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

这是一个六千字的长回答，我们不但会纵观李光弼的一生，分析他在安史之乱中主要战绩，还将分析他与郭子仪不同人生结局的原因，以及安史之乱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如果单以军工而论，李光弼确实胜过郭子仪一筹，因为在交锋最惨烈的河南、河北地区，每次与叛军正面交手都有李光弼的身影。

可以这么说，李光弼的人生就是为了安史之乱准备的，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恐怕他也没机会封郡王、赐丹书铁券、绘像凌烟阁、谥“武穆”。

李光弼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人，契丹族。其父李楷洛，原为契丹酋长，武周时归降，累官朔方（治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境内）节度副使，暴卒于战场，谥“忠烈”，封蓟国公（一作郡公）。

军人家庭长大的李光弼，自幼喜读《汉书》，尤擅骑射。他为人严肃刚毅，治军极严。在朔方节度使王忠嗣账下时，深得王忠嗣器重，曾当众言道：“他日得我兵者，光弼也。”

安思顺（安禄山堂兄弟，后因安史之乱被哥舒翰所诬，蒙冤被杀）接任朔方节度使后，也非常器重李光弼，想把女儿嫁给他结秦晋之好，但性情严谨的李光弼不愿过多牵扯高层倾轧，托病辞官而去。

时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也很注意扶持羽翼，谋士高邈早知李光弼的将才谋略，便劝安禄山延请李光弼入幕任左司马，但安禄山并未采纳，推婚事件发生后不久，哥舒翰便推荐朝廷召李光弼入长安为官。

自感错失良机的安禄山长为此忧形于色，但也只能安慰自己，账下的史思明也足堪大任。

安禄山在这点上并未走眼，安史之乱中晚期，正是此二人，在中原斗得上天入地。

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时，李光弼正在长安，并不是军职。但他毅然奉召奔赴了战争的最前线，在他身后留下了一连串浸满鲜血的足迹——常山之战、嘉山之战、河阳之战、太原之战、邺城之战。

常山郡位于太行八陉——井陉东口土门关附近，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号称“三省通衢”。

安史之乱爆发后，颜杲卿、颜真卿兄弟为了缓解关中的压力，毅然在河北、山东举义旗归唐，但很快便被史思明叛军扑灭。

身在山西的朔方军想要东进，必须首先打通井陉孔道，坐控土门关的常山便是第一个重要目标。

唐天宝十五年(756)初，李光弼趁史思明北返之机，率军五千突破井陉天险，出其不意的夺取了常山郡。

拿下常山郡后，他首先释放了被史思明关押的百姓，并亲自祭奠了颜杲卿的亲族。

当地团练将叛将史思义绑来投降时，李光弼亲自为其松绑，并开诚布公的向他询问叛军动向。这让史思义非常感动，他对李光弼说道：“王师远来，必已疲惫，如与贼野战，必不利！将军来前，吾已报，（史）思明必来救，不若以逸待劳。”

李光弼听后，深以为然，马上命军士坚壁清野，严守城防。史思明收到消息后，果然带两万骑兵直扑常山，一看城池已失便立刻组织攻城。

早有防备的李光弼先以五百弩手、一千弓兵梯次射击，大量消耗叛军攻城部队。等待敌军受挫后退，李光弼亲率长枪兵出城，在城下结成战阵。如林长枪之下，史思明的骑兵优势即无从发挥，叛军士气再受打击，只得暂时退兵。

但李光弼却不愿意放过稍纵即逝的战机，他派游骑远远跟随退去的叛军，当叛军在野外埋锅造饭时，唐军千余轻骑突然袭击，阵斩五千余级，叛军大挫。

随后，李光弼又配合从山西赶来的郭子仪，在九门城痛击史思明叛军，平定藁城，攻取赵郡（今河北赵县）。

天宝十五年(756)四月，朔方军大败史思明后，一直追击到博陵(今河北定州)。史思明集众固守，唐军攻城十日不下。

五月，郭子仪、李光弼决定撤围回军常山郡。不甘心失败的史思明，率数万人马尾随而来。

唐军乘机回军反击，在沙河（今河北行唐、新乐之间）再败史思明。安禄山得知史思明连战皆北，命大将蔡希德率2万步骑来救，又命范阳守将牛廷玠率万余人南下，配合史思明夹击唐军。

郭子仪、李光弼进至恒阳(今河北曲阳)时，与携五万余众而来的史思明相遇。面对拥有大量精锐骑兵的叛军，郭、李二人再次采用了以逸待劳的战术，命军士深沟高垒，严防死守。但夜晚却不断派死士夜袭叛军营帐，使叛军穷于应付，无法休息。

五月二十九日，唐军事先于嘉山设伏，诱叛军前来，被疲劳战术搅得心浮气躁的史思明果然上钩。当盘军进入嘉山唐军伏兵四起，叛军溃败，阵斩4万级，缴获战马五千匹。

史思明被打得披发赤足，逃往博陵。李光弼乘胜追击，进围博陵，郭子仪准备北进范阳。嘉山大捷，唐军声威大振，河北十余郡的地方官吏和军民纷纷起来杀死叛军守将，归顺唐军。

当时的形势对唐朝来说可谓一片大好，哥舒翰在潼关据险死守堵住叛军西进关中之路。郭子仪、李光弼在山西、河北爆锤史思明，打的安禄山首尾难顾，当他得知唐军开始威胁老巢范阳时，一度决定回师范阳另谋他途。

就在此时，唐玄宗估计觉得事儿不够大，给自己这个“干儿子”送了一记神助攻。

他强逼哥舒翰放弃潼关天险，出关与叛军野战，结果唐军惨败，哥舒翰也被俘而降。潼关失陷将安史之乱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但关中地区惨遭涂炭，连战连捷的河北唐军也不得不转入守势。

