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斌 盛松成 蔣一樂「盛松成繫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劉斌、蔣一樂單位為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
文章｜本文將刊於《中國金融》2020年第1期
（本文僅反映作者觀點，不代表所供職機構意見）
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概念，常用來分析宏觀經濟運行態勢，並在一定程度上作為政府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依據。在短期，估算產出缺口可以評估通貨膨脹壓力；在中期，估算潛在產出有助於瞭解實際經濟增長的水平和空間，從而為調整宏觀政策的方向和著力點提供一些依據。不過，在實踐過程中，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對現實的指導作用可能差強人意，尤其對我國而言。目前潛在產出理論的研究離我國的實際較遠。
潛在產出理論及其估計方法缺陷
“潛在產出”被Okun（1962）定義為一個經濟體在所有資源被充分利用時的最大可能產出，“產出缺口”則定義為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的差值。此後學者和機構圍繞著定義內涵以及估計方法進行了深入研究。目前學術界對於潛在產出的內涵界定還不完全一致,有的按凱恩斯理論來定義,有的按新古典理論來界定（Scacciavillani and Swagel, 1999）。由於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不可觀測，估計方法就成為潛在產出理論研究的重點和熱點。20世紀60年代至今，潛在產出估計方法可以大致分為三種，分別是統計趨勢法、結構關係法和混合法。各估計方法的核心都是通過計量模型來識別經濟增長中有多少是趨勢性、結構性的增長，有多少是週期性、過渡性的變化。前者便是潛在產出，後者便是產出缺口。
國際上，各個國家或國際機構（如IMF、OECD）應用的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估計方法並不完全相同，而且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理論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其中以Robin Brooks為代表。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估計方法的缺陷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潛在產出估計很難識別結構性因素，從而導致產出缺口可能既包括週期性因素，也包括結構性因素；二是潛在產出估計具有“順週期性”，因為大多研究是用過去多年的擬合來估計潛在產出；三是不同的潛在產出估計結果差異較大，可靠性和穩定性值得懷疑。因此，在經濟政策分析時應謹慎使用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理論。如果不能有效解決這三個問題，僅根據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理論制定出的宏觀調控政策是低效和無效的，有時甚至是錯誤的。
潛在產出估計模型離我國實際較遠
我國潛在產出的研究始於20世紀90年代末，估計方法基本與國際類似，例如劉斌和張懷清（2001）、郭慶旺和賈俊雪（2004）、徐忠和賈彥東（2019）等。從他們的研究結果也可以看到，不同方法對產出缺口估計結果確實存在明顯的不同，而且大多數方法的估計結果對數據修正較敏感（鄭挺國和王霞，2010）。其所以會出現這一現象，是因為中國經濟有自己的特點：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不斷演化的動態系統，制度變遷、經濟轉型、財政和貨幣政策目標的改變、金融中介的發展等都會帶來投入—產出關係的變化（Wen and Zeng , 2005）。這些都會進一步放大西方估計模型固有的差異和不足：統計趨勢法無法識別時間序列包含大量不穩定或者瞬時的特徵，如突發事件；結構關係法中的生產函數對數據質量要求較高，且容易受到經濟結構調整的影響而不穩定；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方法過於複雜，容易導致模型參數難以識別，從而影響估計結果並導致統計結果出現偏差（楊天宇和黃淑芬，2010；潘敏和繆海斌，2012）。
一般來講，拉動潛在產出有三大要素，分別是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其中全要素生產率是指扣除了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的貢獻以外，其他所有能夠實現經濟增長的因素貢獻的總和。這其實是個黑箱子，包括了技術進步、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和我們現在不清楚的其他各種因素。早在2003年，易綱等（2003）便指出，在測算新興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時需要考慮到經濟體特殊性：一方面，新興經濟國家投資的相當一部分用於基礎設施建設，這些投資要在若干年後才能發揮其生產力；另一方面，新興經濟國家前期技術進步主要靠引進技術，從發達國家購買設備。這兩個因素都會低估真實的全要素生產率。除非能夠得到充足數據剔除這兩個因素，否則就難以準確估計出全要素生產率。如果全要素生產率幾乎無法被準確估計，那麼潛在全要素生產率和潛在產出則更是如此。
更為重要的是，現有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的估計方法較大程度上忽視了我國體制機制改革和政策有效調整的影響，這會進一步放大潛在產出估計和預測結果偏差，尤其對一個處於體制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更是如此。改革開放及政策調整都可以通過影響全要素生產率，來影響實際產出及長期潛在產出。
