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
時間當時很發愁，在央視內部，他招不到自己想要的人，只能到央視外社會上找人，只要人合適，專職、兼職都可以。
第一批進《東方時空》的人，很像今天的“傳銷”組織，都是通過熟人相互推薦的方式進入《東方時空》工作。
白巖松當時在《中國廣播報》當編輯，時間“開著個雪鐵龍、手裡拎著個包，拿著個大哥大，像是江湖中人”。白巖松不敢在辦公室談兼職工作的事情，把時間拉到院子裡的自行車棚附近聊天。時間當時對白巖松的印象是，“一個瘦猴子”。白巖松把幾篇採訪香港歌星的稿子給時間看，時間看了一兩篇對白巖松說，“你就是我要的人。”
沒有樣片，時間描述了一個節目的概念，但“兼職”在當時是一個很時髦的名詞。
幾天後，白巖松到了《東方之子》在亞運村匯園公寓租的演播室。時間把白巖松介紹給欄目組同事“這是我請來的策劃，白巖松。”結果當時的主持人胡健接了話：“我還以為你請來一個老頭，沒想到請來的是這麼一個小破孩兒。”她說完起身就走了。
白巖松就當了兼職的策劃。他當時主要給胡健等主持人策劃選題，準備採訪資料，設計問題。“時間身邊當時高人很多，鄭也夫、張元、吳文光、段錦川，我不過是一個幫他做具體工作的人。”但時間沒料到，胡健和當時特約主持的學者專家一樣，根本不聽白巖松的建議，不採用白巖松設計的問題。
“後來有一天，我和時間，還有攝像師在一起看一個紀錄片，時間突然說，‘你當主持人吧。’我說‘堅決不’。攝像師當時插了一句，‘白巖松做主持人，剛開始人們可能不接受，但時間長了，可能大家就會接受。’這句話打動了我。”白巖松回憶說。
白巖松當時不敢出鏡，是怕單位領導看到，發現自己在外面兼職。後來時間打消了他的擔心，“你見過早上有人看電視嗎？沒有人啊，誰會看你啊？等單位發現，估計是半年、一年後，到時候如果不讓你兼職，咱們再合計吧。”白巖松就這樣當了主持人。
水均益的同事蓋晨光找他，約他一起為《焦點時刻》做節目策劃，找選題、寫策劃方案，掙外快，在請示領導獲得同意後，他答應了。然後張海潮就到了新華社，在大樓的咖啡廳談合作。做了幾期《焦點時刻》的節目後，張海潮就讓他出鏡當了主持人，理由是他“外形合適，節目也是你策劃的”， 和《東方時空》培養記者型主持人的目標一致。
水均益錄製的第一期節目是“柬埔寨大選”， 第一期節目做完，第二天早上就播出了。
“我當時錄製完節目，心花怒放，給我爸爸媽媽拍了電報，內容是我上電視了，請注意收看明天早上的《東方時空》。第二天早上，節目一播完，我父親給我發電報，說很好。新華社的朋友和同事也說，在電視上看到我了。我當時想，電視影響力好大，上一回電視比在新華社寫二十篇稿子，《人民日報》發十篇文章，認識我的人都要求多。”水均益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後來，為保留核心的業務骨幹，央視給了《東方時空》一部分進人指標。工作不到幾個月，白巖松就作為正式員工調入了中央電視臺。一年後，蓋晨光從新華社調入中央電視臺。又過了一年，水均益從新華社進入了中央電視臺，是央視引進的最後一人。因為交還了新華社的宿舍，孫玉勝特批，每個月給水均益2500元住房補貼。水均益租了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
崔永元是後來特批調入央視的正式員工。他給《東方時空》幫忙做的第一個節目，是開播一百期特別節目，他當時是兼職的編導，除了選題撰稿外，他還給畫面配音解說。《東方時空》三週年特別節目，時間讓崔永元當了導演。這個節目讓時間覺得，崔永元可以當主持人。“當時誰都沒有印象。只有在我心面，埋了他這個棋子，他自己可能都忘了。”
