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莉

這是一個六千字的長回答，我們不但會縱觀李光弼的一生，分析他在安史之亂中主要戰績，還將分析他與郭子儀不同人生結局的原因，以及安史之亂對中國歷史進程的深遠影響。

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如果單以軍工而論，李光弼確實勝過郭子儀一籌，因為在交鋒最慘烈的河南、河北地區，每次與叛軍正面交手都有李光弼的身影。

可以這麼說，李光弼的人生就是為了安史之亂準備的，如果沒有安史之亂，恐怕他也沒機會封郡王、賜丹書鐵券、繪像凌煙閣、諡“武穆”。

李光弼營州柳城（今遼寧省朝陽）人，契丹族。其父李楷洛，原為契丹酋長，武周時歸降，累官朔方（治靈州，今寧夏吳忠市境內）節度副使，暴卒於戰場，諡“忠烈”，封薊國公（一作郡公）。

軍人家庭長大的李光弼，自幼喜讀《漢書》，尤擅騎射。他為人嚴肅剛毅，治軍極嚴。在朔方節度使王忠嗣賬下時，深得王忠嗣器重，曾當眾言道：“他日得我兵者，光弼也。”

安思順（安祿山堂兄弟，後因安史之亂被哥舒翰所誣，蒙冤被殺）接任朔方節度使後，也非常器重李光弼，想把女兒嫁給他結秦晉之好，但性情嚴謹的李光弼不願過多牽扯高層傾軋，託病辭官而去。

時任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也很注意扶持羽翼，謀士高邈早知李光弼的將才謀略，便勸安祿山延請李光弼入幕任左司馬，但安祿山並未採納，推婚事件發生後不久，哥舒翰便推薦朝廷召李光弼入長安為官。

自感錯失良機的安祿山長為此憂形於色，但也只能安慰自己，賬下的史思明也足堪大任。

安祿山在這點上並未走眼，安史之亂中晚期，正是此二人，在中原鬥得上天入地。

公元755年（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時，李光弼正在長安，並不是軍職。但他毅然奉召奔赴了戰爭的最前線，在他身後留下了一連串浸滿鮮血的足跡——常山之戰、嘉山之戰、河陽之戰、太原之戰、鄴城之戰。

常山郡位於太行八陘——井陘東口土門關附近，自古以來便是兵家必爭之地，號稱“三省通衢”。

安史之亂爆發後，顏杲卿、顏真卿兄弟為了緩解關中的壓力，毅然在河北、山東舉義旗歸唐，但很快便被史思明叛軍撲滅。

身在山西的朔方軍想要東進，必須首先打通井陘孔道，坐控土門關的常山便是第一個重要目標。

唐天寶十五年(756)初，李光弼趁史思明北返之機，率軍五千突破井陘天險，出其不意的奪取了常山郡。

拿下常山郡後，他首先釋放了被史思明關押的百姓，並親自祭奠了顏杲卿的親族。

當地團練將叛將史思義綁來投降時，李光弼親自為其鬆綁，並開誠佈公的向他詢問叛軍動向。這讓史思義非常感動，他對李光弼說道：“王師遠來，必已疲憊，如與賊野戰，必不利！將軍來前，吾已報，（史）思明必來救，不若以逸待勞。”

李光弼聽後，深以為然，馬上命軍士堅壁清野，嚴守城防。史思明收到消息後，果然帶兩萬騎兵直撲常山，一看城池已失便立刻組織攻城。

早有防備的李光弼先以五百弩手、一千弓兵梯次射擊，大量消耗叛軍攻城部隊。等待敵軍受挫後退，李光弼親率長槍兵出城，在城下結成戰陣。如林長槍之下，史思明的騎兵優勢即無從發揮，叛軍士氣再受打擊，只得暫時退兵。

但李光弼卻不願意放過稍縱即逝的戰機，他派遊騎遠遠跟隨退去的叛軍，當叛軍在野外埋鍋造飯時，唐軍千餘輕騎突然襲擊，陣斬五千餘級，叛軍大挫。

隨後，李光弼又配合從山西趕來的郭子儀，在九門城痛擊史思明叛軍，平定藁城，攻取趙郡（今河北趙縣）。

天寶十五年(756)四月，朔方軍大敗史思明後，一直追擊到博陵(今河北定州)。史思明集眾固守，唐軍攻城十日不下。

五月，郭子儀、李光弼決定撤圍回軍常山郡。不甘心失敗的史思明，率數萬人馬尾隨而來。

唐軍乘機回軍反擊，在沙河（今河北行唐、新樂之間）再敗史思明。安祿山得知史思明連戰皆北，命大將蔡希德率2萬步騎來救，又命范陽守將牛廷玠率萬餘人南下，配合史思明夾擊唐軍。

郭子儀、李光弼進至恆陽(今河北曲陽)時，與攜五萬餘眾而來的史思明相遇。面對擁有大量精銳騎兵的叛軍，郭、李二人再次採用了以逸待勞的戰術，命軍士深溝高壘，嚴防死守。但夜晚卻不斷派死士夜襲叛軍營帳，使叛軍窮於應付，無法休息。

五月二十九日，唐軍事先於嘉山設伏，誘叛軍前來，被疲勞戰術攪得心浮氣躁的史思明果然上鉤。當盤軍進入嘉山唐軍伏兵四起，叛軍潰敗，陣斬4萬級，繳獲戰馬五千匹。

史思明被打得披髮赤足，逃往博陵。李光弼乘勝追擊，進圍博陵，郭子儀準備北進范陽。嘉山大捷，唐軍聲威大振，河北十餘郡的地方官吏和軍民紛紛起來殺死叛軍守將，歸順唐軍。

當時的形勢對唐朝來說可謂一片大好，哥舒翰在潼關據險死守堵住叛軍西進關中之路。郭子儀、李光弼在山西、河北爆錘史思明，打的安祿山首尾難顧，當他得知唐軍開始威脅老巢范陽時，一度決定回師范陽另謀他途。

