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是中國最為發達的工商業經濟中心，更是一個移民城市，曾被稱為“客幫壟斷的舞臺”。在上海的眾多移民中，寧波移民群體佔據了最為引人矚目的地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寧波籍工商業群體（以下簡稱甬商）在近代上海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國第一家機器軋花廠、第一家榨油廠、第一家火柴、第一家機器製造廠、第一家銀行，都是在滬甬商創立的。
比如創辦燮昌火柴廠的葉澄衷、大中華火柴公司的劉鴻生、五洲大藥房的項松茂、中國化學工業社的方液仙、信誼化學制藥廠的鮑國昌等，都在近代企業的開拓和經營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像航運界的虞洽卿、西藥和娛樂業的黃楚九、錢莊業的秦潤卿、銀行界的宋漢章，也都是行業翹楚，且不少是橫跨各個領域。
創辦燮昌火柴廠的葉澄衷、大中華火柴公司的劉鴻生、五洲大藥房的項松茂（左起）
而從代表上海工商業者利益的團體組織的內部結構上看，甬商的統治地位更為一目瞭然。比如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業會議公所（此後歷經改組為上海商務總會和上海市總商會），27年裡換屆18次，甬商共有7人14次當選為總理（會長），總任職年限達23年。據統計，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一段時期內，上海20多個客籍商幫人數總和中，甬商人數佔到了七成，粵商約佔一成，其他合佔兩成。可以說，當時的甬商在上海是獨領風騷的。
為何寧波商人能夠在近代上海取得如此令人驚訝的成就？日前，在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主辦的“中國近代甬商在滬經濟活動研討會”上，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朱蔭貴對此進行了分析解讀。
凝聚力強大的同鄉組織
朱蔭貴認為，近代甬商之所以能夠在上海崛起和成功，一定有其他商幫不具備而寧波商人獨有的特色和優勢，否則就難以說明為何是寧波商人而不是其他商人取得這種成功了。
這些特色和優勢，首先一點是寧波幫擁有凝聚力強大的同鄉組織，其中最為有名的是四明公所和寧波商人旅滬同鄉會。
從《張讓三手撰上海四明公所緣起》一文中，我們可以看到，寧波商人在清嘉慶二年（1797年）就設立了客居上海者的同鄉組織四明公所，以每人每天一文湊集的經費，用於在上海“建丙舍（存放靈柩的房屋）、置義冢（公墳）、歸旅櫬（棺槨）、設醫院”等各種公益慈善事項。
四明公所
因此，四明公所自然成為旅滬寧波人在外的活動中心和庇護中心，廣大寧波人對它的認同和維護之心也十分強烈。所以當1874年法租界開馬路侵入四明公所冢地時，旅滬寧波人不惜付出7人死亡的代價進行保衛。1898年，法國人再次謀劃侵入時，再一次遭到了強烈抵制，又以失敗而告終。
寧波旅滬同鄉會的活動則主要集中在社會救助和推進辦學教育兩大方面。在社會救助方面，如一二八、八一三兩次淞滬抗戰期間，同鄉會都設專會辦理救護、收容、遣送遭難同鄉的善後工作。
而在辦學教育方面，包括了設立和推進小學、中學教育，設置各種獎學金等，1927年在上海設立的小學就達到了10所，學生人數最多達3460人。此外，同鄉會還在造橋、修路、疏浚河道等公益事業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投入。
朱蔭貴認為，在近代中國，像寧波旅滬童星會這樣有效率的社會組織，是不多見的，它和四名公所一道，得到了廣大寧波人的支持和擁護，從而具有強大的凝聚力。
以地緣為中心的凝聚力助推甬商發展
中國通商銀行五元
