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論墨子與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比較——讀《墨子》與《國富論》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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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和亞當·斯密都是彪炳千古的偉大思想家，他們流傳下來的思想學說的實用價值現在仍然閃耀著璀璨的光芒，古今中外的學者們對這兩位思想巨人及其學說的研究從未停止過。雖然兩位大思想家生在不同的國度，所處的歷史時代相差了2000多年，但是他們的思想學說存在著很多相似之處，這也是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
一、墨子和亞當·斯密的生平背景
激盪的大變革時代往往會孕育著偉大的思想。我國的春秋戰國時期是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時期，諸侯爭霸，混戰割據，新舊勢力之間的尖銳利益衝突導致了其利益代言人紛紛走在歷史的前臺，此時思想上表現得異常自由和活躍，湧現出了很多偉大的思想家，史稱“諸子百家”，此種場景在我國整部思想史上也是十分難得的人文奇觀。墨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出身於社會最底層的手工業者，因此，他提出的很多思想學說都代表了勞動人民利益訴求，反映了基層大眾改造現實狀況的迫切願望。在那個崇尚軍事霸權的戰爭年代，墨子深諳和平發展對於國家和人民的重要性，其主要學說主張的目標就在於指出國家如何實現非戰爭手段的富國夢想，在於如何解決民生疾苦，發展經濟，從而達到富國強民。
17世紀的英國最早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新興的政治制度極大的促進了英國經濟的繁榮。隨著新興資產階級勢力的不斷壯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在各行各業全面展開。但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中，自發的社會實踐迫切需要理論自覺的引導，亞當·斯密應運而生，亞當·斯密為資本主義描繪出了一套符合自身發展規律的市場秩序和經濟規則。亞當·斯密的思想學說科學的反映了英國工場手工業時代向機器大工業時代過渡時期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及其變動規律，他所構築的一整套制度體系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正式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縱觀墨子和亞當·斯密所處的歷史背景，我們會發現他們都代表了一種新型生產關係的發展訴求，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發展自由商品經濟的願望。兩位大思想家屬於“同道中人”，都在為實現“富國裕民”的理想而奔走呼號。他們有著相同的目標，那麼他們在實現目標彼岸的航程中，都提出過哪些具有共通性的經濟思想呢？下文作者將做一一講述。
二、墨子和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比較
（一）墨子的義利觀和亞當·斯密的經濟人思想
墨子認為義利之間存在辯證統一的關係，即義利合一。受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人們往把往義利關係視為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並且不敢妄言談“利”。而墨子則主張“義，利也”，[1]“義、利、不利，害。”[2]就是說義就是利，義和利是可以兼得，在很多情況下兩者可以被看作是同一的概念。一方面，“義”最早的含義就是“應該、正當的”意思，墨子認為獲取正當的個人利益是正當的，也是應該的，因為從人性的角度分析，人是有趨利避害的本性的，所以重利是符合人性的，而無視自己的物質利益往往是有悖於常理的，自然也是不應該的，因此本身也是不義的。墨子又認為利己與利他又不是衝突的，“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3]也就是平常我們所說的“愛他就等於愛自己”，你“報之以李”，他將“投之以桃”；另一方面，墨子所講的“利”還表現為天下大利，“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4]之中的“利”就是天下之大利的含義，通常也就是我們所理解的大義，在這個層面上義利是高度統一的。他認為，“夫義，天下之大器也。”，[5]意思就是說，行義乃是造福天下的最重要的工具，“萬事莫貴於義”，[6]合起來解釋，就是義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義是利自己的，利他人的，也是利天下的。墨子認為，君子“貴義”就在於君子所作所為是尊重個人利益和天下人利益的。因此說義和利是相互聯繫，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在沒有利的情況下，像儒家思想那樣只去談禮儀上的或抽象的義，那便是是毫無意義的說辭。
