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论墨子与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比较——读《墨子》与《国富论》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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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和亚当·斯密都是彪炳千古的伟大思想家，他们流传下来的思想学说的实用价值现在仍然闪耀着璀璨的光芒，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对这两位思想巨人及其学说的研究从未停止过。虽然两位大思想家生在不同的国度，所处的历史时代相差了2000多年，但是他们的思想学说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这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
一、墨子和亚当·斯密的生平背景
激荡的大变革时代往往会孕育着伟大的思想。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诸侯争霸，混战割据，新旧势力之间的尖锐利益冲突导致了其利益代言人纷纷走在历史的前台，此时思想上表现得异常自由和活跃，涌现出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史称“诸子百家”，此种场景在我国整部思想史上也是十分难得的人文奇观。墨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手工业者，因此，他提出的很多思想学说都代表了劳动人民利益诉求，反映了基层大众改造现实状况的迫切愿望。在那个崇尚军事霸权的战争年代，墨子深谙和平发展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性，其主要学说主张的目标就在于指出国家如何实现非战争手段的富国梦想，在于如何解决民生疾苦，发展经济，从而达到富国强民。
17世纪的英国最早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新兴的政治制度极大的促进了英国经济的繁荣。随着新兴资产阶级势力的不断壮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各行各业全面展开。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自发的社会实践迫切需要理论自觉的引导，亚当·斯密应运而生，亚当·斯密为资本主义描绘出了一套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市场秩序和经济规则。亚当·斯密的思想学说科学的反映了英国工场手工业时代向机器大工业时代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变动规律，他所构筑的一整套制度体系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纵观墨子和亚当·斯密所处的历史背景，我们会发现他们都代表了一种新型生产关系的发展诉求，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发展自由商品经济的愿望。两位大思想家属于“同道中人”，都在为实现“富国裕民”的理想而奔走呼号。他们有着相同的目标，那么他们在实现目标彼岸的航程中，都提出过哪些具有共通性的经济思想呢？下文作者将做一一讲述。
二、墨子和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比较
（一）墨子的义利观和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思想
墨子认为义利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即义利合一。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人们往把往义利关系视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并且不敢妄言谈“利”。而墨子则主张“义，利也”，[1]“义、利、不利，害。”[2]就是说义就是利，义和利是可以兼得，在很多情况下两者可以被看作是同一的概念。一方面，“义”最早的含义就是“应该、正当的”意思，墨子认为获取正当的个人利益是正当的，也是应该的，因为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人是有趋利避害的本性的，所以重利是符合人性的，而无视自己的物质利益往往是有悖于常理的，自然也是不应该的，因此本身也是不义的。墨子又认为利己与利他又不是冲突的，“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3]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爱他就等于爱自己”，你“报之以李”，他将“投之以桃”；另一方面，墨子所讲的“利”还表现为天下大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4]之中的“利”就是天下之大利的含义，通常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大义，在这个层面上义利是高度统一的。他认为，“夫义，天下之大器也。”，[5]意思就是说，行义乃是造福天下的最重要的工具，“万事莫贵于义”，[6]合起来解释，就是义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义是利自己的，利他人的，也是利天下的。墨子认为，君子“贵义”就在于君子所作所为是尊重个人利益和天下人利益的。因此说义和利是相互联系，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在没有利的情况下，像儒家思想那样只去谈礼仪上的或抽象的义，那便是是毫无意义的说辞。