郭子仪在收到“哥舒翰败，天子入蜀，太子即位灵武”的消息后，不得不放弃河北地区的胜势，率军奔赴灵武护驾。

叛军兵入关中后，在山西、河北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李光弼只能以弱势军力苦苦支撑。

他先是连挫叛军多次进攻，还在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巧施“美马计”弄走了叛军几百匹良马，气的史思明暴跳如雷，但面对跨越黄河两岸三城相连的河阳坚壁，史思明始终无可奈何。

但在河北则是另一番景象，史思明率领的叛军迅速南下，再夺常山郡席卷河北全境。

公元757年(唐肃宗至德二年)正月，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上党(今山西长治)、高秀岩自大同(今山西朔州东北马邑)、牛廷玠自范阳(今北京城西南)会兵10万，围攻李唐龙兴之地，惨烈的太原攻防战，就此拉开序幕。

这时，朔方军精锐都被郭子仪带去护驾，李光弼手下只有河北兵士五千人，即便算上地方团练也不足万人。

面对叛军滔天势焰，李光弼账下诸将都惶惧不安，主张凭借晋阳坚城死守。但李光弼确认为守城必辅以野战，他力排众议分精兵在山中埋伏，自己则在城中动员军民挖壕筑垒，并事先打制了几十万块土坯砖，一旦城墙破损马上便能修复。

对于心中揣测的诸将，他当众将一把小刀放在靴内，并立誓“城在人在，决不投降”。

李光弼“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迅速感染了唐军将士，当叛军攀城仰攻时，唐军上下以死相搏，堪堪顶住了叛军的狂潮。

史思明见仰攻坚城部署损失太大，便从山东运取攻城器械，并以三千蕃兵护送，不料这正好成了潜伏唐军的盘中餐，埋伏已久的唐军一拥而上，将蕃兵全歼。

除此之外，李光弼还打起了地道战。他先派人挖掘地道通至城外，然后另派将领出城诈降。久困太原不能得手的史思明大喜过望，以为坚城唾手可得，不疑有他。

等到约定的时间，唐军果然打开城门出城伪降，但等到诈降唐军快要接近叛军大营时。营中突然地陷，摔死千余人，一时烟尘弥漫，乱做一团。唐军乘机擂鼓呐喊，猛烈冲击，一战歼灭叛军万余人。

就在太原攻防战进行最为激烈之时，叛军内部却发生了惊变，安禄山被儿子给剁了。

安庆绪继位登基，没了安禄山镇场子，要说史思明心里没想法我是不信的。恰好，安庆绪命史思明回守范阳，只留下蔡希德等继续围困太原。

史思明率军返回范阳后，叛军攻势渐弱，李光弼敏锐察觉到了叛军的变化，感觉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他效仿田单破燕的“火牛阵”，将两百多头耕牛分为四队，牛头绑两把尖刀，牛尾捆扎浸油麻布，趁夜色偷偷出城，在敌营前点燃牛尾，

黄牛发疯般地冲进敌营，唐军趁火势、借牛威，鼓噪杀入敌军大营，被踩死、烧死，斩杀的叛军多达六万之众，太原之战以唐军大胜告终。

太原之战奠定了山西战争态势，也为日后唐军收复两京打下了基础。此战之后，唐廷任命李光弼为太尉，兼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封魏国公，实封八百户。

公元757年（至德二年），唐军在回纥帮助下克复两京，随即光复河南诸郡，逃至邺城的安庆绪，集合上党(今山西长治)、颖川(今河南许昌)、南阳(今邓州)等地叛军汇聚邺城，手下又有了6万余人，准备和唐军在城下决战。

乾元元年(公元758)九月，李亨命郭子仪、李嗣业等七镇节度使，领兵二十万（号称六十万），围攻邺城，同时又名又命李光弼、王思礼两节度使率所部助攻。这几乎是唐庭能够动用的全部军队，可以看出唐朝对于邺城之战的重视。

但诡异的是数十万唐军居然没有指派一个将领统一调度，而是任命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督各军行动。唐军前线军事行动的决定权，落在一个宦官手中，成了唐军溃败的伏笔。

邺城之战初期，唐军行动顺利，在卫州(今河南卫辉)、愁思冈（邺城西南）连败安庆绪叛军。叛军退回邺城死守，安庆绪派人向身在范阳的史思明求助，许“让帝位”以求史思明发兵相救。

史思明带胡兵十三万人自范阳南下救援邺城，十二月，史思明击败唐军崔光远阻击，夺占魏州(今大名北)后，按兵不动，坐视唐军与安庆绪叛军在邺城血战。

唐军在邺城城下，昼夜攻城，但叛军和城中百姓早已得知洛阳破城后，被回纥兵洗劫蹂躏的惨状，反而同仇敌忾协助叛军拼死守城，让唐军围攻数月不能得手。

乾元元年(公元759)正月，李光弼向鱼朝恩建议，唐军分兵逼近魏州，各个击破史军，但鱼朝恩不听，数十万唐军在邺城围坐一团，毫无作为。

时至公元759年(乾元二年)二月，围城四月的唐军，在邺城城下天寒地冻、师老兵疲，士气渐渐低落。史思明又截断了唐军的粮道，唐军面临断粮的危机。

三月初六，史思明见唐军军势已怠，领五万精兵与唐军在安阳河北(今河南安阳北)与唐军李(光弼)、王、许、鲁等部激战激战，双方血战经日不相上下。

郭子仪带兵前来援助，就在唐朝援军列阵之时，突然狂风大作，对面不见人影。唐军大旗旗杆被风折断，将旗落地，唐军大惊，自相溃散。

史思明见状鼓动精锐趁势掩杀，唐军大溃，四散奔逃。所幸，史思明的军队在风中也混乱不堪，他见难再有战果，便使军逐次向北撤退。

这时，唐军军中无帅的弊病表露无遗，乱军中无人统一调度，各节度使纷纷带军马逃回本镇，溃兵一路烧杀劫掠，数十万唐军作如鸟兽散，邺城之战也唐军惨败告终。

邺城惨败后，鱼朝恩将兵败的责任推至郭子仪头上，唐肃宗将郭子仪召回长安，夺了他的兵权，委任闲差，监视了起来。

唐朝猜忌重将的做法，给李光弼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也成了日后事件发端的导火索。

