今仍為史學界所認同。2．近代早期（16-18世紀）：史學界對這個時期英國農村史的研究，主要關注點在於鄉村發生的重大變革，即資本主義農業的興起、農業革命的發生、鄉村工業的發展即原工業化過程。對這一時期英國農村史研究的熱潮貫穿於整個20世紀：20世紀初期開始研究圈地運動，20世紀中葉較多地關注農業革命，20世紀後期鄉村工業和原工業化成為研究重點。3.19世紀至今：對19世紀工業化時代英國農村史的研究，重點是鄉村城市化；對19世紀末以來英國農村史的研究，則主要集中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後鄉村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研究熱潮出現在最近二三十年，研究者不限於歷史學界，而是有更廣的學科背景，如地理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等。三個歷史時期的這種劃分體現了研究對象即英國農村自中世紀以來的變化趨勢，也表明學術界作為研究主體在面對這種實際趨勢而不斷地、主動地進行研究轉向，研究熱潮亦明顯地形成三階段。
一中世紀：以土地和農民為中心
史學界之所以對中世紀英國農村史感興趣，有兩方面原因。其一，這是農本經濟時代，是傳統農業社會時期，農村在社會經濟全局中居於最重要的地位，因此應當揭示這一時期農村各種經濟社會制度和經濟社會關係。其二，在於對英國最先出現農業資本主義萌芽的經濟社會機制的探討。圈地運動作為英國農業資本主義萌芽的標誌性事件，是任何一個有學識的現代人都知曉的。然而，英國農村這種變革的出現，並不在於其農業生產力有多麼發達、在高水平的生產力基礎上促使生產關係變化，所以更應當關注中世紀的英國農村形成了怎樣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經濟社會關係，這種制度和關係又如何孕育了促使後來發生變革的內在機制。因此，土地制度和農民身份地位便成為研究的重心所在。
不列顛島孤懸於大西洋，雖然早在1世紀中葉其東南部就被羅馬帝國征服，但羅馬人並未進行深度經略，故而此地長期停留在軍事殖民階段，經濟落後，民風剽悍。羅馬帝國晚期政治混亂之際，駐守在不列顛的羅馬軍隊居然毫不在乎這塊可以用作營壘的地盤，主動棄之而去，這從側面說明這裡並非一塊肥肉，即社會經濟水平不高。中世紀的起初幾百年紛爭不已，外族入侵，英格蘭未獲實際統一。11世紀諾曼征服開啟了英國的正常發展行程，但其經濟水平在西歐長期屬於三流，不但遠不如佛蘭德爾、意大利北部等一流地區，也弱於法蘭西、德意志等二流國家。如工商業方面，英國遠離西歐國際貿易中心區，國際市場參與度低，出口物僅有羊毛、呢絨和康沃爾錫可與大陸交換。城市也不發達，只有一個倫敦可入歐洲大城市之列，一萬人左右的城市僅有布里斯托爾、諾里奇等三四個，其餘均為只有三四千甚至幾百人口的中小城鎮。
從地理視角看，中世紀英國經濟水平以倫敦為中心點和至高點，四周呈坡度式下降，離倫敦越遠，經濟發展水平越低。中世紀整個英格蘭經濟還可分成兩大塊，即從東北部沃什灣（the Wash）的波士頓到西南方的布里斯托爾灣劃一條線，線之東南是農牧混合經濟區，相對先進；線之西北土地貧瘠，畜牧業雖為主業，但水平也比東南低1。吉爾伯特所著《英國曆史地圖》中有好幾幅地圖能反映這條經濟分界線2。
即使東南部的農業生產水平也未見得有多高，可以看一些數據。
我們可以將其換算成中國市制來理解。1英畝=6市畝，1蒲式耳≈36升，小麥1升≈1.5市斤。6蒲式耳小麥重量約為324市斤，則每市畝小麥產量54市斤；9蒲式耳的話，可折算為每市畝約80市斤。到15世紀上半葉（1400-1449年）有較大增長，達到了將近13蒲式耳，閤中國市制畝產120市斤4。一般來說，傳統農業生產條件和生產技術下的小麥畝（市畝）產量最高可達200～300市斤，而中世紀英國農業水平比這低得多。西歐人還有一種計算方法：收穫量與播種量之比，即播下1市斤種子，最後收穫幾市斤糧食（參看表2）。