後來，時間辦《實話實說》的時候，試了幾個主持人不理想後，他提議讓編導崔永元試試。當時，崔永元不願意：“我不想做主持人，我覺得做不了，觀眾接受不了我來做主持人。但當時實在沒人了，節目已經確定了，非做不可。”
節目錄制的前一天，崔永元焦慮，在床上輾轉反側，睡不著。我想怎麼做主持人，可能就是我記者採訪的狀態，我只能這樣了，也不會別的。然後我還背了很多詞，但一到現場一下子就忘了，紅燈一開，忘得一乾二淨，就只能平時怎麼說話就怎麼說了。”
節目錄制的時候，現場的攝像師對崔永元特別不滿意，因為一錄製的時候，他就不知道機位在哪裡，也不知道說話的時候面對攝像頭。即使攝像師怎麼揮手，拿手電照，沉浸在採訪狀態中的崔永元都忘記了，他眼睛裡只有嘉賓。
“怎麼呢？因為我顧不上這些，我想辦法在聽嘉賓在說什麼，我聽明白他說什麼了，我才知道我要說什麼，所以我顧不上這些。”崔永元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當時，攝像師不高興，現場發脾氣了，後來時間就罵：“你們這幫傻逼，手裡的那個機器是死的嗎？就不能有一個人扛著跟著崔永元嗎？他走到哪兒你走到哪兒，對著他的臉拍，這不就完了嗎？”
崔永元的最大問題解決了。“我們果然就這樣了。移動攝像從我這兒開始，從前演播室沒有過這樣的事，一個人扛著攝像機從頭到尾跟著我走。如果我離觀眾太近了，他就趕緊跑到觀眾席上反過來對著我，這樣就能保證拍到我的正面了。”
崔永元在節目錄制中，有時候問現場觀眾，也問現場拍攝的攝像師：“這個事情你是什麼觀點呢？他扛著攝像機也得說。後來導致沒有攝像師願意跟著我，說我老刁難攝像師，最難的問題老問攝像師，攝像師說不出來又覺得特丟人。攝像師人家也忙，腦子沒在這兒。但我覺得我們這個都是大膽的創新。”
敬一丹和方宏進是孫玉勝找來的。“當時，孫玉勝給我打了個電話，他說我準備辦一個每天播出的輿論監督的欄目，我想到了兩個主持人，一個是你，一個是北京電視臺的方宏進，你考慮一下。”敬一丹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
敬一丹很慎重，考慮了很長時間。“當時我正在辦《一丹話題》，這個節目是趙化勇點的題，當時趙化勇是經濟部的主任，很器重我。《東方時空》開播，我們全臺老職工，在中央電視臺已經工作的鐵飯碗的這些人，其實一直在關注，《東方時空》會是什麼樣子。《東方時空》和我們平常辦的電視節目很不一樣，連續觀察一個多星期，我看出了節目的方向，對自己也有了一個重新的認識。”
敬一丹給孫玉勝回覆：現在經濟部不放我，過一時間我如果來還行嗎？孫玉勝答應了。“因為趙化勇也曾經是孫玉勝的部門主任，所以孫玉勝不能公然挖人，他只能讓我自己去努力。《一丹話題》最後一期節目的時候，我就把告別的話錄完了。審這個節目的時候，趙化勇說，你準備結束了？對。你們誰都不能說服我了，我去意已決。”
敬一丹看中的，其實是《東方時空》的社會化辦節目的製作模式。“《一丹話題》沒有製片人、策劃一說，我就是這個節目的編導，後面一個技術力量的支持，演播室、攝像、技術性編輯，跟內容直接相關的，就我在那兒盯著，有點吃力。《東方時空》是那種集團式的組合，有策劃人，專家學者的團隊支持，特別有前沿感，當時看它也很現代，最重要的因素，還是輿論監督這種節目能夠出現在中國電視上，讓我興奮，我覺得這就是乾電視，當記者當主持人都應該有的這麼一次機會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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