邺城之战后，唐肃宗李亨开始收拢兵权，扩充禁军，并将禁军军权交予李辅国、程元振等宦官之手，宦官势力渐渐做大，李辅国后官至宰相，朝中大事尽由宦官定夺。这也是晚唐时期，宦官把持朝政，甚至能动辄废立皇帝的缘起。

邺城之败成了安史之乱的另一个转折点，唐军疾风暴雨般收复失地的势头受挫，洛阳再度沦陷于叛军之手。但叛军内部再生波澜，史思明杀安庆绪，自称大燕皇帝，改年号为顺天。

不过，史思明西进关中的愿望再度被阻。乾元二年十月，史思明在河阳(今河南孟县南)遭受了李光弼及所部仆固怀恩、荔非元礼的迎头痛击。双方你来我往激战月余，叛军始终不能在河阳得手，期间还被李光弼寻了个破绽抄了后路，史思明见势不妙退军回洛阳据守。此后年余，两军在河南血腥绞杀不已，战事渐成僵局。

上元二年（761年）二月，肃宗轻信鱼朝恩的鼓动，命李光弼冒险进攻洛阳。

李光弼无可奈何，留李抱玉守河阳，自己与朔方节度副使仆固怀恩会同鱼朝恩进攻洛阳。结果，仆固怀恩违背李光弼军令，在平原布阵与史思明野战，被精于骑射的叛军骑兵杀的大败。

李抱玉把河阳也丢了，唐军被迫退守闻喜（今山西闻喜），所幸叛军内部再度展开连环杀，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继帝位，年号显圣。

公元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军队突破大震关（陕西陇县西境），兵锋直指长安。

刚刚登基不久的唐代宗李豫出逃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吐蕃军队随即占据长安，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傀儡皇帝。

身在陕州的代宗急招诸节度使勤王，但名将中李光弼和仆固怀恩均漠然视之，拖延不去，只有被夺了兵权的郭子仪，奔走募兵抵抗吐蕃。

身在汾州（今山西汾阳市西南，隰县附近）的仆固怀恩坐拥数万朔方军，是最有条件入关中勤王的，但此时仆固怀恩的异志已现，紧随安史之乱的仆固怀恩之乱已见端倪。

而李光弼则完全是心魔难除，一直被朝廷的猜忌和郭子仪被罢免的阴影笼罩着。

随着，郭子仪收复长安，击退吐蕃军队后。代宗任命李光弼为东都留守，李光弼再借故诏书未至推辞，率军回到徐州收租赋。其后，代宗再诏李光弼入朝，李光弼害怕宦官鱼朝恩、程元振加害，仍不敢去长安见驾。

李光弼治军严整，先谋后战，多次以少胜多，战功足与郭子仪齐名，但他在徐州时却多次推诿不肯奉召，这让他账下诸将对他的态度渐渐转变。

生性敏感的李光弼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但他却无力改变，这让他感到非常惭愧、愤懑，终致忧郁成疾。广德二年（764年）七月十四日（8月15日）在徐州病逝，终年五十七岁。

代宗为其辍朝三日，遣使吊恤其母，追赠太保，谥号“武穆”，使人绘像凌烟阁。

郭子仪一生数度起落，肃宗能拉着他的手说出，“国家再造，卿力也”的话，并不全是夸赞他的武功。

成就郭子仪一生完人的原因，除了他战场决断临机杀伐以外，还有他能屈能伸的性格。当时鱼朝恩权倾朝野之时，没少背地里给郭子仪使绊子，甚至派人掘郭的祖坟，即便如此郭子仪都能与其折节而交，这才是他宦海沉浮屹立不倒的原因。

而在这一点上，李光弼远远不能望其项背。但无论如何，一代兴唐名将如此落寞收场都令人扼腕。因此，宋代诗人徐钧才会以诗怀念：

间关百战佐中兴，料敌行师妙若神。

可惜罹谗终恨死，伤心不见白头亲。

安史之乱平叛的过程，让武将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唐朝对叛军投诚而来的骄兵悍将，极尽笼络讨好之能事，准其自带其军、自领其政、自统其民，导致河北强藩屡屡作乱，直到唐亡。

而对忠于唐室的武将，朝廷则或监视掣肘、百般刁难，或明升暗降、削夺兵权，或贬谪发配、流放赐死，除郭子仪深谙进退之道，以八十五岁高龄去世外，得善终者寥寥。

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朝廷对强横不法的武夫，按照强横的程度，给予大小不等的姑息，愈强横，得到的待遇也愈优厚。对顺从朝命的功臣，按照功绩和威望的程度，给予轻重不等的猜忌，功臣们因此对朝廷有所顾虑，不肯轻易脱离兵权和防地。”

在这种两面三刀、欺软怕硬的悖谬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的武将选择拥兵自保、图谋割据，大唐中央政权的权威也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泥淖中逐渐掉入谷底。

作为平定安史之乱最大功臣之一的李光弼，经历过军旅生涯的辉煌，却以悲剧方式在落寞中收场，这也预示着初唐、盛唐武将建功疆场、绘图凌烟时代的永远结束。

而中央政权对李光弼等武将的忌惮，也使文官带兵、以文制武成为两宋以后中原王朝军事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态。