因此，若從生產力水平以及受舊生產關係阻礙角度來談促使生產關係變革，對英國來說好像不大行得通。然而，英國確確實實又是於15、16世紀率先在西歐發生農業和鄉村變革的。因此，要探討英國發生這種變革的原因，必須研究中世紀英國農村是如何具有促使後來發生變革的內在機制的。於是，學界的主要研究目標便放在了中世紀英國農村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經濟社會關係上。研究內容包括莊園制、農奴制、莊園法庭、村莊自治、地租形式及其變化、貨幣、農產品價格和工資等，以土地制度和農民身份地位為研究中心。土地制度包含了土地所有制和土地耕作制度。土地所有制包括莊園領主的自領地（有自營地、自用地等多種譯法）、農奴（維蘭）的份地、莊園的公田及敞地制（公田及收割後的土地）、土地的繼承和買賣等。土地耕作制度則包括條田制、共耕制、休耕制等。而對農民身份和地位的研究則包括對典型的份地農奴、自由農（索克農）、邊農、茅舍農，農奴制崩潰後出現的自由持有農、公簿持有農、約曼農等階層，以及圈地運動所引發的農民流浪者等的研究。
這種研究從19世紀中葉起漸入高潮。最初有影響的是制度史學派的研究，代表人物有梅因（H.S.Maine,1822-1888）。他在代表作《東方和西方的農村公社》（1871年）中，比較了印度和英國的村社制度。梅特蘭（F.W.Maitland,1850-1906），其主要著作是《末日審判書及其他》，認為諾曼征服時，莊園（manor）只是指一所收稅房子，並不是指一種農村社會體。西博姆（F.Seebohm,1833-1912）則在《英國農村公社》（1883年）一書中提出世襲領地說，認為采邑和莊園在羅馬時代就有，農村公社一開始就是“領主統治下的農村公社”，而不是自由農民公社。他還認為，中世紀英國流行的共耕制奠基於羅馬征服時期的別墅（villa）。不過他的觀點基本被後人否定。推翻其觀點的學者中，有旅英俄國曆史學家維諾格拉多夫（P.Vinograndoff,1854-1925），他指出英國是由自由農村公社演變為領地莊園制的。這成了後人普遍接受的定論。
19世紀後期英國興起的經濟史學派，對中世紀農村有深入的定性研究和量化統計。英國經濟史學派與略早形成的德國經濟史學派有所不同。以羅雪爾（W.Roscher,1817-1894）為代表的德國經濟史學派力圖從歷史角度來說明經濟發展規律，故而又被稱為歷史學派經濟學，在學科分類意義上有點類似於中國經濟學裡的經濟史。而英國經濟史學派則類似於中國歷史學中的經濟史，主要從經濟發展和經濟關係演變角度來闡述歷史發展規律。羅傑斯（T.Rogers,1823-1890）是英國經濟史學派創始人，其著作《從1295年至1793年的英國農業和價格史》列出了6個世紀裡英國農產品的價格、勞動力（日工、時工和周工）價格，資料極為翔實，可以作為研究英國經濟史和農村史的重要參考。著名經濟史家阿什利（W.Ashley）在其名著《英國經濟歷史和理論導論》（兩卷本）中也以較大篇幅論及中世紀英國農村諸問題。20世紀中葉的經濟史家利普森（E.Lipson）所著的《英國經濟史》（三卷本）中第1卷，是對中世紀英國農業農村史研究的總結或集大成。該書20世紀30年代初版，到50年代共出了11版，可見其權威性。書中總結英國中世紀莊園制度共有四大特徵：1．莊園土地所有權屬於領主；2．莊園是基層的生產單位，也是最基層的司法和行政單位，主要通過莊園法庭來行政和司法；3．農奴在人身上依附於領主；4．實行敞地制（open field system），包括條田制、共耕制、共同放牧制、二圃或三圃休耕制等內容。利普森的觀點成了公認的學術定論。同時，蘇聯著名中世紀史專家科斯敏斯基對英國農業史的深入探討6，也贏得了西方史學界的普遍尊重。西方學者對中世紀英國農村史的思考也沒有止步於此，直到20世紀後期還不斷有新成果問世7。