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也是是基于人性的角度去探讨的。他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理解了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天生就是自利的，重视自己的实际利益是作为个体人生活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7]人人在自己追逐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也会给别人带来了利益。进而他又说“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促进那种利益。……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心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8]也就是说，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是统一的。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墨子的义利观和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都是属于经济伦理的范畴，涉及到都是如何看待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天下大利）之间的关系。两位大思想家都认为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无可厚非的，是人的天性使然；同时也认为公共利益（天下人利益）在个人利益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或者说才能实现得更好、更多。只不过他们在阐述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天下人利益）之间统一性时所构筑的桥梁是有差异的。墨子所运用的是“爱”，“兼相爱，交相利”，这里说的爱不是以血缘关系和友情关系为基础的爱，而是不掺杂着任何社会差异在里面的博爱。这种博爱意味个人利益不单纯意味着是个人的私利，而且还要包括对他人的关心，对社会的关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帮助别人乃至社会那里获得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这种满足也是我们个人自身利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自己的善行也会最终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回报。而亚当·斯密则是运用的是“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的作用。这只“看不见的手”解释了经济交换之中个人利益的满足如何在不经意间造就公共利益的增加，乃至社会福利的增加。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上就像一个公正的裁判一样，他控制着个人的经济行为保持理性，同时也保持着社会上不同个体关系最终达成的一种自然和谐状态。
（二）墨子和亚当·斯密的消费经济思想
墨子的消费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节用”，它甚至认为“节用”比“生财”更重要。墨子主张人们生活节用的标准为“量腹而食”、“度身而衣”，极力贬低奢侈浪费者，他说“贫家学富家的衣食多用，则速忘必矣。”[9]“节俭者昌，淫佚者亡。”[10]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浪费的危险性，而且墨子极力的批判统治者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11]这与唐代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的诗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出一辙，体现出了墨子博大的人文关怀。但是墨子的“节用论”不是让人人都去做标榜式的清廉寡欲的道德高人，而是他认为节用能给人们带来财富，带来实际的利益。因此，墨子又说“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12]“用财不多，民德不劳，其利兴多。”[13]很显然，墨子倡导的节用是指用最小的开支获得最大的收益，由此可知，墨子节用不只是为了积累而节俭，而是为了保护生产性劳动，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确保国家财富的可持续性增长。一言以蔽之，“节用”是为了“兴利”。
同样，亚当·斯密也十分看重节俭，他认为节俭是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亚当·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直接原因是来自于资本的增加，而“资本的增加，由于节俭；资本的减少，由于奢侈和妄为。”[14]“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这个增加的资本，他可以亲自抽下来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抑或以有利息的借给别人，使其能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15]通过实践调查，亚当·斯密观察到，与穷国相比，富裕国家的生产性的劳动不仅总量要大些，而且对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也要大些，也就是说，富国之所为能够为富，在于更多的资本用在了生产性劳动上，而不是用在铺张浪费之上。
可见，墨子和亚当·斯密都认为，节俭是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墨子和亚当·斯密的分工思想
墨子是一位生活在劳动一线的手工业者，因此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墨子发现劳动分工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墨子主张“察类”，要根据类别(最重要的是才能)不同明确分工，这里具体涉及到男女性别分工、体力脑力劳动的分工等等，各种不同劳动者必须 “各从事乎其所能”；[16]另外，墨子也比较看重劳动过程分工协作，他以筑墙为例，指出“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能成也。”[17]就是说要把筑墙分成几个不同的工序通过分工协作才能完成好筑墙工作。