就在此時，唐玄宗估計覺得事兒不夠大，給自己這個“乾兒子”送了一記神助攻。

他強逼哥舒翰放棄潼關天險，出關與叛軍野戰，結果唐軍慘敗，哥舒翰也被俘而降。潼關失陷將安史之亂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不但關中地區慘遭塗炭，連戰連捷的河北唐軍也不得不轉入守勢。

郭子儀在收到“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的消息後，不得不放棄河北地區的勝勢，率軍奔赴靈武護駕。

叛軍兵入關中後，在山西、河北展開了大規模的攻勢，李光弼只能以弱勢軍力苦苦支撐。

他先是連挫叛軍多次進攻，還在河陽（今河南孟縣南）巧施“美馬計”弄走了叛軍幾百匹良馬，氣的史思明暴跳如雷，但面對跨越黃河兩岸三城相連的河陽堅壁，史思明始終無可奈何。

但在河北則是另一番景象，史思明率領的叛軍迅速南下，再奪常山郡席捲河北全境。

公元757年(唐肅宗至德二年)正月，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上黨(今山西長治)、高秀巖自大同(今山西朔州東北馬邑)、牛廷玠自范陽(今北京城西南)會兵10萬，圍攻李唐龍興之地，慘烈的太原攻防戰，就此拉開序幕。

這時，朔方軍精銳都被郭子儀帶去護駕，李光弼手下只有河北兵士五千人，即便算上地方團練也不足萬人。

面對叛軍滔天勢焰，李光弼賬下諸將都惶懼不安，主張憑藉晉陽堅城死守。但李光弼確認為守城必輔以野戰，他力排眾議分精兵在山中埋伏，自己則在城中動員軍民挖壕築壘，並事先打製了幾十萬塊土坯磚，一旦城牆破損馬上便能修復。

對於心中揣測的諸將，他當眾將一把小刀放在靴內，並立誓“城在人在，決不投降”。

李光弼“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決心，迅速感染了唐軍將士，當叛軍攀城仰攻時，唐軍上下以死相搏，堪堪頂住了叛軍的狂潮。

史思明見仰攻堅城部署損失太大，便從山東運取攻城器械，並以三千蕃兵護送，不料這正好成了潛伏唐軍的盤中餐，埋伏已久的唐軍一擁而上，將蕃兵全殲。

除此之外，李光弼還打起了地道戰。他先派人挖掘地道通至城外，然後另派將領出城詐降。久困太原不能得手的史思明大喜過望，以為堅城唾手可得，不疑有他。

等到約定的時間，唐軍果然打開城門出城偽降，但等到詐降唐軍快要接近叛軍大營時。營中突然地陷，摔死千餘人，一時煙塵瀰漫，亂做一團。唐軍乘機擂鼓吶喊，猛烈衝擊，一戰殲滅叛軍萬餘人。

就在太原攻防戰進行最為激烈之時，叛軍內部卻發生了驚變，安祿山被兒子給剁了。

安慶緒繼位登基，沒了安祿山鎮場子，要說史思明心裡沒想法我是不信的。恰好，安慶緒命史思明回守范陽，只留下蔡希德等繼續圍困太原。

史思明率軍返回范陽後，叛軍攻勢漸弱，李光弼敏銳察覺到了叛軍的變化，感覺反攻的時機已經成熟。

他效仿田單破燕的“火牛陣”，將兩百多頭耕牛分為四隊，牛頭綁兩把尖刀，牛尾捆紮浸油麻布，趁夜色偷偷出城，在敵營前點燃牛尾，

黃牛發瘋般地衝進敵營，唐軍趁火勢、借牛威，鼓譟殺入敵軍大營，被踩死、燒死，斬殺的叛軍多達六萬之眾，太原之戰以唐軍大勝告終。

太原之戰奠定了山西戰爭態勢，也為日後唐軍收復兩京打下了基礎。此戰之後，唐廷任命李光弼為太尉，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魏國公，實封八百戶。

公元757年（至德二年），唐軍在回紇幫助下克復兩京，隨即光復河南諸郡，逃至鄴城的安慶緒，集合上黨(今山西長治)、穎川(今河南許昌)、南陽(今鄧州)等地叛軍匯聚鄴城，手下又有了6萬餘人，準備和唐軍在城下決戰。

乾元元年(公元758)九月，李亨命郭子儀、李嗣業等七鎮節度使，領兵二十萬（號稱六十萬），圍攻鄴城，同時又名又命李光弼、王思禮兩節度使率所部助攻。這幾乎是唐庭能夠動用的全部軍隊，可以看出唐朝對於鄴城之戰的重視。

但詭異的是數十萬唐軍居然沒有指派一個將領統一調度，而是任命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監督各軍行動。唐軍前線軍事行動的決定權，落在一個宦官手中，成了唐軍潰敗的伏筆。

鄴城之戰初期，唐軍行動順利，在衛州(今河南衛輝)、愁思岡（鄴城西南）連敗安慶緒叛軍。叛軍退回鄴城死守，安慶緒派人向身在范陽的史思明求助，許“讓帝位”以求史思明發兵相救。