这种制度上的改变，虽然避免了武将割据、分裂国家的情况，但同时也限制了中原王朝开疆拓土的能力。

从某程度上说，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此后汉族建立的王朝，再无汉唐时豪迈奔放的气韵和怀远天下、宾服四夷的胸襟。

短短七年的安史之乱带走了数以千万计的生灵，但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一直延续了上千年。

白发布衣的藏地读行

这个问题真的不错，

乱世出英雄，安史之乱时，强盛百年的大唐帝国内乱了，一大批武将开始涌现出来，郭子仪和李光弼就是当时最耀眼的新星，

安史之乱第二年，肃宗擅自灵武登基后，远在前线的郭李二人，马上表态，派人过来表忠心，看到他们这么懂事，肃宗也让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迅速成为肃宗一系的人。

皇帝喜欢什么样的武将呢？那就是听话，少说多做，能力怎么样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态度，听不听调遣，你能力再强，不听调遣一样是死，能力不行，只要听话，一切都好说。

不要觉得皇帝是傻子，能力强的又不听调遣，如果造反怎么办？要知道，功臣和反贼，通常只有一念之差。

军队是什么？是暴力机构，皇帝需要的强有力的执行命令，不需要他有脑子，当他有脑子了，说明开始不受调遣了。

我看看岳飞的电视剧，通常喜欢拿“十二道金牌招岳飞”的事，来显示岳飞北伐的决心，和皇帝的昏庸，但是，一个武将需要十二道金牌才能召回去，那这只军队还是皇帝的吗？

李光弼最后的名声不好，就源于此。

吐蕃打到长安了，唐代宗（肃宗的儿子）招兵勤王，李光弼对皇帝派宦官监军不满，居然不听召令，最后代宗都逃离长安了。

后来因为知道皇帝对他不满，居然想着收税以自给自足。

皇帝控制武将的方法就是人事权和后勤补给，人事权李光弼有了，如果再有税收，能够自给自足，皇帝还能控制他吗？

皇帝总的来说，还是相对信任李光弼的，一直让他独当一面，长期在外领兵，但是结果呢？

而郭子仪不一样，皇帝说什么，他就是什么，从来不唱反调，也不拥兵自重，让他出去带兵，他就去，打赢了回来，皇帝又夺他兵权，一句话不说，跟宦官鱼朝恩有矛盾，也从来都是妥协的，

当然，安史之乱后，能像郭子仪这样，拥兵而不自重的，少之又少，大多数将领都是有了军队，就开始不听调遣了，能善始善终的很少，这也是郭子仪名声大、能善终的原因，

试想一下，如果你有十万大军，军队的高级将领都是你提拔的，也就是说这只军队是你的私军了，你会没有想法？手下将领天天跟你说，造反吧！黄袍加身你就是皇帝了，你会不心动？

当你拥有十万大军，很难没有开小差的时候，而一旦你开小差了，皇帝看来你就是不听调遣了。

安史之乱到宋朝的建立，几乎没有什么武将是听话的，能善终的武将很少，武将一个不高兴，就造皇帝的反，武将的手下一个不高兴，也可以玩个下克上。

南朝居士

郭子仪是个纯粹的唐朝人，而李光弼更像一个现代人，一个被精致利己主义思想渗透的现代精英。这种思维方式上的不同，造成了他二人人生结局的差异。

郭子仪的所作所为，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很难理解。

安史之乱爆发，郭子仪被李隆基从母亲坟前征召，带领朔方军征战山西，并连续取得胜利。之后从山西入河北，与史思明等人率领的叛军反复征战，数次大胜，尤其是常山郡嘉山大破史思明叛军，取得了安史之乱平叛战局的一个战略性胜利；

但潼关失守、李隆基逃离长安，唐肃宗继位后要首先收复长安。一纸征召之下，郭子仪带领李光弼等人放弃河北战局带领五万步骑开赴灵武与唐肃宗会和，这已经是郭子仪所能掌握的大部分兵力了。（留在河北常山的少量军队在史思明反扑下全军覆灭，史思明开始反攻山西）；

灵武是唐朝朔方军节度使驻地，其他各地兵马已经向灵武集结，从沦陷区逃出的大批官吏也都围绕在新皇周围，应该是自保有余。但七月唐肃宗继位，八月份郭子仪就赶到灵武，毫不迟疑，不顾一切；

郭子仪赶到之后，成为唐肃宗的兵部尚书，但并未统管全部兵马。唐肃宗任用的一批有拥立之功的文官武将带兵与叛军交战损失惨重，同时安禄山手下大将阿史那从礼从塞外绕路并和一些异族军队数万人突袭唐肃宗大本营。郭子仪先消灭了阿史那从礼的突袭部队，又挡住了长安方向进攻的叛军，成了唐肃宗的唯一依靠；

这时，郭子仪又被任命负责潼关方向，切断叛军长安洛阳之间联系。郭子仪放弃了陪伴唐肃宗立功的大好机会前往潼关，并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如果按照名相李泌的战略部署，放长安安庆绪不打（安禄山已死），先让李光弼收复河北，从根本上断绝叛军的后路，战略局面将非常有利于唐王朝；

但唐肃宗急于收复长安以巩固自己的正统地位，就再一次把郭子仪从潼关调回了灵武，率领一批新兵弱卒仓促与叛军最精锐的主力决战。于是，郭子仪迎来了一生当中最大的一次失败，在长安清渠大败于叛军，并丢失大量粮草辎重。而潼关在安庆绪反扑下失守，叛军长安、洛阳之间通道再次被打通；