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重要性倾注了更多的笔墨，他对劳动分工进行了系统的阐述。首先，他强调劳动的分工来自于劳动力要素禀赋的天然差异，还有就是商品交易的互利性。劳动分工促进了专业化，而专业化必然会提高生产力，继而使得交易中的每个人都能获得最大的利益。他引用了指针业这个经济学里比较经典的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18]再者，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具体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发明，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方才可能。”[19]
(四)墨子和亚当·斯密的商品经济思想
剩余产品出现以后，人们如何处理剩余产品问题的方式使得社会状态出现了野蛮与文明的分野。具体来讲，人们处理剩余产品的途径无非有两种：掠夺和交换。掠夺就是通过战争等暴力手段赤露的去占有别人的私有财产；而交换是通过市场交易，彼此对换自己的需要。自从商品交换以后，社会才真正是进入文明时代，商品经济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社会状态。但是，虽然商品经济在不断发展，但是战争式的暴力掠夺从来也没停止过，直到现在。
墨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已经十分的繁荣，但是这个时代“诸侯衅殷周之国，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攻弱。”[20]长期的战争状态使得商品经济发展受阻，百姓生活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形下，墨子主张“兼爱”、“非攻”，他认为战争是天下之大害，生财才是利民利国的人间正道。因此，他的这种“兼爱”、“非攻”思想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反映了百姓的心声。另外，墨子还对商品经济内在的市场规律进行具有开创意义的探索。首先，墨子认为“买无贵，说在反其贾。”，[21]“买，刀籴相为贵。刀轻则籴为贵，刀重则籴为易。王刀元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若鬻子。”[22]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商品买卖时，商品价格没有严格的贵贱之分，因为货币也是有价格的，商品和货币价格是相互影响的。按现在的经济学语言来说，通货膨胀时，物价就要上涨，反之，通货紧缩时，物价就下跌。再者，墨子说“贾，尽也者，尽其（所）以不售也。其所以不售去，则售。正贾也宜不宜，正欲不欲，若败邦鬻室嫁子。”,[23]意思是说商品出售是以销售商品的不利因素完全不存在了为前提的。商品价格合适不合适最主要取决欲看买方想不想买，如果买方不想买，那么就像战败国变卖房屋、出嫁女儿一样的不值钱。从这句话的理解中，我们已经看出墨子的经济思想里已经存在了商品交换基本的市场供求规律，并且已经认识到在不同的供求形态下对卖方经济利益所产生的影响，在2000年前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就发展商品经济理论的历史贡献而论，亚当·斯密可谓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树立了自由主义经济的一面大旗。他主张经济自由，反对任何形式对自由经济的干预和破坏。就国内来讲，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使得社会财富达到帕累托状态，而政府只作为市场“守夜人”即可；就国外而言，他主张海外自由贸易，自由通商，反对关税壁垒和贸易保护。这些思想无疑是英国在实行第一次工业大革命取得雄厚的工业实力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表达了工业资本家要求开拓市场的迫切愿望，可以说，这种经济自由的主张成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个新生儿的接生婆。同时，亚当·斯密第一次完美的提出了市场价格机制原理，他指出商品的价格是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的，商品价格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做自动的调整，并最终以达到市场需求量和供给量都完全相等时所产生的均衡价格来完成市场的出清。
与墨子相比，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无疑更为系统和完善；但是，与亚当·斯密相比，墨子的经济思想又是那么富有远见，因为墨子要比亚当·斯密早了2000多年。我们可以推断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一定程度上受到墨子的影响。这个推断是有事实依据的。在亚当·斯密创作《国富论》的过程中考察了很多的国家，其中中国是他最主要的考察对象之一，通过对中国现状和历史的研究，亚当·斯密不仅了解了中国的发展状态，也接受了很多中国比较优秀的思想文化，无容置疑，墨子的经济思想应该在此之列。
注释：
[1]《墨子·经上》.
[2]《墨子·大取》.
[3]《墨子·兼爱中》.
[4]《墨子·非乐上》.
[5]《墨子·公孟》.
[6]《墨子·贵义》.
[7]《国富论》第1篇，第2章.
[8]《国富论》第4篇，第2章.
[9]《墨子·贵义》.
[10]《墨子·辞过》.
[11]《墨子·辞过》.
[12]《墨子·节用上》.
[13]《墨子·节用上》.
[14]《国富论》第2篇，第3章.
[15]《国富论》第2篇，第3章.
[16]《墨子·节用上》.
[17]《墨子·耕注》.
[18]《国富论》第1篇，第1章.
[19]《国富论》第1篇，第1章.
[20]《墨子·备城门》.
[21]《墨子·经下》.
[22]《墨子·经说》.
[23]《墨子·经说》.
（杨海华：长安街读书会博士团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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