20世紀中葉，國際學術界對於中世紀西歐農業危機問題展開了兩次大討論。第一次是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第二次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討論內容無疑涉及中世紀英國。兩次大討論的參加者，不管其觀點有多大的不同，甚至對立，但他們有一個共識，即都認為14、15世紀西歐出現了農業危機，而且這場危機並不是始於14世紀中葉黑死病爆發，其起點應為13、14世紀之交，至晚也是14世紀初。意見的分歧在於對危機原因和性質的認識。英國中世紀經濟史家、《劍橋歐洲經濟史》主編之一波斯坦，在1950年國際歷史學家大會發言中，主要以英國為例，認為農業危機就是人口過剩危機8。這一觀點被法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布瓦斥為“新馬爾薩斯主義”9。布瓦還從自己對法國諾曼底的研究中推演出一個“準全世界模式”，認為是“領主收益遞減”引起矛盾激化，引發農業危機。而法國年鑑學派第三代代表之一的拉杜裡（E.Le Roy Ladurie）則支持波斯坦，並用所謂“拉杜裡曲線”延伸波斯坦模式：波斯坦認為11-13世紀是西歐發展期並達到高峰，14世紀因人口增多而進入危機期；拉杜裡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認為，15世紀是西歐的恢復和發展期，16世紀達到高峰，17世紀再度陷入危機，而且是由16世紀人口增多引起的。科斯敏斯基對波斯坦模式則持堅決批判的態度，認為農業危機的實質是封建主義制度發生危機10。與此相似，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希爾頓討論地租形態變化及農民鬥爭的關係11，美國加州大學教授布倫納也從階級結構變化角度來探討經濟發展12。不過，布倫納的觀點也遭到了一定的質疑13。
二近代早期：鄉村變革帶動社會變革
西方學術界一般將近代早期限定為1500年至1750年工業革命前夕。由於農村的變化具有一定的延時性，因此本文將近代早期時段下限定為18世紀末。近代早期（16世紀至18世紀末）的英國鄉村處在一個變革時代，不僅鄉村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鄉村變革帶動了整個英國社會發生革命性變化，決定了英國率先啟動通向現代工業社會的人類歷史進程。因此，對這一時期鄉村的研究重點無疑是變革。一方面探討鄉村生產關係的變革和社會關係的變化：生產關係的變革即指圈地運動的發生，由此形成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英國模式；社會關係的變化主要指鄉紳和約曼農兩個農村新社會階層的形成。另一方面則是研究鄉村產業的變革，即農業革命和鄉村工業（原工業化）的興起，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研究工業革命最先能發生在英國的產業基礎。
一般認為，正是圈地運動促使英國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圈地運動有兩個階段。早期圈地主要發生於15世紀後期至17世紀末。研究表明，最早的圈地主要是圈佔公有地，包括荒地、草地、林地等。後來因毛紡業發展、養羊出售羊毛有利可圖，一部分農田也被圈佔變成了牧場，主要發生在米德蘭等中東部地區，涉及24個郡，規模不大，被圈佔的土地約佔英國可耕地總面積的5%。然而，它引起的社會震盪較大，這是因為領主剝奪了一部分農民對土地的保有權和耕作權，造成後者流離失所，成為流浪者，故而有了16世紀托馬斯·莫爾“羊吃人”的驚呼，也有了馬克思視圈地運動為資本原始積累形式之一（造成了一無所有的自由勞動力）的觀點。