史思明帶胡兵十三萬人自范陽南下救援鄴城，十二月，史思明擊敗唐軍崔光遠阻擊，奪佔魏州(今大名北)後，按兵不動，坐視唐軍與安慶緒叛軍在鄴城血戰。

唐軍在鄴城城下，晝夜攻城，但叛軍和城中百姓早已得知洛陽破城後，被回紇兵洗劫蹂躪的慘狀，反而同仇敵愾協助叛軍拼死守城，讓唐軍圍攻數月不能得手。

乾元元年(公元759)正月，李光弼向魚朝恩建議，唐軍分兵逼近魏州，各個擊破史軍，但魚朝恩不聽，數十萬唐軍在鄴城圍坐一團，毫無作為。

時至公元759年(乾元二年)二月，圍城四月的唐軍，在鄴城城下天寒地凍、師老兵疲，士氣漸漸低落。史思明又截斷了唐軍的糧道，唐軍面臨斷糧的危機。

三月初六，史思明見唐軍軍勢已怠，領五萬精兵與唐軍在安陽河北(今河南安陽北)與唐軍李(光弼)、王、許、魯等部激戰激戰，雙方血戰經日不相上下。

郭子儀帶兵前來援助，就在唐朝援軍列陣之時，突然狂風大作，對面不見人影。唐軍大旗旗杆被風折斷，將旗落地，唐軍大驚，自相潰散。

史思明見狀鼓動精銳趁勢掩殺，唐軍大潰，四散奔逃。所幸，史思明的軍隊在風中也混亂不堪，他見難再有戰果，便使軍逐次向北撤退。

這時，唐軍軍中無帥的弊病表露無遺，亂軍中無人統一調度，各節度使紛紛帶軍馬逃回本鎮，潰兵一路燒殺劫掠，數十萬唐軍作如鳥獸散，鄴城之戰也唐軍慘敗告終。

鄴城慘敗後，魚朝恩將兵敗的責任推至郭子儀頭上，唐肅宗將郭子儀召回長安，奪了他的兵權，委任閒差，監視了起來。

唐朝猜忌重將的做法，給李光弼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陰影，也成了日後事件發端的導火索。

鄴城之戰後，唐肅宗李亨開始收攏兵權，擴充禁軍，並將禁軍軍權交予李輔國、程元振等宦官之手，宦官勢力漸漸做大，李輔國後官至宰相，朝中大事盡由宦官定奪。這也是晚唐時期，宦官把持朝政，甚至能動輒廢立皇帝的緣起。

鄴城之敗成了安史之亂的另一個轉折點，唐軍疾風暴雨般收復失地的勢頭受挫，洛陽再度淪陷於叛軍之手。但叛軍內部再生波瀾，史思明殺安慶緒，自稱大燕皇帝，改年號為順天。

不過，史思明西進關中的願望再度被阻。乾元二年十月，史思明在河陽(今河南孟縣南)遭受了李光弼及所部僕固懷恩、荔非元禮的迎頭痛擊。雙方你來我往激戰月餘，叛軍始終不能在河陽得手，期間還被李光弼尋了個破綻抄了後路，史思明見勢不妙退軍回洛陽據守。此後年餘，兩軍在河南血腥絞殺不已，戰事漸成僵局。

上元二年（761年）二月，肅宗輕信魚朝恩的鼓動，命李光弼冒險進攻洛陽。

李光弼無可奈何，留李抱玉守河陽，自己與朔方節度副使僕固懷恩會同魚朝恩進攻洛陽。結果，僕固懷恩違背李光弼軍令，在平原佈陣與史思明野戰，被精於騎射的叛軍騎兵殺的大敗。

李抱玉把河陽也丟了，唐軍被迫退守聞喜（今山西聞喜），所幸叛軍內部再度展開連環殺，史思明被其子史朝義殺死，史朝義繼帝位，年號顯聖。

公元763年（唐代宗廣德元年）十月，吐蕃軍隊突破大震關（陝西隴縣西境），兵鋒直指長安。

剛剛登基不久的唐代宗李豫出逃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吐蕃軍隊隨即佔據長安，立廣武王李承宏為傀儡皇帝。

身在陝州的代宗急招諸節度使勤王，但名將中李光弼和僕固懷恩均漠然視之，拖延不去，只有被奪了兵權的郭子儀，奔走募兵抵抗吐蕃。

身在汾州（今山西汾陽市西南，隰縣附近）的僕固懷恩坐擁數萬朔方軍，是最有條件入關中勤王的，但此時僕固懷恩的異志已現，緊隨安史之亂的僕固懷恩之亂已見端倪。

而李光弼則完全是心魔難除，一直被朝廷的猜忌和郭子儀被罷免的陰影籠罩著。

隨著，郭子儀收復長安，擊退吐蕃軍隊後。代宗任命李光弼為東都留守，李光弼再借故詔書未至推辭，率軍回到徐州收租賦。其後，代宗再詔李光弼入朝，李光弼害怕宦官魚朝恩、程元振加害，仍不敢去長安見駕。

李光弼治軍嚴整，先謀後戰，多次以少勝多，戰功足與郭子儀齊名，但他在徐州時卻多次推諉不肯奉召，這讓他賬下諸將對他的態度漸漸轉變。

生性敏感的李光弼察覺到了這種變化，但他卻無力改變，這讓他感到非常慚愧、憤懣，終致憂鬱成疾。廣德二年（764年）七月十四日（8月15日）在徐州病逝，終年五十七歲。

代宗為其輟朝三日，遣使吊恤其母，追贈太保，諡號“武穆”，使人繪像凌煙閣。

郭子儀一生數度起落，肅宗能拉著他的手說出，“國家再造，卿力也”的話，並不全是誇讚他的武功。

成就郭子儀一生完人的原因，除了他戰場決斷臨機殺伐以外，還有他能屈能伸的性格。當時魚朝恩權傾朝野之時，沒少背地裡給郭子儀使絆子，甚至派人掘郭的祖墳，即便如此郭子儀都能與其折節而交，這才是他宦海沉浮屹立不倒的原因。

而在這一點上，李光弼遠遠不能望其項背。但無論如何，一代興唐名將如此落寞收場都令人扼腕。因此，宋代詩人徐鈞才會以詩懷念：

間關百戰佐中興，料敵行師妙若神。

可惜罹讒終恨死，傷心不見白頭親。

安史之亂平叛的過程，讓武將們看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唐朝對叛軍投誠而來的驕兵悍將，極盡籠絡討好之能事，準其自帶其軍、自領其政、自統其民，導致河北強藩屢屢作亂，直到唐亡。

而對忠於唐室的武將，朝廷則或監視掣肘、百般刁難，或明升暗降、削奪兵權，或貶謫發配、流放賜死，除郭子儀深諳進退之道，以八十五歲高齡去世外，得善終者寥寥。

正如范文瀾先生所說：“朝廷對強橫不法的武夫，按照強橫的程度，給予大小不等的姑息，愈強橫，得到的待遇也愈優厚。對順從朝命的功臣，按照功績和威望的程度，給予輕重不等的猜忌，功臣們因此對朝廷有所顧慮，不肯輕易脫離兵權和防地。”

在這種兩面三刀、欺軟怕硬的悖謬政策引導下，越來越多的武將選擇擁兵自保、圖謀割據，大唐中央政權的權威也在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的泥淖中逐漸掉入谷底。

