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5 應對全球經濟問題需要結構性“藥方”

我們已經開始走入21世紀的第三個10年。相比20世紀,人們的生活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僅在過去的20年中,全球的生產力就已經獲得了顯著提高。而現在,人們正在擁抱一個新時代——第四次工業革命,以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為代表的新科技也開始進入大眾的視野。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人工智能還是區塊鏈,這些新興技術還處於起步發展階段,距離成熟的大範圍應用,並且對全球生產率提高有實質性幫助的階段,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全球生產率無法得到有效提高,疊加長久以來的結構性問題以及伴隨而來的民粹主義風險,正在令全球經濟的增長前景變得更加複雜,不確定性也顯著增加。

在經歷了短暫復甦後,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陷入低谷,逆全球化勢力增強,民粹主義風險加劇,經濟全球化存在的問題愈發凸顯。摩根士丹利全球宏觀團隊認為,貿易和製造業的持續好轉將為全球經濟帶來一輪改善,預計全球GDP增長將從2019年四季度2.9%的谷底回升至到2020年四季度3.4%的水平。然而,若全球經濟中的結構性“頑疾”無法得到有效解決或改善,全球經濟的復甦之路和高質量發展之路註定將面臨更多的阻礙。

面對當前全球經濟的低速增長,利用寬鬆貨幣政策仍是大多數經濟體的首選。然而,目前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利率仍處於歷史低位,以美國、歐元區以及日本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央行依然維持了龐大的資產負債表規模。在低利率甚至是負利率的情況下,美聯儲以及歐洲央行仍選擇在2019年降息,這無疑令貨幣政策空間大幅收窄,以“空間換時間”也許可以推遲經濟衰退的到來,但終將留下隱患。

另外,儘管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代表的國際多邊機構多次呼籲各主要經濟體政府出臺更多的財政刺激措施支撐經濟,但鑑於目前全球債務水平高企,債務“高山”已經搖搖欲墜,以德國為代表的擁有財政盈餘的經濟體使用財政工具的意願不足,貨幣和財政政策都難以拯救全球經濟於水火之中。

在傳統貨幣和財政政策工具受限的情況下,積極應對結構性問題,將有助於為全球經濟的未來尋找到更寬闊的出路。在眾多結構性問題中,貧富差距問題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經濟全球化雖然增加了整體的財富,但財富的分配在地區與地區之間以及地區內部都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一份報告顯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大部分成員國的貧富差距已經擴大。而在眾多的發達經濟體中,區域內部的社會經濟不平等現象也在加劇,由經濟全球化、貿易發展以及技術進步帶來的經濟利益並未在經濟體內部得到良好的再分配。

更重要的是,全球貧富差距持續惡化,眾多經濟體中存在的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導致了社會的動盪,刺激了民粹主義的興起。從2019年的形勢中可以看出,民粹主義勢力的上升將傾向於給自身經濟構建起保護主義的圍牆,並且將經濟結構性問題向外歸結為貿易問題,從而導致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而貿易保護主義將進一步拖累全球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負面循環,損人不利己。

更進一步看,貿易保護主義席捲全球,令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代表的多邊自由貿易體制和規則受到了嚴重衝擊,這從WTO上訴機制在去年12月的停擺中可見一斑。在WTO改革以及多邊自由貿易談判受阻的情況下,加強區域合作成為了新趨勢。同時,利用科技為全球貿易插上數字化“翅膀”也將為全球貿易增長提供新動力。

與此同時,人口結構問題也將影響到全球生產率。低人口出生率、人口老齡化與少子化將對人力資本的這一重要生產要素產生負面影響。當前美國、日本和韓國都或多或少地面臨著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問題。2018年日本的總生育率為1.42,韓國統計廳發佈的《2018年出生統計(確定版)》顯示,韓國的合計生育率僅為0.98,而美國聯邦人口普查局公佈的最新調查顯示,2019年全美人口增長率繼續保持下滑,主要是受到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增加、外國移入人口減少等因素的影響。在沒有足夠多移民的情況下,人口老齡化將會限制勞動力的增長。而在生產率沒有得到有效提高的情況下,人口老齡化將限制潛在產出的增長率,拖累經濟增長。

此外,為保持經濟可持續發展,通過能源轉型應對氣候變化以及環保問題也需要全球各國政府間通力合作以及宏觀政策協調。總而言之,為促進全球經濟發展,解決當下棘手的問題,並提高生產率,給全球經濟結構性問題“開藥方”必不可少。

本文源自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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