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假設，也是是基於人性的角度去探討的。他以一種全新的視角理解了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關係。他認為人天生就是自利的，重視自己的實際利益是作為個體人生活與發展的基本驅動力，“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和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7]人人在自己追逐自身利益的過程中也會給別人帶來了利益。進而他又說“確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促進那種利益。……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心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8]也就是說，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是統一的。
從上面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墨子的義利觀和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假設都是屬於經濟倫理的範疇，涉及到都是如何看待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天下大利）之間的關係。兩位大思想家都認為個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無可厚非的，是人的天性使然；同時也認為公共利益（天下人利益）在個人利益得到滿足的前提下才能實現，或者說才能實現得更好、更多。只不過他們在闡述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天下人利益）之間統一性時所構築的橋樑是有差異的。墨子所運用的是“愛”，“兼相愛，交相利”，這裡說的愛不是以血緣關係和友情關係為基礎的愛，而是不摻雜著任何社會差異在裡面的博愛。這種博愛意味個人利益不單純意味著是個人的私利，而且還要包括對他人的關心，對社會的關注，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從幫助別人乃至社會那裡獲得自己精神上的滿足，這種滿足也是我們個人自身利益重要的組成部分，同時自己的善行也會最終得到他人和社會的回報。而亞當·斯密則是運用的是“看不見的手”，即市場機制的作用。這隻“看不見的手”解釋了經濟交換之中個人利益的滿足如何在不經意間造就公共利益的增加，乃至社會福利的增加。這隻“看不見的手”在市場上就像一個公正的裁判一樣，他控制著個人的經濟行為保持理性，同時也保持著社會上不同個體關係最終達成的一種自然和諧狀態。
（二）墨子和亞當·斯密的消費經濟思想
墨子的消費經濟思想主要表現在“節用”，它甚至認為“節用”比“生財”更重要。墨子主張人們生活節用的標準為“量腹而食”、“度身而衣”，極力貶低奢侈浪費者，他說“貧家學富家的衣食多用，則速忘必矣。”[9]“節儉者昌，淫佚者亡。”[10]一針見血的指出了浪費的危險性，而且墨子極力的批判統治者窮奢極欲的生活方式，“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11]這與唐代現實主義大詩人杜甫的詩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如出一轍，體現出了墨子博大的人文關懷。但是墨子的“節用論”不是讓人人都去做標榜式的清廉寡慾的道德高人，而是他認為節用能給人們帶來財富，帶來實際的利益。因此，墨子又說“去無用之費，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12]“用財不多，民德不勞，其利興多。”[13]很顯然，墨子倡導的節用是指用最小的開支獲得最大的收益，由此可知，墨子節用不只是為了積累而節儉，而是為了保護生產性勞動，保護和合理利用資源，確保國家財富的可持續性增長。一言以蔽之，“節用”是為了“興利”。
同樣，亞當·斯密也十分看重節儉，他認為節儉是國民財富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亞當·斯密認為國民財富的直接原因是來自於資本的增加，而“資本的增加，由於節儉；資本的減少，由於奢侈和妄為。”[14]“節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資本。這個增加的資本，他可以親自抽下來僱傭更多的生產性勞動者，抑或以有利息的借給別人，使其能僱傭更多的生產性勞動者。……”。[15]通過實踐調查，亞當·斯密觀察到，與窮國相比，富裕國家的生產性的勞動不僅總量要大些，而且對非生產性勞動的比例也要大些，也就是說，富國之所為能夠為富，在於更多的資本用在了生產性勞動上，而不是用在鋪張浪費之上。
可見，墨子和亞當·斯密都認為，節儉是國民財富增長的重要來源之一。
（三）墨子和亞當·斯密的分工思想
墨子是一位生活在勞動一線的手工業者，因此在長期的勞動實踐中，墨子發現勞動分工是提高生產效率的重要手段。墨子主張“察類”，要根據類別(最重要的是才能)不同明確分工，這裡具體涉及到男女性別分工、體力腦力勞動的分工等等，各種不同勞動者必須 “各從事乎其所能”；[16]另外，墨子也比較看重勞動過程分工協作，他以築牆為例，指出“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能成也。”[17]就是說要把築牆分成幾個不同的工序通過分工協作才能完成好築牆工作。