作為平定安史之亂最大功臣之一的李光弼，經歷過軍旅生涯的輝煌，卻以悲劇方式在落寞中收場，這也預示著初唐、盛唐武將建功疆場、繪圖凌煙時代的永遠結束。

而中央政權對李光弼等武將的忌憚，也使文官帶兵、以文制武成為兩宋以後中原王朝軍事制度的主要內容和基本形態。

這種制度上的改變，雖然避免了武將割據、分裂國家的情況，但同時也限制了中原王朝開疆拓土的能力。

從某程度上說，安史之亂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此後漢族建立的王朝，再無漢唐時豪邁奔放的氣韻和懷遠天下、賓服四夷的胸襟。

短短七年的安史之亂帶走了數以千萬計的生靈，但它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卻一直延續了上千年。

白髮布衣的藏地讀行

這個問題真的不錯，

亂世出英雄，安史之亂時，強盛百年的大唐帝國內亂了，一大批武將開始湧現出來，郭子儀和李光弼就是當時最耀眼的新星，

安史之亂第二年，肅宗擅自靈武登基後，遠在前線的郭李二人，馬上表態，派人過來表忠心，看到他們這麼懂事，肅宗也讓他們得到了他們想要的東西，迅速成為肅宗一系的人。

皇帝喜歡什麼樣的武將呢？那就是聽話，少說多做，能力怎麼樣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態度，聽不聽調遣，你能力再強，不聽調遣一樣是死，能力不行，只要聽話，一切都好說。

不要覺得皇帝是傻子，能力強的又不聽調遣，如果造反怎麼辦？要知道，功臣和反賊，通常只有一念之差。

軍隊是什麼？是暴力機構，皇帝需要的強有力的執行命令，不需要他有腦子，當他有腦子了，說明開始不受調遣了。

我看看岳飛的電視劇，通常喜歡拿“十二道金牌招岳飛”的事，來顯示岳飛北伐的決心，和皇帝的昏庸，但是，一個武將需要十二道金牌才能召回去，那這隻軍隊還是皇帝的嗎？

李光弼最後的名聲不好，就源於此。

吐蕃打到長安了，唐代宗（肅宗的兒子）招兵勤王，李光弼對皇帝派宦官監軍不滿，居然不聽召令，最後代宗都逃離長安了。

後來因為知道皇帝對他不滿，居然想著收稅以自給自足。

皇帝控制武將的方法就是人事權和後勤補給，人事權李光弼有了，如果再有稅收，能夠自給自足，皇帝還能控制他嗎？

皇帝總的來說，還是相對信任李光弼的，一直讓他獨當一面，長期在外領兵，但是結果呢？

而郭子儀不一樣，皇帝說什麼，他就是什麼，從來不唱反調，也不擁兵自重，讓他出去帶兵，他就去，打贏了回來，皇帝又奪他兵權，一句話不說，跟宦官魚朝恩有矛盾，也從來都是妥協的，

當然，安史之亂後，能像郭子儀這樣，擁兵而不自重的，少之又少，大多數將領都是有了軍隊，就開始不聽調遣了，能善始善終的很少，這也是郭子儀名聲大、能善終的原因，

試想一下，如果你有十萬大軍，軍隊的高級將領都是你提拔的，也就是說這隻軍隊是你的私軍了，你會沒有想法？手下將領天天跟你說，造反吧！黃袍加身你就是皇帝了，你會不心動？

當你擁有十萬大軍，很難沒有開小差的時候，而一旦你開小差了，皇帝看來你就是不聽調遣了。

安史之亂到宋朝的建立，幾乎沒有什麼武將是聽話的，能善終的武將很少，武將一個不高興，就造皇帝的反，武將的手下一個不高興，也可以玩個下克上。

南朝居士

郭子儀是個純粹的唐朝人，而李光弼更像一個現代人，一個被精緻利己主義思想滲透的現代精英。這種思維方式上的不同，造成了他二人人生結局的差異。

郭子儀的所作所為，對我們現代人來說很難理解。

安史之亂爆發，郭子儀被李隆基從母親墳前徵召，帶領朔方軍征戰山西，並連續取得勝利。之後從山西入河北，與史思明等人率領的叛軍反覆征戰，數次大勝，尤其是常山郡嘉山大破史思明叛軍，取得了安史之亂平叛戰局的一個戰略性勝利；

但潼關失守、李隆基逃離長安，唐肅宗繼位後要首先收復長安。一紙徵召之下，郭子儀帶領李光弼等人放棄河北戰局帶領五萬步騎開赴靈武與唐肅宗會和，這已經是郭子儀所能掌握的大部分兵力了。（留在河北常山的少量軍隊在史思明反撲下全軍覆滅，史思明開始反攻山西）；

靈武是唐朝朔方軍節度使駐地，其他各地兵馬已經向靈武集結，從淪陷區逃出的大批官吏也都圍繞在新皇周圍，應該是自保有餘。但七月唐肅宗繼位，八月份郭子儀就趕到靈武，毫不遲疑，不顧一切；

郭子儀趕到之後，成為唐肅宗的兵部尚書，但並未統管全部兵馬。唐肅宗任用的一批有擁立之功的文官武將帶兵與叛軍交戰損失慘重，同時安祿山手下大將阿史那從禮從塞外繞路並和一些異族軍隊數萬人突襲唐肅宗大本營。郭子儀先消滅了阿史那從禮的突襲部隊，又擋住了長安方向進攻的叛軍，成了唐肅宗的唯一依靠；

這時，郭子儀又被任命負責潼關方向，切斷叛軍長安洛陽之間聯繫。郭子儀放棄了陪伴唐肅宗立功的大好機會前往潼關，並保質保量完成了任務。如果按照名相李泌的戰略部署，放長安安慶緒不打（安祿山已死），先讓李光弼收復河北，從根本上斷絕叛軍的後路，戰略局面將非常有利於唐王朝；

