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时间永远不够用？
“为什么我的时间总是不够用？”今天我们常被这个问题困扰。
我们抱怨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又好像永远都做不完。“没有时间”成了口头禅，有时候是借口，有时候更是实情。正如历史学家帕金森（Parkinson）提出的帕金森第一定律：工作会自动膨胀，直至占满所有可用的时间。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工作效率很高了，领导布置的事情有时还能提前完成，没想到却总会有新的事情冒出来，比如部门里其他的同事又来找你帮忙了。一句“能者多劳”可能就会让你陷入无休无止的工作中。
现代社会就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每个人都在其中扮演着某种角色。机器越转越快，人就被推着一直往前跑，疲于奔命。同时，人的消费欲望被无孔不入的广告和形形色色的营销手法拉动着，人们变得无法满足于已经拥有的东西，而是不断地想要更多。如此一推和一拉之下，人就会陷入欲望的泥潭，反反复复地折腾，过了许久之后回头一看，人生就这么过去了。
时间管理，让我们越来越快
时间犹如一套严苛的规则，规范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什么时候睡觉不仅取决于有没有睡意，也取决于时钟显示的时间；什么时候吃饭不仅取决于有没有饿，也取决于有没有到“饭点”。这种情况可不是在人类社会早期便有的，据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在《技术与文明》中所述，机械时钟的最早使用始于13 世纪欧洲的寺院，用于帮助人们准时地参加宗教活动。而直到公元1345 年左右，欧洲人才开始普遍接受将一小时分为60 分钟，把一分钟分成60秒。也是从那时起，时间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参照框架，把人的生活从大自然的背景中分离出来。之后的几个世纪，时钟走出宗教领域，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芒福德甚至认为，工业革命中最关键的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而到了现代社会，时间更是被推上了神坛。
在这种背景下，“时间管理”应运而生，还成了今天的一门显学。它教我们如何设定任务目标，如何把任务分解，如何区分重要和紧急，如何把事情列成清单并设定好时间，如何把控好自己的工作效率……这些方法无疑都有一定的作用，但只不过都是“技术层面的解决”。
所谓“技术层面的解决”，是指只对问题的表面部分实施干预，而忽视了问题深处的根源。其后果是，问题的表面部分在短暂的消失后又再次出现，甚至愈演愈烈。很多教我们如何提高效率的方法，并不是帮我们逃离现代性境遇所构筑的牢笼，反而是要对其加以技术性强化，教会我们更精细、更严苛地分割生命时间。
我们原本以为更快一点可能就轻松了，最后却发现，这个“快”是没有止境的。
通过让自己更快来赶上外部环境的快，表面上来看也有几分道理。可穷究起来，却是难以成真的海市蜃楼，因为完成一件事情的复杂程度往往超过我们的想象。看看计算机科学家侯世达（Douglas Hofstadter）提出的具有递归色彩的侯世达定律：“实际做事花费的时间总是比预期的要长，即使预期中考虑了侯世达定律。”
人们无法预估未来发生的意外事件，而意外事件总是频频发生，打乱人们的原定计划。社会学家鲍曼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液态的”（liquid），是一个流动的世界，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一切都处于不确定性中。我们通常制订的计划往往会大大低估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时间，而正是这样的低估，逼迫我们快马加鞭，去完成一个个原本在既定期限内难以完成的任务，而一旦无法完成，我们又会陷入自责之中，而这种自责本身也是耗费时间的……
所以，虽然时间管理对于提升人们的工作效率和工作业绩有时候会有一定的帮助，但人们的主观感受却常与此并不一致，会依然觉得时间不够用，事情永远都做不完，甚至为此而心力交瘁。
既然如此，能不能反过来想：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慢下来呢？
工作要快，但生活要慢
哈佛大学的李欧梵教授认为，我们应该从一味求快的心理惯性中跳出来，让生活变得更有节奏感，也就是“有快有慢”才好。他在《人文六讲》一书中写道：“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应该有快有慢，而不是一味地和时间竞赛。什么叫有快有慢？用音乐的说法就是节奏。如果一首交响曲从头至尾快到底，听后一定喘不过气来，急躁万分。所以一般交响曲都有慢板乐章，而且每个乐章的速度也是有快有慢的，日常生活上的节奏和韵律也应该如此。”
他让自己慢下来的方法是，每天抽一点时间去“面壁”，也就是在一个私人的空间里，静静地去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让心中不同的“自我”参与对话和辩论。这样，可以让自己不随波逐流。而另一些事情，像处理日常公务诸如看邮件、写报告等，则是越快越好，李欧梵先生说他都是用“极有限的时间”把它们处理掉的。