18世紀圈地運動進入第二階段，直至19世紀中葉，以議會圈地為主，也有民間自願協議圈地。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圈地達到高潮，如1760-1843年間，圍圈地面積達700萬英畝，佔可耕地總面積20%以上。所謂議會圈地，即圈地者提出圈地要求，由議會審核並頒佈法令認可，最終完成土地確權。第一起議會圈地事件發生於1604年。據統計，至19世紀中葉，議會通過的圈地議案不下四千起，圈佔土地不少於六百萬英畝14。民間自願協議圈地雖無統計數字，但可參看一個實例：諾丁漢郡18世紀自願協議的圈地為全郡可耕地的45%15。16世紀人們就已開始關注圈地運動及其影響，至19世紀一直是熱議的話題。在20世紀的史學界，一方面，幾乎所有的英國經濟史著作都要論及圈地運動；另一方面，對圈地運動的專門研究更為細緻深入。著名經濟史家託尼是其主要代表之一。託尼的名作《16世紀的農業問題》特別指出有兩種圈地：一種圈地是由莊園領主和大農場主實施的，損害了小佃農的利益；但大量證據也表明，農民通常按照鄰居之間的協議一點一點地圈地，他們希望從這種圈地中得到利益16。早期研究圈地運動有較大影響的還有考特勒及其著作《圈地運動與我國土地的再分配》17。
農村新形成的兩個社會階層指的是鄉紳（gentry）和約曼農（yeoman）。研究鄉紳的標誌性成果當為託尼的論文“鄉紳的崛起（1558-1640）”18。在該文中，託尼指出，鄉紳是英國革命前形成的一股社會強勢力量，在法國等地找不到類似物。鄉紳既不是血緣貴族，也非官僚，是根在鄉村的地主。如1640年英格蘭10個郡62個頂級地主中，每人至少擁有6個莊園。直至1874年，他們的後代或親戚中，佔有3000英畝以上土地者比比皆是。相對於貴族、王室和眾多小農來說，鄉紳屬於中間階層。就像他們自己認為的，既不處於“最低的平地”，也不位於“最高的山峰”，而是介於這兩者之間的“山谷”。鄉紳也擁有較高的政治地位，曾在議會下院中佔有八分之一的議席，在上院中擁有五分之一的議席。
對於約曼農，雖然很少有標誌性的專題性研究成果，但對這一階層的討論則充盈著各種經濟社會史論著。當14世紀末農奴制基本消滅了之後，15世紀英國主要是兩種農民：自由持有農（freeholder）和公簿持有農（copyholder），這種區分主要就是對土地的保有權（tenure）而言的。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民階級又進一步分化，從15世紀末開始形成了所謂富裕農民階層的約曼農。霍斯金斯稱他們為小農場資本家（the capitalist peasant)19。博爾頓指出，約曼農佔有或租有較多土地，一般在60英畝（2維爾格特）左右，使用僱工勞動，進行穀物或羊毛等商品化的農產品生產。兩個15世紀莊園的材料可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問題（表3）。
可以看出，15世紀末某些莊園擁有較多土地（1維爾格特為30英畝，約相當於中國180市畝）的農戶已佔了絕大多數。也許這是個例，但也有統計性材料。一種估計是16、17世紀約曼農擁有的土地佔全國土地的20%以上，有的估計為不少於40%。約曼農還大量租種土地，16世紀早期有教會領主土地全部出租，承租人有一半是約曼農，三分之一是鄉紳21。有的約曼農還上升為鄉紳。1562-1634年林肯郡所增的78個鄉紳，多是約曼農上升而來的22。有趣的是，在英國農業資本主義起源和早期發展中，鄉紳階層和約曼農階層到底誰的作用更大，歷來就有“地主根源說”和“農民分化說”之爭，至今仍是可深入探討的問題。
除了鄉村經濟社會關係的變革外，近代早期英國的鄉村產業也發生了巨大變革。