1897年，中國誕生了第一家自辦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其中9個董事中，3個是寧波人。其後不久，又誕生了一家純由旅滬寧波商人發起組織的一家商業銀行——四明銀行。
四明銀行擁有資本150萬兩，有發行鈔票權。發行鈔票的利潤大，但是風險也高。因為當時中國人普遍不信任鈔票，而信任銀元，所以一旦時局變動，就容易發生擠兌風潮。四明銀行的資本不算雄厚，所以也曾遭遇幾次擠兌風潮，每次都是依靠旅滬寧波同鄉的群起支持，而穩渡難關。
四明銀行
其中一次，幾乎所有寧波人開設的商店，都收兌四明銀行的鈔票。甚至有許多寧波籍的工人，看到有人在四明銀行外等候兌現，竟然主動傾囊取出現洋，換進四明銀行的鈔票。幾次下來，上海市民也知道四明銀行有同鄉全體做後盾，不會動搖，對其鈔票的信心也因而增強。
在沒有外來壓力的驅策下，收入不多的普通寧波籍工人肯主動幫助四明銀行分散和承擔風險，讓朱蔭貴感到吃驚，“這樣的情況在近代上海乃至整個近代中國，都是極其罕見的。”
再比如1908年成立的寧紹商輪公司，在創立和發展過程中，不斷被外資輪船公司排擠和傾軋。在歷盡艱難從日商、法商手上租到黃浦江一處碼頭後，寧紹商輪公司立票價為5角，並宣佈永不漲價，得到華商擁護。但洋商為擠倒寧紹，憑藉雄厚資本，將票價從1元壓減3角，並用其他手段招攬客人。
寧紹商輪公司立票價為5角
在這種情況下，廣大旅滬寧波人爆發出驚人的團結力，寧紹商幫下屬各行業團體紛紛開會表態並訂立守則支持寧紹商輪公司，同時組織“航業維持會”，以支持寧紹商輪公司與外商輪船公司競爭。
比如寧紹商幫綢緞顧繡衣業同人，召開會議，其業董就說：“若是我寧紹公司果然被他逼倒，是我寧紹幫從此破氣，必為別幫所笑……所以今日特邀諸公到此，自後或往返滬甬，必要乘自己寧紹輪船，萬萬不可見目前只小利，去乘他外國人的船了。”同時還訂立了五條規則，包括一切貨物必須由寧紹輪船裝運、各店逐年預先購買寧紹船票等。
正是在廣大寧紹旅滬群體同人的支持下，寧紹商輪公司不僅站穩了腳跟，後來還有實力購買了外商輪船公司的商輪。反過來，在廣大寧波同鄉支持下發展壯大的甬商，也儘可能對同鄉給予回報。如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武漢形勢十分緊張之時，船票價格飛漲，寧紹商輪公司就及時派船趕赴武漢，向急待離開的同鄉伸以援手，對貧困者給予免票。
四明公所和寧波旅滬同鄉會的作用
甬商清楚地明白，金融是經濟發展的血液，只有金融和實業相互滲透和支持，才能真正發展壯大起來，正如寧波籍實業家劉鴻生所言：“一個銀行，如果沒有工商企業的關係，就不能長久存在；而工商企業，如果沒有銀行作為支柱，也就會限於停閉。”
據統計，1912、1924、1926、1928、1930、1932、1934年的上海錢莊中，浙江籍的錢莊都佔半數以上，而這些浙江籍錢莊中又以寧波籍為主。銀行業同樣如此，從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成立開始，此後多個銀行中都可以看到寧波籍人士活躍的身影。
寧波籍商人或是以傳統商業起家，然後經營錢莊再進一步促進實業壯大，或是本以錢莊、金融業開始，轉而以支持工商業發展來促進本身發展，或者實業經營者以入股方式向金融業投資。無論是哪種方式，最終的結果都是促進了甬商整體的發展壯大。
朱蔭貴最後總結道，像四明公所、寧波旅滬同鄉會這樣既不屬於政府又不同於企業的社團，曾經在近代中國社會中扮演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在賑濟、教育、醫療和幫助家鄉建設等公共利益方面的活動，無疑彌補了近代中國社會在社會保障體系中的缺失，在某種程度上取代和扮演了部分政府應有的角色。
它們形成的以地緣為中心的凝聚力，使得寧波籍商人能夠在異鄉渡過難關、站穩腳跟，加上甬商對金融和實業相結合的重視，促使他們能夠超越其他籍貫商人群體在近代上海經濟活動中獨領風騷。
來源｜澎湃網
作者｜徐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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