郭子仪承担了清渠战败的责任，被唐肃宗降级使用。而郭子仪重新整顿了部队，仅仅四个多月后，在长安、洛阳城下大破叛军，接连收复了大唐西都、东都，收复了被叛军占领近一半国土；

之后安庆绪败逃相州，叛军大势已去，但唐肃宗把从蜀中迎回李隆基最为第一要务，停止了对安庆绪的进攻，给了安庆绪收拢部队、固守相州的机会。这一停顿就是一年之久，唐肃宗命令郭子仪、李光弼等九大节度使二十万大军共同进剿安庆绪，却不安排总司令（总管），九大节度使一边大，只有宦官鱼朝恩作为总监军。这个仗就很难打了，缺乏统一指挥，粮草物资不足，鱼朝恩还不懂装懂胡乱指挥，围困安庆绪几个月后，九节度使大军被史思明援军击溃，洛阳再次失守；

郭子仪又一次承担了战败的责任，基本被闲置，安史之乱平叛的后几年再无带兵打仗的机会。为什么安史之乱李光弼战功第一，郭子仪只能排第二，原因就在于此，郭子仪只打了半场平叛战争。

这个过程中郭子仪不是没有怨言，曾经把从玄宗、肃宗、代宗三任皇帝期间的奏章、诏书都整理给唐代宗，以表示对国家安危、平叛战局的关心。而唐代宗和他老爹唐肃宗一样，在宦官的蛊惑下，对武将已经忌惮到骨子里，死活不肯让郭子仪领兵；

（郭子仪单骑入回纥大营）

等到安史之乱平，又来了吐蕃入侵，唐代宗被迫起用郭子仪，已经年近七十的郭子仪先是虚张声势吓走了占领长安的吐蕃，又单枪匹马闯入回纥大营说服回纥从敌军变成友军，并共同大败吐蕃。之后的十余年郭子仪一直镇守西北，多次抵挡住了吐蕃的入侵，几乎一直到去世。

对于皇帝错误的军事指挥，郭子仪无条件服从；

对于皇帝错误的战略部署，郭子仪不顾个人名声接受；

对于战败的责任，郭子仪不加争辩的承担；

对于皇帝闲置他的命令，郭子仪无保留接受；

对于皇帝重新启用他，郭子仪不讲条件、不计报酬的去工作。

至于不顾个人安危单骑入敌营，只是郭子仪传奇人生的一个小小的点缀。

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郭子仪可以称得上宠辱不惊。这样的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在哪里都能独当一面，皇帝有什么理由去针对、去迫害？

李光弼的所作所为，似乎是个穿越者的思维方式。

现代人，就是被精致利己主义思想左右的思维方式。

李光弼最初在郭子仪部下，随郭子仪收复山西，战于河北，并一起赶赴灵武。之后开始独当一面，先负责山西防御，在太原保卫战中大胜；九节度攻相州他也参加，唐军失败后镇守洛阳黄河对岸的河阳，并在河阳保卫战中大胜史思明；之后被调到平叛战局的南方，负责江淮地区攻略，收复了整个江淮。

单纯从战功角度，李光弼单独负责的太原、河阳、江淮战役都取得了胜利，基本上打满了全场，战功第一毫无疑问。

但安史之乱后的李光弼就变了一个人，唐代宗连续三次征召，他都没有服从。第一次是吐蕃入长安命他率部解围，第二次是命他负责镇守洛阳，第三次是让他去长安述职。

确实，已经有一批人被宦官陷害失去兵权、甚至丢官罢职，包括郭子仪（闲置）、仆固怀恩（逼反）、来瑱（被贬官赐死），甚至还有丢了性命的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安思顺等人。

这时的李光弼，就只想着留在江淮徐州自己的大本营，由自己亲信的军队保护着，再也不想为大唐王朝的安危多付出一点了。这就是藩镇，无论是主动成为藩镇还是被动成为藩镇。

从统治者或者皇帝的角度考虑，忠诚是第一位的。而现代人的思维往往要先分对错，先看是不是有足够的好处。

这时的李光弼已经成为大唐的异类，已经违背了他一生的忠诚、正直的信条，甚至他的部下、从安史叛军投降过来的将领都对他表示了不满。而李光弼纠结在这种思想矛盾当中，他内心知道该像郭子仪一样去做，但又不想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付到皇帝手中。于是，李光弼郁郁而终。

李光弼虽有不服从皇帝命令的行为，但并未谋反，所以死后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谥号武穆。这是武将里第二好的谥号了，而郭子仪是最好的谥号忠武。

李光弼是有文化、有思想，是文武全才的优秀将领，军纪森严、赏罚分明。曾著有多卷兵法，并培养出来大批将领，在军事理论方面成就很高。但正因为此，思想上的负担才会压垮了他，反而像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纯粹粗人才不会把背叛当作多大的事情，有好处就忠诚，没好处就叛变，无思者无忧。

总之，郭子仪和李光弼同样是盛唐培养出来的优秀将领，但思维方式和思想格局的差别，决定了二人的不同结局。

郭子仪未必不担心自己的安危，但郭子仪比李光弼看的更加透彻，思维更有深度，这才得到了千古传颂的完美结局。用现代的话来说，郭子仪做到了顺利起飞，并平安着陆。

而李光弼，飞的挺高，落地不稳。后世善良的评论者只说他在军事方面的成就，而刻薄的评论者直接把他归为叛逆，与中晚唐的诸多藩镇同列。

用数学和工程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历史，妄图以古喻今。理工男读历史，欢迎关注和讨论。

