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墓園立有碑聯:“漢業唐規,西陲永固。”顯然,後世將自漢朝之後捍衛國家領土主權的功績,當做了左宗棠一生最大的功業。
清朝列二十位名臣,曾國藩、左宗棠並列其中。單就事功而論,除了有“大清開國第一臣”之稱的多爾袞與左宗棠難分軒輊,其餘前朝隆科多、年羹堯、鄂爾泰,以及同朝的僧格林沁,無論事功還是文治,均無力與左宗棠比肩。
有清一朝,封一等侯者13人,大多身隨時隱。隨舉伊爾德(順治十四年九月封“宣義侯”)、張勇(康熙十五年八月封“靖逆侯”)、田象坤(康熙二十五年七月由襲爵以軍功晉封)等人,今天鮮有人知其名,遑論其事。
比照來看,左宗棠在生時封賞一等侯仍嫌單薄,為何最終一個“二等恪靖侯”便草率打發?其中必有隱情。
在《左宗棠:帝國最後的鷹派》一書中,筆者提到,左宗棠收復新疆後,清廷就面臨如何獎賞的問題。有大臣建議封王;而恭親王建議封公。
慈禧最終將這兩種意見都否定了。理由是,本朝之內,任何人得到超過曾國藩的封賞都不合適。
慈禧早年曾許諾:誰取下南京,就封他為王。不想她最後食言,曾國藩只獲得一等毅勇侯。慈禧乾脆一錯再錯:封左宗棠為侯。用意是,曾國藩與左宗棠兩個侯,加起來等於一個王。
這一論斷不是妄測,有親歷者的史料作支撐。曾國藩心腹幕僚薛福成在《庸庵筆記》中如此記稱:
“曩聞粵寇之據金陵也,文宗顯皇帝顧命,頗引為憾事,謂有能克復金陵者可封郡王。及曾文正公克金陵,廷議以文臣封王,似嫌太驟,且舊制所無。因析而為四,封侯、伯、子、男各一。曾文正公封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曾沅甫官保封一等威毅伯,提督李臣典封一等子,提督蕭孚泗封一等男。”
也就是說,咸豐皇帝在生時曾留下遺命,消滅太平天國者封王。但當曾國藩統帥湘軍一舉端掉太平天國,慈禧太后召開高層會議議論封賞,大家一致反對封王。理由是,太突兀,沒先例。這理由自然有點扯,沒先例開個先例不就得了?曾國藩最終只得到個一等侯。
誰能料到,曾國藩當年封賞偏低,14年後直接影響到左宗棠。
作為親歷者、見聞者,薛福成對於其中的曲折原委,也有一段真實的記述與評議:
“左文襄公之肅清甘肅新疆也,廷議援文襄公長齡平張格爾封公之例,擬封一等公爵。皇太后謂:‘從前曾國藩克復金陵,僅獲封侯。左宗棠系曾國藩所薦,其所用得力之老湘營,亦系曾所遣,將領劉松山等,又曾所舉也。若左宗棠封公,則前賞曾國藩為太薄矣。’乃議左公以一等恪靖伯,晉二等恪靖侯。所以不獲一等者,示稍遜於曾公也。”
照這段記述,朝廷的初衷,據左宗棠功業,本議定封公。為什麼又降格為侯了呢?朝廷基於三個方面的考慮:
一者出身,左宗棠1860年出山之時,名義上是曾國藩的助手、湘軍副統帥;二是人脈,左宗棠收復新疆的先鋒主力老湘營,是曾國藩裁撤湘軍時保留下來送給左宗棠的;三為平衡,一旦將左宗棠封公,則曾國藩的一等侯就被比下去了,朝廷感到對不住曾國藩。
歷史當事人的記述跟評議,無疑能代表歷史其時的主流輿論。
但薛福成只是站在朝廷政治、官場人事關係的角度分析,雖然基本道出了實情,但今天我們如果能站到百年後更高、更遠的國家、民族大義的層面,則又能有歷史當事人所不能看清的發現。
慈禧不放開獎賞左宗棠,讓左宗棠超過曾國藩,表面看,是薛福成說的三個原因,深層原因,還在於大清帝國有一個繞不過的邏輯:左宗棠收復新疆,影響力再大,也是民族性、歷史性的;曾國藩攻克南京,則是朝廷意義上的,至少曾國藩挽救了大清王朝。
根據大清帝國的邏輯,挽救朝廷、清政府比外爭族權、強盛民族重要。清廷代表國家、政府,則皇帝就是國家、政府;但族權對應的是天下同一民族的公民利益,予朝廷私利,兩者仍有區分。
也就是說,左宗棠對中華民族的歷史貢獻再大,清廷在封賞上一定不能真實體現出來,否則會產生“民族利益大於大清朝廷利益”的輿論導向,皇帝制度就會被連根搖動,皇帝再想專制獨裁就不靈了。
對左宗棠來說,他40歲前以為將終老於鄉,封二等侯已屬過望。但晚年既然成就了千古功業,他還是十分在意歷史評價。他在生時聲望鼎盛,自然無法預料到二等侯在身後帶來的尷尬。
因為既沒有封“西北王”,也沒有封“恪靖公”,在官方權威評定中,左宗棠的高度不夠。也因此,左宗棠身後,有三道標籤,像三道門牆,成了後世戲謔他,不願深入瞭解他的障壁:
一、左宗棠畢生功名止於舉人,後世便拿他做“草根逆襲”的勵志教材;事實上,連秀才文憑都被耽誤了的他,一考便中舉人,堪稱“天才”,名副其實的“學霸”。
二、左宗棠畢生耿介、剛直,為了正義不懼腐惡,以捍衛讀書人的氣節與風骨,後世卻將他解讀為“痴慢”、“傲氣”,不能容物;事實上,左宗棠只有“盛氣”與“志氣”,兼有“個人道德潔癖”,並無“痴慢”、“傲氣”。
三、二等侯的標籤,讓他身後若有若無地生活在曾國藩的陰影裡,沒有人再想著去專門關注他,去發現左宗棠生平最大的事功,都是在曾國藩去世後創立的這一史實真相。
歷史人物,幾乎都有“正史形象”與“民間形象”兩面,一般差別不至不大。但左宗棠的這兩面形同天壤,判若雲泥。為什麼?跟前面三道門牆,有不小的關係。
不能忽視,對多數普通讀者而言,“民間形象”是瞭解歷史人物的第一印象,一旦先入為主,“正史形象”便只能起到印證作用,導致越看越偏,淺嘗輒止。
而要改變這種閱讀偏差,只能回到歷史,尊重史實,擯棄固見,公正客觀地深入閱讀。
在今天這樣一個流行“淺閱讀”的時代,要想真正看見左宗棠的真面,需要放下偏見,沉澱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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