但唐肅宗急於收復長安以鞏固自己的正統地位，就再一次把郭子儀從潼關調回了靈武，率領一批新兵弱卒倉促與叛軍最精銳的主力決戰。於是，郭子儀迎來了一生當中最大的一次失敗，在長安清渠大敗於叛軍，並丟失大量糧草輜重。而潼關在安慶緒反撲下失守，叛軍長安、洛陽之間通道再次被打通；

郭子儀承擔了清渠戰敗的責任，被唐肅宗降級使用。而郭子儀重新整頓了部隊，僅僅四個多月後，在長安、洛陽城下大破叛軍，接連收復了大唐西都、東都，收復了被叛軍佔領近一半國土；

之後安慶緒敗逃相州，叛軍大勢已去，但唐肅宗把從蜀中迎回李隆基最為第一要務，停止了對安慶緒的進攻，給了安慶緒收攏部隊、固守相州的機會。這一停頓就是一年之久，唐肅宗命令郭子儀、李光弼等九大節度使二十萬大軍共同進剿安慶緒，卻不安排總司令（總管），九大節度使一邊大，只有宦官魚朝恩作為總監軍。這個仗就很難打了，缺乏統一指揮，糧草物資不足，魚朝恩還不懂裝懂胡亂指揮，圍困安慶緒幾個月後，九節度使大軍被史思明援軍擊潰，洛陽再次失守；

郭子儀又一次承擔了戰敗的責任，基本被閒置，安史之亂平叛的後幾年再無帶兵打仗的機會。為什麼安史之亂李光弼戰功第一，郭子儀只能排第二，原因就在於此，郭子儀只打了半場平叛戰爭。

這個過程中郭子儀不是沒有怨言，曾經把從玄宗、肅宗、代宗三任皇帝期間的奏章、詔書都整理給唐代宗，以表示對國家安危、平叛戰局的關心。而唐代宗和他老爹唐肅宗一樣，在宦官的蠱惑下，對武將已經忌憚到骨子裡，死活不肯讓郭子儀領兵；

（郭子儀單騎入回紇大營）

等到安史之亂平，又來了吐蕃入侵，唐代宗被迫起用郭子儀，已經年近七十的郭子儀先是虛張聲勢嚇走了佔領長安的吐蕃，又單槍匹馬闖入回紇大營說服回紇從敵軍變成友軍，並共同大敗吐蕃。之後的十餘年郭子儀一直鎮守西北，多次抵擋住了吐蕃的入侵，幾乎一直到去世。

對於皇帝錯誤的軍事指揮，郭子儀無條件服從；

對於皇帝錯誤的戰略部署，郭子儀不顧個人名聲接受；

對於戰敗的責任，郭子儀不加爭辯的承擔；

對於皇帝閒置他的命令，郭子儀無保留接受；

對於皇帝重新啟用他，郭子儀不講條件、不計報酬的去工作。

至於不顧個人安危單騎入敵營，只是郭子儀傳奇人生的一個小小的點綴。

他強任他強，清風拂山崗，郭子儀可以稱得上寵辱不驚。這樣的人，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在哪裡都能獨當一面，皇帝有什麼理由去針對、去迫害？

李光弼的所作所為，似乎是個穿越者的思維方式。

現代人，就是被精緻利己主義思想左右的思維方式。

李光弼最初在郭子儀部下，隨郭子儀收復山西，戰於河北，並一起趕赴靈武。之後開始獨當一面，先負責山西防禦，在太原保衛戰中大勝；九節度攻相州他也參加，唐軍失敗後鎮守洛陽黃河對岸的河陽，並在河陽保衛戰中大勝史思明；之後被調到平叛戰局的南方，負責江淮地區攻略，收復了整個江淮。

單純從戰功角度，李光弼單獨負責的太原、河陽、江淮戰役都取得了勝利，基本上打滿了全場，戰功第一毫無疑問。

但安史之亂後的李光弼就變了一個人，唐代宗連續三次徵召，他都沒有服從。第一次是吐蕃入長安命他率部解圍，第二次是命他負責鎮守洛陽，第三次是讓他去長安述職。

確實，已經有一批人被宦官陷害失去兵權、甚至丟官罷職，包括郭子儀（閒置）、僕固懷恩（逼反）、來瑱（被貶官賜死），甚至還有丟了性命的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安思順等人。

這時的李光弼，就只想著留在江淮徐州自己的大本營，由自己親信的軍隊保護著，再也不想為大唐王朝的安危多付出一點了。這就是藩鎮，無論是主動成為藩鎮還是被動成為藩鎮。

從統治者或者皇帝的角度考慮，忠誠是第一位的。而現代人的思維往往要先分對錯，先看是不是有足夠的好處。

這時的李光弼已經成為大唐的異類，已經違背了他一生的忠誠、正直的信條，甚至他的部下、從安史叛軍投降過來的將領都對他表示了不滿。而李光弼糾結在這種思想矛盾當中，他內心知道該像郭子儀一樣去做，但又不想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付到皇帝手中。於是，李光弼鬱鬱而終。

李光弼雖有不服從皇帝命令的行為，但並未謀反，所以死後沒有受到任何處罰，諡號武穆。這是武將裡第二好的諡號了，而郭子儀是最好的諡號忠武。

李光弼是有文化、有思想，是文武全才的優秀將領，軍紀森嚴、賞罰分明。曾著有多卷兵法，並培養出來大批將領，在軍事理論方面成就很高。但正因為此，思想上的負擔才會壓垮了他，反而像安祿山、史思明這樣的純粹粗人才不會把背叛當作多大的事情，有好處就忠誠，沒好處就叛變，無思者無憂。

總之，郭子儀和李光弼同樣是盛唐培養出來的優秀將領，但思維方式和思想格局的差別，決定了二人的不同結局。

郭子儀未必不擔心自己的安危，但郭子儀比李光弼看的更加透徹，思維更有深度，這才得到了千古傳頌的完美結局。用現代的話來說，郭子儀做到了順利起飛，並平安著陸。

而李光弼，飛的挺高，落地不穩。後世善良的評論者只說他在軍事方面的成就，而刻薄的評論者直接把他歸為叛逆，與中晚唐的諸多藩鎮同列。

用數學和工程的思維方式去解讀歷史，妄圖以古喻今。理工男讀歷史，歡迎關注和討論。

理工男讀歷史

安史之亂使得郭子儀與李光弼在歷史舞臺上精彩演繹一番，此二人都是唐中興之將，風光無限。然而結局卻是郭樂享天年，李鬱郁寡終，究其原因我的拙見是跟郭李二人的為官處事之道有很大的關係。