第一，農業革命發生、農業勞動生產率極大提高，從而奠定了工業革命的農業基礎，為即將發生的工業革命提供了勞動力生活資料的保障。可以說，17、18世紀英國的農業革命，使英國農業產量達到了傳統生產技術條件下的最高水平。其主要內容至少有：（1）採用先進的土地耕作制度，即作物輪作和土地輪換制，包括新作物的輪作；（2）改進或發明新農具，如馬拉輕犁；（3）沼澤地排水及造田；（4）廣泛使用各種肥料；（5）草場漫灌技術；（6）種植三葉草和蘿蔔等新飼料作物；（7）一些新的農業生產方法，如小麥從撒播改為穴播。因此，不僅農作物品種大大增加，而且農作物產量也大為提高（見表4）。
農業革命主要發生在英格蘭東南部24。對17、18世紀英國農業革命的研究，在20世紀中後期形成高潮，今天仍是許多農業史家感興趣的領域。研究農業史的標誌性成果有瑟斯克主編的八卷本《英格蘭和威爾士農業史》25等。瑟斯克本人還有專題研究著作26。克里奇、明蓋伊和奧弗頓等學者也有較多關注27。而埃克塞特大學20世紀50年代創辦《農業史評論》（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雜誌，大大推進了英國農業史研究，也使該校成為農業史研究中心，弗倫奇（French）、惠特爾（Whittle）等好幾位教授還先後擔任了英國農業史研究會會長。對農業史的研究方興未艾28。
第二，鄉村工業興起。從某種意義上說，研究近代早期英國鄉村工業的興起，就是研究工業革命之所以發生的工業生產基礎。而且，最早啟動工業革命的諸多棉紡業新發明，也是以英格蘭鄉村紡織業為技術基礎的。近代早期英國最重要的民族工業毛紡業，在極大的程度上就是鄉村工業。早在16世紀初的亨利八世時期，“無數的呢絨工人散佈在英格蘭的農村，散佈在自坎伯蘭至康沃爾、自伍斯特至肯特的數不清的農舍和村莊之中”29。其中，最重要的有西南各郡、東盎格利亞和約克郡西萊丁三大鄉村毛紡業區。西南各郡鄉村毛紡區包括威爾特郡、德文郡、薩默塞特郡、格洛斯特郡、多塞特郡以及牛津、伯克、漢普等郡的各一部分，是15世紀後期至16世紀後期英國最為興旺的鄉村毛紡區。這裡主要生產供出口用的優質寬幅呢絨（broadcloth），在國際市場上享有盛譽。東盎格利亞包括諾福克郡、薩福克郡，以及埃塞克斯郡和劍橋郡的各一部分，這一地區原有一定的毛紡業基礎，16世紀後期外國移民帶來了“新呢布”（New Draperies）技術，使毛紡織品能夠面向正在培育的大眾市場，這一地區從而成為16世紀末至18世紀初英國最重要的鄉村毛紡區，“絨線呢”（worsted）和粗質而通用的“克西呢”（kersey）名稱就分別來源於諾福克和薩福克的兩個村子。約克郡西萊丁區鄉村毛紡業也在16世紀起步，其興旺始於17世紀後期，18世紀成為英國最重要的毛紡區，直至19世紀，鄉村工業還是這裡毛紡業的主體，“大多數織造者都住在村莊和孤立的住所裡”30。此外，近代早期英國另兩個著名的鄉村工業區是蘭開郡鄉村紡織區和西米德蘭“黑鄉”（Black Country）鐵工業區。蘭開郡鄉村紡織區在17、18世紀最為興旺，最初包括東部毛紡區、中部曼徹斯特一帶的棉麻混紡區、西部和南部的麻紡區。有些鄉村堂區從事紡織業的人口占了堂區總人口70%以上31。隨著印度棉花大量輸入，蘭開郡逐漸發展成單一的棉紡工業區，毛紡被鄰近的西萊丁取代，麻紡基本消失。西米德蘭“黑鄉”鐵工業區以伯明翰、達德利和伍爾夫漢普頓為中心，16世紀興起，17世紀後期開始興旺，鄉村鐵工業人員佔該區總人口三分之一，鄉村各類工商業人員佔該區總人口的60%以上。
蘭開郡鄉村紡織區、約克郡西萊丁鄉村毛紡區和西米德蘭“黑鄉”鐵工業區，再加上鄰近較小的東米德蘭西北部鄉村紡織區、設菲爾德為中心的“哈蘭夏”（Hallamshire）鄉村鐵工業區及東北紐卡斯爾一帶鄉村採煤區，是英國工業革命的發祥地。這個英格蘭西北部新的經濟增長極，因工業革命而與以倫敦為中心的東南部形成了英格蘭經濟格局的地理平衡，改變了以往英國的“胡煥庸線”，工業革命主要在線的西北進行32。經濟格局的改變導致了政治格局的演變。1832年議會改革主要是縮減線之東南地區的衰敗城市議席，而增加線之西北工業城市的議席33。