李欧梵先生的做法颇符合“平衡时间观”。在工作场合和生活场合采用不同的时间视角，也正是平衡时间观所提倡的。可现代人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工作和生活相混淆，不是“过日子”，而是“赶日子”。
使用时间的节奏是很重要的，这一点我也深有感触。
因为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我的节奏全部要我自己来调。我不用上班打卡，不会被要求加班，表面上看，时间由自己自由支配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啊。其实不然，没有人监督，全靠自律来使用时间是对人性的重大挑战。在我刚从公司辞职、开始自由职业的前半年里，每天睁开眼，一股强大的懒惰情绪都会像幽灵一样悄然出现，把我缠住。然后便是长久的自我搏斗，我到底要做什么？我的目标是不是不切实际？我到底有没有可能达到我期望的目标？我是不是又在浪费时间了？
由于一切都是自我驱动，包括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思考对策、自己监督执行，等等，所以我扮演了多重的角色。想象一下，现在一部怪异的电影正在上演，导演是我，主角是我，摄影是我，灯光是我，连叫外卖的场务都是我。这意味着，我必须对于“时间”这件事有一个充分的、清醒的、完整的认识，并在实践中贯彻这种认识，我才可能免于被绵延不绝的自我怀疑、压力和惰性给毁掉。
然后我发现，掌控时间的才能跟其他才能一样，也是可以训练的。
首先，在与时间的相处中，我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掌控者的地位，如果不加掌控，时间就是一匹脱缰的野马，而我要敢于骑到马背上，勒住它，让它明白谁才是这片草原上的主人。其次，我要循循善诱，我不能对这匹马太过苛责，不能要求它马不停蹄地一路狂奔，我要允许它休息，或者慢下来，然后再快起来、跑起来。
由于快慢都由我自己把控，所以我对“过快”或者“过慢”的感受会更加敏锐一些。我发现，如果我持续三天高强度的工作，就一定需要放松一天来舒缓，如果强撑，我的文字质量就一定会大打折扣。而放空一天甚至两天以后，再次提笔，灵感和思路又会自己涌出来了。所以，快与慢交替行进是最好的，切不可让自己处于一种持续紧绷的状态，反而会得不偿失。
当然我从事的写作并不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需要自己去梳理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主要事件，然后好好想想，到底应该什么事情求“快”，什么事情求“慢”。我这里简单做了一个归纳，仅供大家参考：
尽可能求快的事情：做家务等体力劳动，完成常规的事务性工作，完成简单的执行性任务，常用商品的线上线下购买，注定无法达成共识的争吵和争论等。
尽可能求慢的事情：与家人共度闲暇时光，欣赏艺术作品，自我反思，思考重大决策，创造性活动中的酝酿过程，为一个挑战性任务做好准备等。
提升时间的使用深度
时间的“快”和“慢”也常常对应着时间的“深”和“浅”。社会学家曾发现过一个“时间悖论”：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总体上一直呈增加的趋势，但人们主观上却觉得自己的闲暇时间在减少，也就是说，人们实际拥有的时间越多，主观感受拥有的时间却越少。为什么呢？这正好可以用时间使用的深度来解释。
同样是安排闲暇的时间，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的“被动式休闲”所带给人的满足感，就远远不如从事一项自己的业余爱好所带来的满足感。在看电视时，我们可以同时嗑瓜子、玩手机、跟人聊天，我们并没有倾情投入；而在进行写作、绘画等一些创造性的活动时，则可以完全沉浸其中，甚至进入“心流”的状态。所以说，我们从闲暇中获得放松和满足的程度并不取决于闲暇时间的长度，而是取决于其质量。
在“心流”发生时，人心无旁骛、全神贯注，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在这个过程中，人会获得很大的满足感。当然，人也不可能一直处于心流状态，也需要很简单地放松、闲适，只不过，在时间的“深”与“浅”之间需要某种平衡。获得高质量的休闲满足其实很简单，就是：
找到并保持至少一项长期的业余爱好。
保持一项爱好，让它在时间的深度和长度中慢慢生长，可能会得到始料未及的成就。西班牙人约瑟夫·奥约（Josep del Hoyo）最早是一位医生，从医学院毕业后在一座村庄里行医，同时，他沉浸在一项特殊的爱好中：观察鸟类。只要诊所一空下来，他就会在诊所门口挂起告示牌，然后跑到森林、河边去观察鸟类，他为此而着迷，如痴如醉。若干年后，他和有相同爱好的朋友一起，开始编撰旨在包含所有鸟类的《世界鸟类手册》（Handbook of Birds of the World ）。1992 年该手册的第一卷问世，截至2013 年，已经出版达17 卷之多，收录了超过7400 种鸟类。奥约正是用一种“深”的方式来使用业余时间，他对待时间的方式是“郑重”的，他把“近未来”和“远未来”勾连在一起，并赋予时间意义和喜悦。
所以，事业与生活的秘诀，无外乎就是处理好时间的“近”与“远”、“快”与“慢”、“深”与“浅”。可快可慢、有深有浅、且近且远，着眼于长期，专注在当下，郑重地对待所拥有的时间，应该就是一个人成熟地对待时间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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