首先，郭李是平定安史之亂主將。下面咱們簡略地瞭解二人的戰績：天寶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75年，因安史之亂的爆發，朝廷正需要有人來平定叛亂。此時，郭子儀任朔方節度使；李光弼在職長安，後奉召奔赴前線作為郭子儀的副手。郭李領導朔方軍經常山之戰、嘉山之戰、河陽之戰、太原之戰、鄴城之戰等終於平定了安史之亂。

其實，我認為李光弼的軍事才能與功勞並不輸給郭子儀，主要原因是李光弼一直處在與安史叛軍作戰的前線，就拿太原一戰來說。

太原之戰

郭子儀率領朔方軍已在河北地區取得大勝，但在收到消息“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之後，不得不放棄優勢，率朔方軍精銳部隊奔赴靈武護駕。安史叛軍趁機兵入關中，在山西、河北地區展開大規模進攻，李光弼此時手裡只有微弱兵力苦苦支撐。

太原戰前施展“美馬計”挫敗叛軍銳氣

李光弼接連打退叛軍多次進攻，在河陽(今河南孟縣南)使用“美馬計”（誘惑）從叛軍手裡搞走了幾百匹良馬，又憑藉河陽黃河兩岸三城相連的鐵牆銅壁，使得史思明無可奈何。

太原正戰

公元757年(唐肅宗至德二年)正月，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上黨（今山西長治），高秀巖自大同(今山西朔州東北馬邑)，牛廷玠自范陽(今北京城西南)集結兵力10萬，大舉圍攻李唐龍興之地太原。這個時候，朔方軍精銳部隊都被郭子儀帶去護駕，李光弼手下只有河北兵士五千人，就算加上地方團練也不足萬人。

面對叛軍滔天勢焰，李光弼賬下諸將都惶懼不安，主張憑藉晉陽堅城死守。但李光弼確認為守城必輔以野戰，他力排眾議分精兵在山中埋伏，自己則在城中動員軍民挖壕築壘，並事先打製了幾十萬塊土坯磚，一旦城牆破損馬上便能修復。對於心中揣測的諸將，他當眾將一把小刀放在靴內，並立誓“城在人在，決不投降”。

李光弼“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決心，迅速感染了唐軍將士，當叛軍攀城仰攻時，唐軍上下以死相搏，堪堪頂住了叛軍的狂潮。史思明見仰攻堅城部署損失太大，便從山東運取攻城器械，並以三千蕃兵護送，不料這正好成了潛伏唐軍的盤中餐，埋伏已久的唐軍一擁而上，將蕃兵全殲。

後來，李光弼又地道戰詐敵，效仿田單破燕擺下“火牛陣”。

一戰成名

太原之戰奠定了山西戰爭的態勢，也為日後唐軍收復兩京打下了基礎。此戰之後，唐廷任命李光弼為太尉，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魏國公，實封八百戶。

軍事上，李光弼勝郭子儀一籌，而在安史之亂被平定以後，郭李二人在朝廷的表現出現了分水嶺。

郭子儀除在戰場決斷臨機殺伐以外，他能屈能伸，實乃大丈夫也。比如當時魚朝恩權傾朝野，好多次背地裡給郭子儀使絆子，甚至派人掘了郭子儀的祖墳，即便如此郭子儀都能與其折節而交，這才是他宦海沉浮屹立不倒的原因。

郭子儀享年85歲，生前被多次去兵權但都無怨服從，郭信朝廷，朝廷也信他，其死後，追贈太師，諡號忠武，配饗代宗廟廷，陪葬建陵。

而李光弼在平定安史之亂後第二年就駕鶴西去了，享年57歲。李光弼忠於朝廷，但是他在朝中的關係處得很糟糕，他怕人陷害，心有顧慮，不敢上朝，於是受到朝廷猜忌，失去兵權，抑鬱而死。

所以，官道也是人道，有能力也要有智慧。

讀耕

性格決定命運，這話用在郭子儀和李光弼身上是恰如其分。

老子說：剛易折，柔恆存。意思是說性格剛硬不知變通，就很容易吃虧。而如果學會完善自己的個性，並善於控制情緒，將左右逢源，無往而不利。

郭子儀因柔而恆存，李光弼卻因剛而早折。

從個人性格上來比較的話，郭子儀謙遜、低調、寬厚、溫和、胸襟廣闊，能容人所不能容，連最狠戾陰毒的大太監魚朝恩都能被感化。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幾乎是歷史上唯一一個功高不震主的名將，連唐代宗都能心平氣和地說出“如果郭子儀想當皇帝，那李唐早姓郭了”的話。

李光弼恰恰相反，性格剛硬率直，一絲不苟。《舊唐書•李光弼傳》有這麼一句話：“丁父憂，終孝不入妻房”。說明他是一個極其道德自律的人，這種人的極端就是顏回那樣子。

從治軍風格上也可以看出兩人的差別。在軍中，郭子儀是出了名的寬鬆仁厚，但其巨大的人格魅力卻能讓每個人都規規矩矩服服貼貼。公元759年，因鄴城大敗，郭子儀卸任，李光弼接替。一到任，李光弼就全部推翻了郭子儀那一套，行事從軍令，違令從軍法，一時間軍容肅然。不過，這讓大家極不適應，更讓本來就懷念郭子儀的諸將們大感不滿，紛紛暗中抵制，還差點引發了一場兵變。

代宗即位後，對藩鎮的憂懼讓他看誰都不放心，其中更包括徐州的李光弼，於是就想給個虛銜擱置起來。李光弼大概有點想不通：一生為國盡忠竟落得如此田地，於是拒不到位。結果代宗又走了一步臭棋：把李光弼母親接到長安，相當於當了人質。李光弼更是憂憤難當，竟一病不起。