理工男读历史

安史之乱使得郭子仪与李光弼在历史舞台上精彩演绎一番，此二人都是唐中兴之将，风光无限。然而结局却是郭乐享天年，李郁郁寡终，究其原因我的拙见是跟郭李二人的为官处事之道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郭李是平定安史之乱主将。下面咱们简略地了解二人的战绩：天宝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75年，因安史之乱的爆发，朝廷正需要有人来平定叛乱。此时，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李光弼在职长安，后奉召奔赴前线作为郭子仪的副手。郭李领导朔方军经常山之战、嘉山之战、河阳之战、太原之战、邺城之战等终于平定了安史之乱。

其实，我认为李光弼的军事才能与功劳并不输给郭子仪，主要原因是李光弼一直处在与安史叛军作战的前线，就拿太原一战来说。

太原之战

郭子仪率领朔方军已在河北地区取得大胜，但在收到消息“哥舒翰败，天子入蜀，太子即位灵武”之后，不得不放弃优势，率朔方军精锐部队奔赴灵武护驾。安史叛军趁机兵入关中，在山西、河北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李光弼此时手里只有微弱兵力苦苦支撑。

太原战前施展“美马计”挫败叛军锐气

李光弼接连打退叛军多次进攻，在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使用“美马计”（诱惑）从叛军手里搞走了几百匹良马，又凭借河阳黄河两岸三城相连的铁墙铜壁，使得史思明无可奈何。

太原正战

公元757年(唐肃宗至德二年)正月，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上党（今山西长治），高秀岩自大同(今山西朔州东北马邑)，牛廷玠自范阳(今北京城西南)集结兵力10万，大举围攻李唐龙兴之地太原。这个时候，朔方军精锐部队都被郭子仪带去护驾，李光弼手下只有河北兵士五千人，就算加上地方团练也不足万人。

面对叛军滔天势焰，李光弼账下诸将都惶惧不安，主张凭借晋阳坚城死守。但李光弼确认为守城必辅以野战，他力排众议分精兵在山中埋伏，自己则在城中动员军民挖壕筑垒，并事先打制了几十万块土坯砖，一旦城墙破损马上便能修复。对于心中揣测的诸将，他当众将一把小刀放在靴内，并立誓“城在人在，决不投降”。

李光弼“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迅速感染了唐军将士，当叛军攀城仰攻时，唐军上下以死相搏，堪堪顶住了叛军的狂潮。史思明见仰攻坚城部署损失太大，便从山东运取攻城器械，并以三千蕃兵护送，不料这正好成了潜伏唐军的盘中餐，埋伏已久的唐军一拥而上，将蕃兵全歼。

后来，李光弼又地道战诈敌，效仿田单破燕摆下“火牛阵”。

一战成名

太原之战奠定了山西战争的态势，也为日后唐军收复两京打下了基础。此战之后，唐廷任命李光弼为太尉，兼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封魏国公，实封八百户。

军事上，李光弼胜郭子仪一筹，而在安史之乱被平定以后，郭李二人在朝廷的表现出现了分水岭。

郭子仪除在战场决断临机杀伐以外，他能屈能伸，实乃大丈夫也。比如当时鱼朝恩权倾朝野，好多次背地里给郭子仪使绊子，甚至派人掘了郭子仪的祖坟，即便如此郭子仪都能与其折节而交，这才是他宦海沉浮屹立不倒的原因。

郭子仪享年85岁，生前被多次去兵权但都无怨服从，郭信朝廷，朝廷也信他，其死后，追赠太师，谥号忠武，配飨代宗庙廷，陪葬建陵。

而李光弼在平定安史之乱后第二年就驾鹤西去了，享年57岁。李光弼忠于朝廷，但是他在朝中的关系处得很糟糕，他怕人陷害，心有顾虑，不敢上朝，于是受到朝廷猜忌，失去兵权，抑郁而死。

所以，官道也是人道，有能力也要有智慧。

读耕

性格决定命运，这话用在郭子仪和李光弼身上是恰如其分。

老子说：刚易折，柔恒存。意思是说性格刚硬不知变通，就很容易吃亏。而如果学会完善自己的个性，并善于控制情绪，将左右逢源，无往而不利。

郭子仪因柔而恒存，李光弼却因刚而早折。

从个人性格上来比较的话，郭子仪谦逊、低调、宽厚、温和、胸襟广阔，能容人所不能容，连最狠戾阴毒的大太监鱼朝恩都能被感化。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几乎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功高不震主的名将，连唐代宗都能心平气和地说出“如果郭子仪想当皇帝，那李唐早姓郭了”的话。

李光弼恰恰相反，性格刚硬率直，一丝不苟。《旧唐书•李光弼传》有这么一句话：“丁父忧，终孝不入妻房”。说明他是一个极其道德自律的人，这种人的极端就是颜回那样子。

从治军风格上也可以看出两人的差别。在军中，郭子仪是出了名的宽松仁厚，但其巨大的人格魅力却能让每个人都规规矩矩服服贴贴。公元759年，因邺城大败，郭子仪卸任，李光弼接替。一到任，李光弼就全部推翻了郭子仪那一套，行事从军令，违令从军法，一时间军容肃然。不过，这让大家极不适应，更让本来就怀念郭子仪的诸将们大感不满，纷纷暗中抵制，还差点引发了一场兵变。

代宗即位后，对藩镇的忧惧让他看谁都不放心，其中更包括徐州的李光弼，于是就想给个虚衔搁置起来。李光弼大概有点想不通：一生为国尽忠竟落得如此田地，于是拒不到位。结果代宗又走了一步臭棋：把李光弼母亲接到长安，相当于当了人质。李光弼更是忧愤难当，竟一病不起。

广德二年（公元763年）七月，李光弼去世，年仅五十七岁，谥“武穆”（和岳飞一个级别）。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六月，比李光弼大十岁的郭子仪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谥“忠武”。

老子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此郭子仪之谓也！

彼岸历史

郭子仪和李光弼同为大唐名将，并平定安史之乱。可以说，安史之乱的最终失败，郭子仪、李光弼二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二人对唐朝江山社稷，都有名副其实的再造之功。

