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墓园立有碑联：“汉业唐规，西陲永固。”显然，后世将自汉朝之后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功绩，当做了左宗棠一生最大的功业。
清朝列二十位名臣，曾国藩、左宗棠并列其中。单就事功而论，除了有“大清开国第一臣”之称的多尔衮与左宗棠难分轩轾，其余前朝隆科多、年羹尧、鄂尔泰，以及同朝的僧格林沁，无论事功还是文治，均无力与左宗棠比肩。
有清一朝，封一等侯者13人，大多身随时隐。随举伊尔德（顺治十四年九月封“宣义侯”）、张勇（康熙十五年八月封“靖逆侯”）、田象坤（康熙二十五年七月由袭爵以军功晋封）等人，今天鲜有人知其名，遑论其事。
比照来看，左宗棠在生时封赏一等侯仍嫌单薄，为何最终一个“二等恪靖侯”便草率打发？其中必有隐情。
在《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一书中，笔者提到，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清廷就面临如何奖赏的问题。有大臣建议封王；而恭亲王建议封公。
慈禧最终将这两种意见都否定了。理由是，本朝之内，任何人得到超过曾国藩的封赏都不合适。
慈禧太后像
慈禧早年曾许诺：谁取下南京，就封他为王。不想她最后食言，曾国藩只获得一等毅勇侯。慈禧干脆一错再错：封左宗棠为侯。用意是，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个侯，加起来等于一个王。
这一论断不是妄测，有亲历者的史料作支撑。曾国藩心腹幕僚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如此记称：
“曩闻粤寇之据金陵也，文宗显皇帝顾命，颇引为憾事，谓有能克复金陵者可封郡王。及曾文正公克金陵，廷议以文臣封王，似嫌太骤，且旧制所无。因析而为四，封侯、伯、子、男各一。曾文正公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曾沅甫官保封一等威毅伯，提督李臣典封一等子，提督萧孚泗封一等男。”
也就是说，咸丰皇帝在生时曾留下遗命，消灭太平天国者封王。但当曾国藩统帅湘军一举端掉太平天国，慈禧太后召开高层会议议论封赏，大家一致反对封王。理由是，太突兀，没先例。这理由自然有点扯，没先例开个先例不就得了？曾国藩最终只得到个一等侯。
谁能料到，曾国藩当年封赏偏低，14年后直接影响到左宗棠。
作为亲历者、见闻者，薛福成对于其中的曲折原委，也有一段真实的记述与评议：
“左文襄公之肃清甘肃新疆也，廷议援文襄公长龄平张格尔封公之例，拟封一等公爵。皇太后谓：‘从前曾国藩克复金陵，仅获封侯。左宗棠系曾国藩所荐，其所用得力之老湘营，亦系曾所遣，将领刘松山等，又曾所举也。若左宗棠封公，则前赏曾国藩为太薄矣。’乃议左公以一等恪靖伯，晋二等恪靖侯。所以不获一等者，示稍逊于曾公也。”
照这段记述，朝廷的初衷，据左宗棠功业，本议定封公。为什么又降格为侯了呢？朝廷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者出身，左宗棠1860年出山之时，名义上是曾国藩的助手、湘军副统帅；二是人脉，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先锋主力老湘营，是曾国藩裁撤湘军时保留下来送给左宗棠的；三为平衡，一旦将左宗棠封公，则曾国藩的一等侯就被比下去了，朝廷感到对不住曾国藩。
历史当事人的记述跟评议，无疑能代表历史其时的主流舆论。
但薛福成只是站在朝廷政治、官场人事关系的角度分析，虽然基本道出了实情，但今天我们如果能站到百年后更高、更远的国家、民族大义的层面，则又能有历史当事人所不能看清的发现。
慈禧不放开奖赏左宗棠，让左宗棠超过曾国藩，表面看，是薛福成说的三个原因，深层原因，还在于大清帝国有一个绕不过的逻辑：左宗棠收复新疆，影响力再大，也是民族性、历史性的；曾国藩攻克南京，则是朝廷意义上的，至少曾国藩挽救了大清王朝。
根据大清帝国的逻辑，挽救朝廷、清政府比外争族权、强盛民族重要。清廷代表国家、政府，则皇帝就是国家、政府；但族权对应的是天下同一民族的公民利益，予朝廷私利，两者仍有区分。
也就是说，左宗棠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再大，清廷在封赏上一定不能真实体现出来，否则会产生“民族利益大于大清朝廷利益”的舆论导向，皇帝制度就会被连根摇动，皇帝再想专制独裁就不灵了。
对左宗棠来说，他40岁前以为将终老于乡，封二等侯已属过望。但晚年既然成就了千古功业，他还是十分在意历史评价。他在生时声望鼎盛，自然无法预料到二等侯在身后带来的尴尬。
因为既没有封“西北王”，也没有封“恪靖公”，在官方权威评定中，左宗棠的高度不够。也因此，左宗棠身后，有三道标签，像三道门墙，成了后世戏谑他，不愿深入了解他的障壁：
一、左宗棠毕生功名止于举人，后世便拿他做“草根逆袭”的励志教材；事实上，连秀才文凭都被耽误了的他，一考便中举人，堪称“天才”，名副其实的“学霸”。
二、左宗棠毕生耿介、刚直，为了正义不惧腐恶，以捍卫读书人的气节与风骨，后世却将他解读为“痴慢”、“傲气”，不能容物；事实上，左宗棠只有“盛气”与“志气”，兼有“个人道德洁癖”，并无“痴慢”、“傲气”。
三、二等侯的标签，让他身后若有若无地生活在曾国藩的阴影里，没有人再想着去专门关注他，去发现左宗棠生平最大的事功，都是在曾国藩去世后创立的这一史实真相。
历史人物，几乎都有“正史形象”与“民间形象”两面，一般差别不至不大。但左宗棠的这两面形同天壤，判若云泥。为什么？跟前面三道门墙，有不小的关系。
不能忽视，对多数普通读者而言，“民间形象”是了解历史人物的第一印象，一旦先入为主，“正史形象”便只能起到印证作用，导致越看越偏，浅尝辄止。
而要改变这种阅读偏差，只能回到历史，尊重史实，摈弃固见，公正客观地深入阅读。
在今天这样一个流行“浅阅读”的时代，要想真正看见左宗棠的真面，需要放下偏见，沉淀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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