改革開放對我國長期生產率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施了一系列制度改革和對外開放措施，對我國長期生產率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制度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的制度改革可以歸納為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改革，前者包括要素端和生產端的改革；後者包括消費、投資、出口體制改革。制度改革必然對中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並會促進和推動經濟增長。一方面，改革意味著消除生產要素流動的體制障礙。1978年改革開放開啟，這一時期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中相當大的一部分來源於資源重新配置，比如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產業轉向生產率高的產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等一系列制度改革是將人口紅利轉化為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蔡昉和林毅夫等，2018）。早在2000年，王小魯（2000）便發現，與改革前的1953～1978年相比，1979～
1999年要素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增加了2.4個百分點，生產率的貢獻率增加了1.7個百分點。更為重要是，生產率的提高主要不是來自技術進步，而是源於改革導致的資源優化配置。這意味著深層體制改革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動能，並非克魯格曼所說的“投入帶動型的經濟增長”（Krugman，1994），易綱等（2003）也對克魯格曼的結論提出了很大質疑。喬榛等（2006）利用1978～2004年的數據證明了土地制度、價格和財稅制度改革是中國改革開放後農業增長的決定性因素。都陽等（2014）實證證明了勞動力流動有利於擴大勞動力市場規模和提高城市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即使考慮了對資本產出比和工作時間的負面影響，其仍對經濟發展帶來非常大的收益。另一方面，改革意味著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作用越來越大。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是我國經濟改革的一個關鍵轉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為勞動力的流動創造了條件，也為工業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動力。據樊綱等（2010）測算，市場化改革貢獻了1997～2007年至少39.23%的全要素增長率增長。張軍和金煜（2005）發現，1978～2001年中國金融深化改革對生產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從而推動了經濟增長，這裡的金融深化改革特指國有銀行部門市場化程度的加深。林毅夫和孫希芳（2008）也發現中小金融機構市場份額的上升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幹春暉等（2011）發現1978年以來我國產業結構調整階段性較強，而且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均對經濟增長有顯著影響。
經歷了多年的高速增長，201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達到了頂峰，之後資本投資效率也有所下降，並且中長期性不合理現象日益突出。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首次提出了“供給側改革”，明確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與“里根經濟學”不同，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通過增加供給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胡鞍鋼等，2016）。目前我國仍處於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增長的過渡期，需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完成“三去一補一降”五大核心任務，通過降風險、調結構、促轉型、穩增長，為這一平穩過渡提供製度基礎和制度保障，進一步激發和釋放結構紅利和改革紅利，從而提高我國長期潛在生產力。
實際上，從2010年我國經濟增速下行開始，學者們就開始討論中國經濟增長新動能，不少學者一致認為改革是未來經濟增長的關鍵，例如張曉晶（2012）、魏傑和汪浩（2016）等。據陸暘和蔡昉（2016）測算，如果在“十
三五”初期各項改革發揮作用，綜合的“改革紅利”將達到年均 1～2 個百分點。對外開放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規模顯著增長、資本項目逐步開放，對外開放進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後明顯加快，這為我國帶來了新一輪快速增長。對外開放使得中國參與到世界經濟的分工和合作中來，有利於發揮我國經濟的比較優勢。此外，利用“後發優勢”，發展中國家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和較小的風險，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取得比發達國家更快的經濟增長，這也是改革開放後我國高速增長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蔡昉和林毅夫等，2018）。