對於近代早期英國工業在鄉村的發展，其實19世紀末的經濟史家就已注意到了，不過他們沒有將其作為一個特有現象來作專題研究，都只是在所著的工業史著作中提到而已。即使20世紀前期出版的一些工業部門史著作，如利普森所著《呢絨工業和絨線呢工業史》34、內夫所著《英國採煤工業的興起》35，也沒有將這些工業在鄉村的發展予以專題論述。具有開創性貢獻的是20世紀中葉經濟史家卡勒斯-威爾遜發表的兩篇論文：一篇認為13世紀英國就發生了工業革命，這就是水力坊普遍運用於鄉村的工業部門中36；另一篇專門論述15世紀鄉村莊園裡毛紡業的發展37。真正把鄉村工業發展提升到理論高度來進行規律性闡述的，是1968年瓊斯發表的論文“工業的農業起源”38。這比美國學者門德爾斯提出“原工業化”命題還要早。在門德爾斯認為“原工業化”是工業化第一階段後39，德國學者克里特等人又提出鄉村工業是“工業化前的工業化”，並將其與資本主義誕生聯繫起來40。英國學者探討鄉村工業有建樹者還有瑟斯克（J.Thirsk）、奧布萊恩（O’Brien）、哈德森（P.Hudson）、艾倫（R.Allan）、斯蒂夫·金（Steve King）等人。
三19世紀以來：鄉村城市化和鄉村結構變化
英國19世紀進入工業化時代，20世紀進入後工業化時代。這一歷史時期的英國農村面貌已與以往傳統農村有天壤之別，此其一；其二，農村在社會經濟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不如以往各時代。那麼，對19世紀以來的英國農村的歷史研究自然也應有所轉向。
對於工業化時代的英國農村，研究的重點應該是鄉村城市化。對鄉村城市化可作多維度理解。其一，字面上釋義，那就是鄉村變成城市。由於工商業的興起，一方面是鄉村出現了許多新城市，許多村莊變成了城市，農民就地轉化為城市居民；另一方面則是鄉村地區原有的許多中小城鎮成長為大中型城市，不但城市人口增加，而且城市所據面積也大為擴張。其二，深度的涵義，則指鄉村從屬於城市、依附於城市。鄉村的資源包括人力資源（人口）、生活資源、財富資源和生產資料資源（原材料）大規模流往城市，城市攫取甚至掠取鄉村資源，造成了鄉村的凋敝和衰敗，造成城鄉差別，而且城市還控制鄉村經濟生活，迫使鄉村成為自己的經濟“領地”或經濟“殖民地”，迫使鄉村經濟嚴重依賴於城市。其三，當城市發展遇到瓶頸，或者工業發展造成城市生存條件惡化，環境喧囂，迫使城市社會中上階層尋找更好的生活場所時，農村就成了最佳的選擇之一。然而，從中世紀過來的農村儘管有田園牧歌式浪漫，但其生活條件簡陋，生活方式簡樸，信息交流閉塞，必須要經過一番改造後才能真正成為城市人的宜居之地，這樣也就迫使鄉村在生活理念、生活條件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城市化，像城市一樣。這三個方面，實際上在時間上也是逐步遞進的：鄉村變成城市，主要發生在工業化初期和高潮期；鄉村從屬和依附於城市，其過程的完成應該是在工業化高潮期；鄉村能像城市一樣地生活，主要出現在工業化高潮之後，延伸到後工業化時代。
那麼，到了後工業化時代，鄉村已不簡單地只是具有與城市一樣的生活方式了，而是發生了徹底的變化。英國後工業化時代特徵形成較早，大約在19世紀中葉第一次工業革命結束時就有跡象，19世紀末20世紀初基本具備。後工業化時代的英國鄉村有三大結構性變化。
一是鄉村景觀結構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土地、聚落、房舍、植被等實體形態方面。目前，在英國，鄉村地區所佔面積約為英國國土的80%41。從鄉村土地用途結構來看，1988年，英國農村可用地面積中，耕地僅佔37%，永久性草地（包括牧場、體育場地、娛樂場地等）則佔63%42。可能是草種經過了改良，到冬天樹葉落盡樹枝枯零之際，草地依然綠草茵茵，頗有生機。這是當代英國乃至西歐的普遍現象，令人印象深刻。