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香山時期（1949.3-1949.9），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統治，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勝利的收官階段；是實現中共創建之時確定的創建一個新中國的目標，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期；也是實踐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開始黨由局部執政走向全國執政，工作重心由鄉村到城市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由武裝鬥爭為主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主的重大歷史轉折時期，在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歷史上具有特殊的歷史地位。

推翻舊中國、創建新中國是黨在這一時期的主要工作和最大成就。這是空前偉大和光榮的任務，同時具有前所未有的複雜性和挑戰性，事實已經證明，中共中央在香山革故鼎新，開啟了中國歷史新紀元。中共中央在香山時期的一系列舉措，以及展現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情操、胸襟和精神風貌，影響至深至遠，是黨的寶貴財富，是永遠需要傳承和發揚的。

堅守初心，革命到底

中國共產黨是適應中國歷史發展潮流和革命鬥爭需要而建立的，黨的初心和使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時代主題，即趕上世界發展的步伐和潮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黨的奮鬥目標。為此，黨矢志不移，自成立伊始即奮鬥不懈。香山時期，在經歷28年艱苦卓絕的鬥爭之後，即將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之際，中共中央堅決秉持黨的初心，努力把黨確定的偉大理念轉化為客觀現實。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堅決把革命進行到底，完成“根本改造”中國的使命。三大戰役後，蔣介石在其賴以發動反共內戰的主要軍事力量被消滅後，玩弄“和談”陰謀，企圖藉此保存國民黨的現有地盤和軍隊，獲得喘息時間，以便重新集結力量，捲土重來。

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後，接替他執掌國民黨政權的桂系也企圖通過“和談”，“把共產黨的部隊阻遏在長江以北地區”，形成“南北朝”的局面，保住國民黨統治的“半壁江山”。國民黨鼓吹的“和平”是一個政治陰謀，但由於中國經歷了長期的戰亂，人們期盼和平，於是國民黨的“和平”產生了很大欺騙性，國內外出現了希望共產黨把人民革命戰爭“立即停下來”的呼聲，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內部也因此產生很大認識分歧。

1949年4月，毛澤東同朱德在香山接見出席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全體代表。

針對國民黨的“和談”陰謀，毛澤東清晰地向全黨、全國人民宣示了中國共產黨除惡務盡、堅決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立場和主張：“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範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這樣，就可以使中華民族來一個大翻身，由半殖民地變為真正的獨立國，使中國人民來一個大解放，將自己頭上的封建的壓迫和官僚資本（即中國的壟斷資本）的壓迫一起掀掉，並由此造成統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先決條件，造成由人剝削人的社會向著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可能性。”

為此，黨中央在香山時期採取了針對性的舉措。先是在徹底清除國民黨政府政權和統治基礎的條件下，與接替蔣介石掌握國民黨政權的桂系舉行“北平和談”，並盡最大努力爭取和談成功。繼而在南京政府斷然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後，毛澤東和朱德立即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軍：“奮勇前進，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迅速部署和指揮了渡江戰役和解放全中國的一系列重大軍事行動。人民解放軍所向披靡，橫掃國民黨殘餘力量，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中國大陸除少數地區外都獲得解放（並且繼續進行了尚未完成的解放戰爭）。

二是“創造一個新的社會”。這是中共的建黨動機和明確確定的宏偉目標。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經過艱苦的探索和實踐，毛澤東把黨的這個“新社會”目標總結為：“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建立人民民主主義的制度”。其政治綱領是：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採取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各級政府）。

香山時期，中共中央堅守了黨的政治目標，把黨在革命實踐中形成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制度，與中國國情和麵臨的現實緊密相結合，付諸於創建新中國的實踐中。正是基於這樣的初心堅守和使命踐行，從而確保了黨在中國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在關係中國未來走向的關鍵問題上做出正確的決策，從而順利完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專政的偉大飛躍，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

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年戰績》一書題詞。

三是解決新中國“能不能站住腳的問題”。制定了一系列恢復解放區生產和社會秩序等的重大政治、經濟和社會政策，鞏固新生的政權。

天下為公，協商建國

天下為公是黨的宗旨的基本內涵，貫穿在黨成立後進行革命的整個過程中（也包含在建設和改革的全過程中）。而香山時期籌建新中國的過程突出地彰顯了這種精神內涵。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28年艱苦卓絕奮鬥的豐碩成果，為此付出巨大的犧牲，經歷了無數的艱險，黨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正確的領導核心，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完全有能力承擔和完成好成立新中國的任務。但黨秉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認定“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於是決心把幾十年奮鬥的勝利成果轉化為造福人民、實現國家進步的工具。