在經常項目開放中，沈坤榮和李劍（2003）發現，國際貿易通過提升國家要素稟賦結構和加快制度變革進程從而對人均產出帶來了正面影響。不過杜修立和王維國（2007）發現，1980年至2003年間，我國出口貿易的技術結構並沒有顯著上升，並且呈現階段性特徵，在
1987～1991年、1995～2003年呈明顯上升趨勢。作者尤其指出，世界其他經濟體出口貿易基礎結構都保持相對穩定，而中國階段性特徵非常獨特。如果忽視了這一特徵，僅根據某一時期判斷中國出口貿易技術結構變化趨勢，容易得出誤導性的結論。在資本項目開放中，我國先在直接投資領域開放，後在證券投資領域開放；先吸引境外資金，後放寬境內主體對外投資。根據IMF《匯兌安排和匯兌限制》年報中的數據，截至2016年年初，我國部分可兌換和基本可兌換的項目合計達到了90%。江小涓（2002）、魏後凱（2002）、王紅領等（2006）均發現，作為資本存量、知識和技術的結合體，外商直接投資推動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提高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此外，Rajan和Zingales（2003）發現，對外貿易和資本開放可以激發競爭，削弱了境內企業與金融機構的壟斷和相關利益集團的力量，從而有利於促進本國金融市場的發展、提高企業融資的可得性和公平性。從這可以看出，我國對外開放的進程不斷加快、覆蓋面不斷拓寬，有利於我國技術提升、結構優化、金融市場發展，從而提升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潛力。在一項較早的研究中，傅曉霞和吳利學（2002）測算得出，
1982～1999年制度改革與對外開放等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高達35.28%。政策有效調整為制度變遷提供長期保障
除了制度改革和對外開放，我國還根據形勢變化調整短期政策。例如，國際金融危機期間，為了應對外部負面衝擊，我國實施了四萬億刺激政策；近些年為了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我國實施了金融去槓桿政策，這都體現了我國經濟發展在穩增長和防風險之間、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之間的平衡。不過我們也要注意到，雖然短期政策可以靈活調整、調控效果明顯，但也帶了一些負面作用，如我國宏觀槓桿率增長過快，並可能會觸發槓桿率與經濟增長動態平衡的緊縮機制（劉曉光等，2018）；影子銀行收縮速度偏快，可能已低於影子銀行適度規模，從而影響了實體經濟融資（盛松成，2018；盛松成等，2019）。因此，短期政策實施需要把握好力度和方式，加強政策協調，密切關注、評估政策實施效果，努力實現金融防風險與服務實體經濟的有機統一和動態平衡，這樣才能促進可持續增長，從而為制度改革及未來長期經濟增長提供更好的保障。
總結
總的來說，理論和實踐證明，制度改革大幅提升了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具有影響深遠、階段性強、範圍廣泛的特點；政策調整為制度改革提供了長期保障，具有靈活性強、針對性強、調控明顯的特點。這意味著我國制度改革和政策調整並不具有長期穩定的特徵，而且較難被量化、被模型化，因此估計模型既難以識別二者發揮的作用，更無法預測未來這些外生衝擊變化。而且，現有潛在產出估計模型很可能將我國制度和政策變化測算為週期性因素，從而會低估潛在全要素生產率。這些都導致理論估計與實際情況存在較大誤差。如果估計模型無法完整體現我國制度改革和政策調整的特點和作用，那麼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的估計對現實是沒有指導意義的，而要做到這一點非常有難度。因此，潛在產出理論離我國實際情況較遠。
相比之下，我們更應該關注中國實際經濟增長的源泉。在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已過頂峰、資本產出效率趨弱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增長將越來越依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這意味著我國要比以往更加依賴體制機制改革和政策有效調整。而中國的體制改革尚未完成，仍有較大的制度創新空間，蔡昉（2010）、樊綱等（2010）、喬榛等（2006）、幹春暉等（2011）、盛松成和謝潔玉（2017）分別對長期的人口紅利改革、市場化改革、農村經濟制度改革、產業結構調整、服務業改革等方面提出了建議。只有進一步深化改革，才能獲得提高潛在生產力必要的制度條件。同時，制度改革和政策調整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因而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才能保證制度改革及政策調整對經濟增長促進作用的發揮。
最近一段時間我國經濟的下行，除了週期性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我國面臨結構性矛盾和發展方式的轉變，未來需要堅持經濟結構調整，深化改革和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各項改革措施的持續推進和技術進步有望使中國經濟釋放更大的潛力，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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