廣德二年（公元763年）七月，李光弼去世，年僅五十七歲，諡“武穆”（和岳飛一個級別）。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六月，比李光弼大十歲的郭子儀去世，享年八十五歲，諡“忠武”。

老子說：“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郭子儀之謂也！

彼岸歷史

郭子儀和李光弼同為大唐名將，並平定安史之亂。可以說，安史之亂的最終失敗，郭子儀、李光弼二人，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們二人對唐朝江山社稷，都有名副其實的再造之功。

但是郭子儀和李光弼二人的結局，卻是天壤之別。郭子儀活到八十五歲，先後被封為汾陽郡王、尚父、太尉、中書令，唐德宗甚至賜他“尚父”之名，得因於皇帝的寵愛，郭子儀在福壽富貴中安詳辭世，並被追贈為太師，諡號忠武，配饗代宗廟廷，陪葬建陵。因此郭子儀經常被比作五福俱全的人物。

而李光弼的下場就要悽慘得多。同為中興名將，功業不次於郭子儀，可他的人生經歷卻極為不順，最後卻在慚愧悔恨中鬱悶成疾，黯然死去，享年只有五十七歲。

同為大唐功臣，為何二人結局如此不同？清朝大學者藍鼎元，在他的著作《修史試筆》中認為，李光弼的用兵之才和膽略見識，即使是郭子儀也會服氣，但他有一個方面卻遠不如郭子儀，就是“德”，這是二人的最大差別，也是造成二人結局不同的終極原因。這個“德”字，不是指個人私德，而是指忠君報國的大德。郭子儀對唐朝皇帝始終如一，忠心不二，而李光弼在此方面就有很多欠缺，大德有虧。安史之亂平定過程中，魚朝恩、程元振等大宦官先後上臺，獲得皇帝寵信，作威作福，成為唐朝政壇上一股強大的新興勢力，皇帝對他們言聽計從。郭子儀、李光弼等重臣，都曾受到他們的挾私報復打擊。但郭子儀不計較個人利益得失，處處時時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而李光弼則表現的有些小肚雞腸，來了個針尖對麥芒，把自保放在第一位，國家利益經常被他拋之不顧。最後發展到李光弼竟然連皇帝的旨意也不聽。他擁兵自重盤踞徐州期間，吐蕃大舉入侵，一度攻克長安。唐代宗急令李光弼率軍勤王，國難當頭之際他卻無動於衷，拒絕出兵。後來皇帝多次委任他官職，讓他進京陛見，李光弼一概不理，找種種理由拖延抗拒。武將們的天職就是保家衛國，國家危亡之際，不能以任何理由拖延抗命出戰。李光弼一再抗旨，盡然成為一方軍閥。李光弼的這種行為，最終也遭到了部下的輕視，認為他膽怯而不忠誠，但他又不願做出改變，最終在極為矛盾的情緒中鬱悶成疾，一病不起。

反觀郭子儀，在平定安史之亂過程中，他指揮了攻克河北諸郡之戰、收復兩京之戰、鄴城之戰等重要戰役，他的兒子郭旰也英勇戰死；安史之亂後，他計退吐蕃，說服回紇，威服叛將，平定河東，有再造大唐之功勞。郭子儀的赫赫戰功也遭到來自朝廷權臣的猜忌和讒言，有人屢次誣告他擁兵自重，唐肅宗也因此幾次急詔他回京述職。與李光弼擁兵自重拒不聽旨不同，郭子儀只要一得到詔書，每次都是當天就移交兵權，隨來使啟程回京。甚至還多次上書皇帝自請解除“天下兵馬副元帥”和節度使的職務，要求留在京城任職。這也就使得唐肅宗徹底打消了對郭子儀的疑慮，更加放手讓他統領軍隊，任誰在耳朵邊吹陰風也不起作用。史書稱讚他“功高蓋主主不疑，權傾朝野臣不忌”。

一個人對國家、對君王的忠誠之德，往往在受到委屈，甚至受到誣陷時才能更加真切地表現出來。許多人經受不住各種憋屈，或舉兵造反，或負氣出走，逞一時一己之快，卻對國家、人民造成巨大損失。這也就是郭子儀與李光弼二人結局反差之大的根本原因。

StayFighting

郭子儀和李光弼，同為唐朝名將，早期的郭子儀其實在官場中地位稍弱於李光弼，郭子儀是武舉中第，在唐朝前期一直未被重要，直至唐朝中期安史之亂爆發，率兵勤王，大功使然，官封兵部尚書，後輔佐廣平王收復兩京，之後破吐蕃，平步青雲，直至去世，也被追贈太師，陪葬於建陵，可謂晚年安度，功成名就。

我們回頭看看李光弼，安史之亂中經郭子儀推介，參與平亂，在軍事上李光弼的表現是非常出色的，安史之亂平定，李光弼“戰功推為中興第一”，但是在政治上李光弼可謂是稍差於郭子儀，晚年更是被宦官讒言，最終在徐州病逝，換句話說，和李光弼一樣的名將還有很多，如白起，你們怎麼看呢？

經典細談

郭子儀是唐代武則天時期的武狀元，早年名不見經傳，直到國家蒙難之時，才備受重用。他“再造王室，勳高一代”，“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又有“功高主不疑，權重人不忌”的境界。他不但有過人的軍事才能，還具備一定的政治才能，善於從政治角度觀察、思考、處理問題。可謂文武兼備、智勇雙全。一個將軍要在戰場上立下不世之功，需要勇武和韜略；而要在險惡的官場上得以不被懷疑、全功保身，就需要有一定的政治遠見。

康熙帝評價認為，自漢唐以來的功臣，功名最大、福澤能全的，以郭子儀為第一；並不是他得天獨厚，而是因為它能忠誠輔助、謙虛謹慎，不敢以功業自尊自大，所以能終身顯赫榮華，名聲流傳後世。對於郭子儀有次在外征戰時，聽聞父親墳墓被盜掘，明知是魚朝恩暗中派人所為，回朝後卻說是因為自己治軍不嚴而遭到天譴這個典故，康熙帝認為他的胸襟之寬大、見識之高明遠在一般人之上。