但是郭子仪和李光弼二人的结局，却是天壤之别。郭子仪活到八十五岁，先后被封为汾阳郡王、尚父、太尉、中书令，唐德宗甚至赐他“尚父”之名，得因于皇帝的宠爱，郭子仪在福寿富贵中安详辞世，并被追赠为太师，谥号忠武，配飨代宗庙廷，陪葬建陵。因此郭子仪经常被比作五福俱全的人物。

而李光弼的下场就要凄惨得多。同为中兴名将，功业不次于郭子仪，可他的人生经历却极为不顺，最后却在惭愧悔恨中郁闷成疾，黯然死去，享年只有五十七岁。

同为大唐功臣，为何二人结局如此不同？清朝大学者蓝鼎元，在他的著作《修史试笔》中认为，李光弼的用兵之才和胆略见识，即使是郭子仪也会服气，但他有一个方面却远不如郭子仪，就是“德”，这是二人的最大差别，也是造成二人结局不同的终极原因。这个“德”字，不是指个人私德，而是指忠君报国的大德。郭子仪对唐朝皇帝始终如一，忠心不二，而李光弼在此方面就有很多欠缺，大德有亏。安史之乱平定过程中，鱼朝恩、程元振等大宦官先后上台，获得皇帝宠信，作威作福，成为唐朝政坛上一股强大的新兴势力，皇帝对他们言听计从。郭子仪、李光弼等重臣，都曾受到他们的挟私报复打击。但郭子仪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处处时时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李光弼则表现的有些小肚鸡肠，来了个针尖对麦芒，把自保放在第一位，国家利益经常被他抛之不顾。最后发展到李光弼竟然连皇帝的旨意也不听。他拥兵自重盘踞徐州期间，吐蕃大举入侵，一度攻克长安。唐代宗急令李光弼率军勤王，国难当头之际他却无动于衷，拒绝出兵。后来皇帝多次委任他官职，让他进京陛见，李光弼一概不理，找种种理由拖延抗拒。武将们的天职就是保家卫国，国家危亡之际，不能以任何理由拖延抗命出战。李光弼一再抗旨，尽然成为一方军阀。李光弼的这种行为，最终也遭到了部下的轻视，认为他胆怯而不忠诚，但他又不愿做出改变，最终在极为矛盾的情绪中郁闷成疾，一病不起。

反观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他指挥了攻克河北诸郡之战、收复两京之战、邺城之战等重要战役，他的儿子郭旰也英勇战死；安史之乱后，他计退吐蕃，说服回纥，威服叛将，平定河东，有再造大唐之功劳。郭子仪的赫赫战功也遭到来自朝廷权臣的猜忌和谗言，有人屡次诬告他拥兵自重，唐肃宗也因此几次急诏他回京述职。与李光弼拥兵自重拒不听旨不同，郭子仪只要一得到诏书，每次都是当天就移交兵权，随来使启程回京。甚至还多次上书皇帝自请解除“天下兵马副元帅”和节度使的职务，要求留在京城任职。这也就使得唐肃宗彻底打消了对郭子仪的疑虑，更加放手让他统领军队，任谁在耳朵边吹阴风也不起作用。史书称赞他“功高盖主主不疑，权倾朝野臣不忌”。

一个人对国家、对君王的忠诚之德，往往在受到委屈，甚至受到诬陷时才能更加真切地表现出来。许多人经受不住各种憋屈，或举兵造反，或负气出走，逞一时一己之快，却对国家、人民造成巨大损失。这也就是郭子仪与李光弼二人结局反差之大的根本原因。

StayFighting

郭子仪和李光弼，同为唐朝名将，早期的郭子仪其实在官场中地位稍弱于李光弼，郭子仪是武举中第，在唐朝前期一直未被重要，直至唐朝中期安史之乱爆发，率兵勤王，大功使然，官封兵部尚书，后辅佐广平王收复两京，之后破吐蕃，平步青云，直至去世，也被追赠太师，陪葬于建陵，可谓晚年安度，功成名就。

我们回头看看李光弼，安史之乱中经郭子仪推介，参与平乱，在军事上李光弼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安史之乱平定，李光弼“战功推为中兴第一”，但是在政治上李光弼可谓是稍差于郭子仪，晚年更是被宦官谗言，最终在徐州病逝，换句话说，和李光弼一样的名将还有很多，如白起，你们怎么看呢？

经典细谈

郭子仪是唐代武则天时期的武状元，早年名不见经传，直到国家蒙难之时，才备受重用。他“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又有“功高主不疑，权重人不忌”的境界。他不但有过人的军事才能，还具备一定的政治才能，善于从政治角度观察、思考、处理问题。可谓文武兼备、智勇双全。一个将军要在战场上立下不世之功，需要勇武和韬略；而要在险恶的官场上得以不被怀疑、全功保身，就需要有一定的政治远见。

康熙帝评价认为，自汉唐以来的功臣，功名最大、福泽能全的，以郭子仪为第一；并不是他得天独厚，而是因为它能忠诚辅助、谦虚谨慎，不敢以功业自尊自大，所以能终身显赫荣华，名声流传后世。对于郭子仪有次在外征战时，听闻父亲坟墓被盗掘，明知是鱼朝恩暗中派人所为，回朝后却说是因为自己治军不严而遭到天谴这个典故，康熙帝认为他的胸襟之宽大、见识之高明远在一般人之上。