草地主要是牧場，這當然還處在生產狀態，是從16世紀圈地運動起留下來的遺產，還有相當一部分草地用作娛樂場地（playground），除了村莊周圍有供村民嬉戲健身的場地外，英格蘭鄉村還遍佈高爾夫練習場，大多是體育娛樂類公司在鄉村投資建設的。村莊的聚落形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20世紀汽車普及後，住房多沿公路兩側修建，致使村莊多呈手指狀或章魚須狀向外放射，“指”間則是農田，過去那種中心聚集型村莊越來越少。村舍經過長期改造後，老式住宅因採光差和不利於水電氣等設施安裝而逐漸被淘汰，除了村莊主要街道上仍為排房（terrace）外，新建住宅多為平房（bungalow）和樓房，傳統的斜坡頂草房已很少見，僅在旅遊區如科茨沃茲（Cotswolds）和峰區（Peak Districts）有所保留。至於植被，除草地外，英國城鄉到處樹木蔥蘢。自工業革命時期煤炭取代木材成為主要燃料後，幾個世紀英國已很少大規模砍伐森林，因此鄉村到處是老樹枯藤斷椏，且很少速生樹、尖梢樹，樹木質地堅硬。最早考察景觀變化的代表作是20世紀50年代霍斯金斯出版的《英格蘭景觀的形成》43。
二是鄉村社會結構的變化。目前，在英國，鄉村居民約佔全國人口的20%44。然而，現代鄉村居民裡農民已經很少，居民有許多成分：退休人員，在農村有（租）第二套房的城市居民，城市通勤職工（白天工作在城市、晚上回鄉下住），房地產主，度假者、學生等短期租房人員，鄉村各業人員。農民反而不住村莊裡，而是單獨有農場農舍（Farmstead）。居民成分亦即社會結構發生變化，隨之而來的是鄉村社會關係的變化。過去的村民多少有些血緣紐帶，或幾代世家長期為鄰，在較大程度上是熟人社會，相互關係錯綜複雜，矛盾和利益盤根錯節，同時互為幫助照看也是自然常態。而現代村莊居民成分複雜，來源多元，居住時間長短不一，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陌生人社會，與現代城市極其相似，甚至可以說是鄉村社會複製了城市社區模式。社區及公益機構常組織一些社交聯誼活動，強化村民間交往和熟悉程度。社區治理中也要求鄰里互為照看，在英國城鄉路邊到處可見“鄰里守望區域”（neighborhood watchment area）的牌子。
三是鄉村經濟結構的變化。這也可說是在鄉村形成了許多新經濟部門，尤其是第三產業服務業發展，而農業不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早在19世紀末，英國以農業為生計的人口就只佔總人口的8%45。目前，英格蘭農業僅提供37.4萬人就業，鄉村旅遊業卻有38萬個工作崗位46，超過農業成為英格蘭鄉村最重要的經濟部門之一。鄉村旅遊業最發達的科茨沃茲地區，21世紀初戶均年收入6萬多英鎊，在倫敦和東南部之外地區排名第二，遠高於附近的伯明翰等大城市47。鄉村還有許多小型工商企業，一些公司將辦公地點搬到了農村地區甚至村莊（英格蘭有37%)48。因此，僅就人口職業結構來說，鄉村與城市幾乎沒有多大差別，只有個別行業有較大不同，如鄉村農林業人口比城市多49。
一方面，由於現代鄉村問題涉及面廣，所以社會學、經濟學和地理學等領域學者介入研究較多，而歷史學者反而參與較少；另一方面，由於目前鄉村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居於次要地位，因此，對後工業化英國鄉村的研究，其學術意義已遠沒有對中世紀和近代早期英國農村的研究那麼重要。而從現實關照我們卻看到，今天英國那樣的鄉村景觀和結構或許正是中國農村所希冀的未來目標，對其深入研究應能獲得不少借鑑和啟發，歷史學者理應以積極的姿態投入。
天津師範大學歐洲文明研究院 天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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