亞當斯密對勞動分工的重要性傾注了更多的筆墨，他對勞動分工進行了系統的闡述。首先，他強調勞動的分工來自於勞動力要素稟賦的天然差異，還有就是商品交易的互利性。勞動分工促進了專業化，而專業化必然會提高生產力，繼而使得交易中的每個人都能獲得最大的利益。他引用了指針業這個經濟學裡比較經典的例子來論證自己的觀點。“如果他們各自獨立工作，不專習一種特殊業務，那麼他們不論是誰，絕對不能一日製造二十枚針，說不定一天連一枚也製造不出來。他們不但不能製出今日由適當分工合作而製成的數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連這數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製造不出來。”；[18]再者，亞當·斯密認為，勞動分工能夠促進生產力的具體的原因有三個：“第一，勞動者的技巧因專業而日進；第二，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通常需損失不少時間，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這種損失；第三，許多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發明，只有在分工的基礎上方才可能。”[19]
(四)墨子和亞當·斯密的商品經濟思想
剩餘產品出現以後，人們如何處理剩餘產品問題的方式使得社會狀態出現了野蠻與文明的分野。具體來講，人們處理剩餘產品的途徑無非有兩種：掠奪和交換。掠奪就是通過戰爭等暴力手段赤露的去佔有別人的私有財產；而交換是通過市場交易，彼此對換自己的需要。自從商品交換以後，社會才真正是進入文明時代，商品經濟的出現徹底改變了社會狀態。但是，雖然商品經濟在不斷髮展，但是戰爭式的暴力掠奪從來也沒停止過，直到現在。
墨子所處的戰國時期，商品經濟已經十分的繁榮，但是這個時代“諸侯釁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攻弱。”[20]長期的戰爭狀態使得商品經濟發展受阻，百姓生活民不聊生。在這種情形下，墨子主張“兼愛”、“非攻”，他認為戰爭是天下之大害，生財才是利民利國的人間正道。因此，他的這種“兼愛”、“非攻”思想順應了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也反映了百姓的心聲。另外，墨子還對商品經濟內在的市場規律進行具有開創意義的探索。首先，墨子認為“買無貴，說在反其賈。”，[21]“買，刀糴相為貴。刀輕則糴為貴，刀重則糴為易。王刀元變，糴有變。歲變糴，則歲變刀，若鬻子。”[22]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在商品買賣時，商品價格沒有嚴格的貴賤之分，因為貨幣也是有價格的，商品和貨幣價格是相互影響的。按現在的經濟學語言來說，通貨膨脹時，物價就要上漲，反之，通貨緊縮時，物價就下跌。再者，墨子說“賈，盡也者，盡其（所）以不售也。其所以不售去，則售。正賈也宜不宜，正欲不欲，若敗邦鬻室嫁子。”,[23]意思是說商品出售是以銷售商品的不利因素完全不存在了為前提的。商品價格合適不合適最主要取決欲看買方想不想買，如果買方不想買，那麼就像戰敗國變賣房屋、出嫁女兒一樣的不值錢。從這句話的理解中，我們已經看出墨子的經濟思想裡已經存在了商品交換基本的市場供求規律，並且已經認識到在不同的供求形態下對賣方經濟利益所產生的影響，在2000年前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就發展商品經濟理論的歷史貢獻而論，亞當·斯密可謂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樹立了自由主義經濟的一面大旗。他主張經濟自由，反對任何形式對自由經濟的干預和破壞。就國內來講，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能夠使得社會財富達到帕累託狀態，而政府只作為市場“守夜人”即可；就國外而言，他主張海外自由貿易，自由通商，反對關稅壁壘和貿易保護。這些思想無疑是英國在實行第一次工業大革命取得雄厚的工業實力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他表達了工業資本家要求開拓市場的迫切願望，可以說，這種經濟自由的主張成為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個新生兒的接生婆。同時，亞當·斯密第一次完美的提出了市場價格機制原理，他指出商品的價格是由市場供求來決定的，商品價格會根據市場供求關係做自動的調整，並最終以達到市場需求量和供給量都完全相等時所產生的均衡價格來完成市場的出清。
與墨子相比，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無疑更為系統和完善；但是，與亞當·斯密相比，墨子的經濟思想又是那麼富有遠見，因為墨子要比亞當·斯密早了2000多年。我們可以推斷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一定程度上受到墨子的影響。這個推斷是有事實依據的。在亞當·斯密創作《國富論》的過程中考察了很多的國家，其中中國是他最主要的考察對象之一，通過對中國現狀和歷史的研究，亞當·斯密不僅瞭解了中國的發展狀態，也接受了很多中國比較優秀的思想文化，無容置疑，墨子的經濟思想應該在此之列。
註釋：
[1]《墨子·經上》.
[2]《墨子·大取》.
[3]《墨子·兼愛中》.
[4]《墨子·非樂上》.
[5]《墨子·公孟》.
[6]《墨子·貴義》.
[7]《國富論》第1篇，第2章.
[8]《國富論》第4篇，第2章.
[9]《墨子·貴義》.
[10]《墨子·辭過》.
[11]《墨子·辭過》.
[12]《墨子·節用上》.
[13]《墨子·節用上》.
[14]《國富論》第2篇，第3章.
[15]《國富論》第2篇，第3章.
[16]《墨子·節用上》.
[17]《墨子·耕注》.
[18]《國富論》第1篇，第1章.
[19]《國富論》第1篇，第1章.
[20]《墨子·備城門》.
[21]《墨子·經下》.
[22]《墨子·經說》.
[23]《墨子·經說》.
（楊海華：長安街讀書會博士團
國家行政學院研究部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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