乾隆帝的评价认为，郭子仪忠正老成，平生对上忠心、对下宽恕、待人和善有诚意，所以朝廷给予他恩泽、小人也受到他的感化。

从这两位帝王的评价中可以看出，郭子仪能善终并非偶然。

跟郭子仪相比，李光弼的军事才能虽然不在他之下，可是胸怀和见识、智慧就远远不及了。跟郭子仪一样的是，他也治军从严、谋定而战，能出奇制胜、以少胜多，功劳盖世，也遭到宦官的嫉妒和陷害。不同的是，他竟惧怕宦官，逃避宦官的诬陷。吐蕃攻入关中、占领长安，代宗出逃的时候，急诏李光弼奔赴拒敌。然可笑又可恨的是，他因害怕遭到鱼朝恩、程元振等宦官陷害而拖延未去，幸亏吐蕃被郭子仪打败，长安方可脱险。后来代宗任命他为东都留守、诏他入朝，他都因害怕宦官陷害而推辞不敢前去。

正是因为他的胆怯和懦弱，部将们对他的敬畏态度就有了很大变化，他自己也因不得志而感到羞耻、惭愧，最后积郁成疾，五十七岁就病逝了。

可见，两人的结局不同，是因胸怀与见识的距离。正如康熙帝评郭子仪：“其虚怀卓识过人远矣。”非李光弼能及啊！

倚斋听风雨

郭子仪（697－781），唐代杰出的名将、政治家兼军事家。安史之乱爆发以后，郭子仪受命担任朔方节度使，率军勤王，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德二年（757），郭子仪协同广平王李俶（即后来的唐代宗）先后收复长安、洛阳，以此大功加司徒，封代国公。乾元元年（758）八月，更进位中书令。

郭子仪被尊为“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爵封汾阳郡王，享年85岁高寿，可谓大富贵亦寿考。传说郭子仪大寿，子女皆往拜贺，七子八婿满床笏，帝恩之盛古今罕有。有关故事还被演绎成戏曲，成为后世常见的吉祥戏码。

（《打金枝》又称《满床笏》《汾阳富贵》《福寿山》《百寿图》等）

李光弼（708—764 ），契丹族出身的名将，天宝十五载（756），在郭子仪的推荐下担任河东节度副使，参与平定安史之乱。乾元二年（759），任天下兵马副元帅、朔方节度使。

与武举出身的郭子仪相比，李光弼因为本身就是左羽林大将军李楷洛第四子的身份，一开始就袭封蓟郡公，起点较高，后来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因为功勋卓著，也进封临淮郡王，及至安史之乱平定，李光弼的功绩也得到朝廷的充分肯定，但其收稍是因为被宦官程元振、鱼朝恩等谗害，应对又不得宜，招致朝廷的不满，部下不服，因而忧谗畏讥，愧恨长逝，其人生的结局与郭子仪可以说不同。

《新唐书·李光弼传》记载：

《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

正如黄永年先生所言：

然而，或许正因为此，郭子仪自我定位比较准确，为人宽厚谨慎、谦退低调，和性格刚毅、个性强悍的李光弼不同，换言之，李光弼在处理人际关系、统御部下方面有不如郭子仪之处。

两人的不同结局，当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性格因素无疑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

当然，这只是千年之后的事后分析，就事论事，不希望得出圆润低调则平安，英雄气概早晚要完球的结论，这很酱缸。

谈古论金

安史之乱差点把唐朝大卸八块，即使苟活下来，也不复昔日的强盛。不过，唐朝能续命，要感谢很多名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郭子仪和李光弼。二人都在这次平定安史之乱中，为大唐立下赫赫战功，并称为唐朝中期的中兴名将。其中李光弼被人推为“战功第一”，比郭子仪还要出色，而郭子仪却是得到唐肃宗盛赞“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

同样是中兴名将，李唐天下最后的守护者，可是两人的结局却大为不同。李光弼在平定安史之乱后的第二年就死去，只活到57岁。而郭子仪仍然执掌天下兵马，荣华富贵一生，一直活到85岁。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其实从俩人的评价就可以看出，李光弼的评价很高，却是后人给他的。郭子仪得到是皇帝的认可和感激。可以说郭子仪对皇帝忠义耿耿，惟命是从。并且郭子仪甘愿为皇帝背锅，绝无怨言。两次被罢免兵权，郭子仪都泰然处之，这样的人精，自然不会引起皇帝的猜忌。同时，郭子仪还深总谙为臣之道，对于赏赐，他只接受财物，不要官位。郭子仪还在生活上极尽奢化，这其实是在学萧何，自污授皇帝以柄，表示自己没有政治野心，让皇帝放心。郭子仪待人处事都是谦让有加，绝不轻易得罪人。连鱼朝恩几次陷害郭子仪，最后都被郭子仪感动了，流着泪说“非公长者，能无疑乎”。后人对郭子仪评价相当高，所谓“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确实在历史上非常罕见。

而李光弼，虽然能征善战，但是缺乏政治眼光，情商相对较低（有类类似岳飞）。他在前往太原任职时，由于御史崔众不肯交出兵权，李光弼将他下狱。此时钦差前来宣旨，擢升崔众为御史中丞。若是一般人，把他送走也就罢了。可是李光弼公然抗旨，斩了崔众。还说“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李光弼没有反叛之心，但他这么做，等于当众打皇帝的脸，哪个皇帝喜欢这号楞头青？

李光弼也曾遭到太监鱼朝恩、程元振的诽谤。但是和郭子仪主动化解矛盾的做法不同，他采取的办法是回避。但他这么做，不但改善自己的处境，反而更加恶化。公元763年，吐蕃攻陷长安，大军压城，唐代宗几次命李光弼救援保驾，可是他却拥兵不动，唐代宗脸上挂不住，心里怎么想？唐代宗开始怀疑李光弼。来瑱被杀后，李光弼吓得不敢入朝，最终郁郁而终(JL)。

關鍵字: 李光弼 文化 安史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