乾隆帝的評價認為，郭子儀忠正老成，平生對上忠心、對下寬恕、待人和善有誠意，所以朝廷給予他恩澤、小人也受到他的感化。

從這兩位帝王的評價中可以看出，郭子儀能善終並非偶然。

跟郭子儀相比，李光弼的軍事才能雖然不在他之下，可是胸懷和見識、智慧就遠遠不及了。跟郭子儀一樣的是，他也治軍從嚴、謀定而戰，能出奇制勝、以少勝多，功勞蓋世，也遭到宦官的嫉妒和陷害。不同的是，他竟懼怕宦官，逃避宦官的誣陷。吐蕃攻入關中、佔領長安，代宗出逃的時候，急詔李光弼奔赴拒敵。然可笑又可恨的是，他因害怕遭到魚朝恩、程元振等宦官陷害而拖延未去，幸虧吐蕃被郭子儀打敗，長安方可脫險。後來代宗任命他為東都留守、詔他入朝，他都因害怕宦官陷害而推辭不敢前去。

正是因為他的膽怯和懦弱，部將們對他的敬畏態度就有了很大變化，他自己也因不得志而感到羞恥、慚愧，最後積鬱成疾，五十七歲就病逝了。

可見，兩人的結局不同，是因胸懷與見識的距離。正如康熙帝評郭子儀：“其虛懷卓識過人遠矣。”非李光弼能及啊！

倚齋聽風雨

郭子儀（697－781），唐代傑出的名將、政治家兼軍事家。安史之亂爆發以後，郭子儀受命擔任朔方節度使，率軍勤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德二年（757），郭子儀協同廣平王李俶（即後來的唐代宗）先後收復長安、洛陽，以此大功加司徒，封代國公。乾元元年（758）八月，更進位中書令。

郭子儀被尊為“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爵封汾陽郡王，享年85歲高壽，可謂大富貴亦壽考。傳說郭子儀大壽，子女皆往拜賀，七子八婿滿床笏，帝恩之盛古今罕有。有關故事還被演繹成戲曲，成為後世常見的吉祥戲碼。

（《打金枝》又稱《滿床笏》《汾陽富貴》《福壽山》《百壽圖》等）

李光弼（708—764 ），契丹族出身的名將，天寶十五載（756），在郭子儀的推薦下擔任河東節度副使，參與平定安史之亂。乾元二年（759），任天下兵馬副元帥、朔方節度使。

與武舉出身的郭子儀相比，李光弼因為本身就是左羽林大將軍李楷洛第四子的身份，一開始就襲封薊郡公，起點較高，後來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因為功勳卓著，也進封臨淮郡王，及至安史之亂平定，李光弼的功績也得到朝廷的充分肯定，但其收稍是因為被宦官程元振、魚朝恩等讒害，應對又不得宜，招致朝廷的不滿，部下不服，因而憂讒畏譏，愧恨長逝，其人生的結局與郭子儀可以說不同。

《新唐書·李光弼傳》記載：

《舊唐書·郭子儀傳》記載：

正如黃永年先生所言：

然而，或許正因為此，郭子儀自我定位比較準確，為人寬厚謹慎、謙退低調，和性格剛毅、個性強悍的李光弼不同，換言之，李光弼在處理人際關係、統御部下方面有不如郭子儀之處。

兩人的不同結局，當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性格因素無疑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一個因素。

當然，這只是千年之後的事後分析，就事論事，不希望得出圓潤低調則平安，英雄氣概早晚要完球的結論，這很醬缸。

談古論金

安史之亂差點把唐朝大卸八塊，即使苟活下來，也不復昔日的強盛。不過，唐朝能續命，要感謝很多名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郭子儀和李光弼。二人都在這次平定安史之亂中，為大唐立下赫赫戰功，並稱為唐朝中期的中興名將。其中李光弼被人推為“戰功第一”，比郭子儀還要出色，而郭子儀卻是得到唐肅宗盛讚“雖吾之家國，實由卿再造”。

同樣是中興名將，李唐天下最後的守護者，可是兩人的結局卻大為不同。李光弼在平定安史之亂後的第二年就死去，只活到57歲。而郭子儀仍然執掌天下兵馬，榮華富貴一生，一直活到85歲。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其實從倆人的評價就可以看出，李光弼的評價很高，卻是後人給他的。郭子儀得到是皇帝的認可和感激。可以說郭子儀對皇帝忠義耿耿，惟命是從。並且郭子儀甘願為皇帝背鍋，絕無怨言。兩次被罷免兵權，郭子儀都泰然處之，這樣的人精，自然不會引起皇帝的猜忌。同時，郭子儀還深總諳為臣之道，對於賞賜，他只接受財物，不要官位。郭子儀還在生活上極盡奢化，這其實是在學蕭何，自汙授皇帝以柄，表示自己沒有政治野心，讓皇帝放心。郭子儀待人處事都是謙讓有加，絕不輕易得罪人。連魚朝恩幾次陷害郭子儀，最後都被郭子儀感動了，流著淚說“非公長者，能無疑乎”。後人對郭子儀評價相當高，所謂“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慾而君子不之罪”，確實在歷史上非常罕見。

而李光弼，雖然能征善戰，但是缺乏政治眼光，情商相對較低（有類類似岳飛）。他在前往太原任職時，由於御史崔眾不肯交出兵權，李光弼將他下獄。此時欽差前來宣旨，擢升崔眾為御史中丞。若是一般人，把他送走也就罷了。可是李光弼公然抗旨，斬了崔眾。還說“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李光弼沒有反叛之心，但他這麼做，等於當眾打皇帝的臉，哪個皇帝喜歡這號楞頭青？

李光弼也曾遭到太監魚朝恩、程元振的誹謗。但是和郭子儀主動化解矛盾的做法不同，他採取的辦法是迴避。但他這麼做，不但改善自己的處境，反而更加惡化。公元763年，吐蕃攻陷長安，大軍壓城，唐代宗幾次命李光弼救援保駕，可是他卻擁兵不動，唐代宗臉上掛不住，心裡怎麼想？唐代宗開始懷疑李光弼。來瑱被殺後，李光弼嚇得不敢入朝，最終鬱鬱而終(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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