為此，黨在香山時期雙管齊下：一是真誠邀集民主黨派和各方面代表人士積極參加到新中國的創建之中；二是建立各種全國性的人民團體，把社會各界群眾進一步組織起來，與他們分享政治權力，“共同建設新中國”。比如，在1948年8月恢復中華全國總工會之後，在香山時期相繼成立了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會、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等，並組建了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社會科學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聞工作者等組織的籌備會。通過這些全國性的群眾團體，把社會各界群眾進一步組織起來，使之成為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重要成員，增進政協會議的代表性。

在新政協會議的籌備和召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尤其注重各方面代表的廣泛性。新政協籌備會，是籌建新中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構，負責邀請參加新政協的各方代表人物，負責起草新政協的文件，並負責召開新政協的正式會議。關於其人員組成，最初民主黨派的意見是可由二十五人至三十人組成之。中共把它擴大，在1949年6月15日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時，與會人數134人，大大超出民主黨派代表的預想。關於新政協參加單位和人數，也是如此。協議之初，民主黨派代表譚平山提出一百人左右即可。章伯鈞提出一百人到一百五十人。中共與民主黨派代表達成的《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確定規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由中共及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代表共38個單位組成，每單位人數6名，共228人。

1949年6月19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確定，參加新政協單位共45個，代表總額510名。較前相比，新增7個單位(包括特邀單位)，代表人數翻了一番以上。而到9月新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時，正式代表585人，候補代表77人，總共662人，代表人數再次擴大。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和朱德發出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軍：“奮勇前進，堅決、徹底、幹

這裡需要強調幾點：一是中共代表的佔比。新政協籌備會中，中共黨員只有43人，其他方面代表佔比達到三分之二多。新政治協商會議的662名代表中，中共黨員約佔44%，黨外人士佔56％。二是新政協籌備會和新政治協商會議中，有人在歷史上曾對中共造成過重大的傷害。但中共中央不計前嫌，在新政協籌備和召開過程中，明確提出“也要邀請少數右派而不是公開反動的分子參加”。

三是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的黨外代表中，進步人士約佔三分之一。四是新政治協商會議有中共、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有解放軍和解放區的代表；在各人民團體的代表中，除工人代表、農民代表外，還有婦女代表、青年代表、學生代表、文藝工作者代表、新聞界代表、工商界代表、教育工作者代表、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我們也照顧到還不能立刻組織團體的方面，如自由職業者代表。我們還照顧到海外華僑和少數民族。”“儘管如此還是不夠全面，所以又設了一個特邀單位。”

新政協產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有張瀾、李濟深、宋慶齡3位非中共人士；沈鈞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非中共人士約佔半數；政務院名單中，非中共人士黃炎培、郭沫若出任副總理，章伯鈞、馬敘倫、陳劭先、王崑崙、羅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黃紹竑、譚平山、蔣光鼐、朱學範、李書城、梁希、傅作義、沈雁冰、張奚若、李德全、史良、何香凝、李四光擔任了政務委員和部長職務。

新中國的籌備和創建，充分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天下為公的博大胸懷和宏偉的政治氣量，反映出黨所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範圍的擴大和新中國社會基礎的廣泛。

勇於創新，革故鼎新

香山時期，中國共產黨破舊立新，大破大立，結束舊中國的統治秩序，開始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型國家。這個過程是扭轉乾坤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

比如關於國家性質和政策的創新。即將成立的新中國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國家，各個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和相互關係如何，國家的歷史任務和內外政策是什麼等，是建國首先必須明確的關鍵問題，是舉國關注的重大問題。為此，毛澤東在1949年6月30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的重要文章，根據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結合中國實際，論述了即將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性質，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係，國家對內、對外政策等，清晰地回答了建立新中國的基本問題，為籌建新中國做了政治理論的準備。

比如在軍事戰略方面的創新。在向全國進軍中，中共中央根據敵我力量變化和國民黨軍主要集中在江南和西北、西南大中城市與主要交通線的態勢，一改黨以往進行軍事鬥爭的方式，實行“先佔城市，後佔鄉村”的作戰方針；針對桂系等國民黨軍一觸即退、盡力避免作戰，準備撤退西南地區頑抗的圖謀，中共中央制定和實行了遠後方、遠距離“大迂迴，大包圍”的戰略，達成“兜剿”國民黨軍的效果；大量實施“北平方式”，在對國民黨軍採行戰鬥方式的同時“兼取政治方式去解決”，推動和爭取國民黨軍隊和地方政府接受和平解決。結果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遵，國民黨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第一兵團司令官陳明仁，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國民黨軍第十九兵團司令官張軫等率部起義，新疆實現和平解放。

據統計，百萬雄師渡大江之後，國民黨軍起義、投誠逾百萬之眾。毛澤東就此指出：“國民黨軍隊中一部分愛國軍人舉行起義，不但加速了國民黨殘餘軍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們有了迅速增強的空軍和海軍。”

再如針對天津城市接管中出現的“左”的偏向，資本家因恐慌和觀望，延遲開工復業，導致生產停滯，工人失業、通貨膨脹等問題，劉少奇發表“天津講話”，糾正了天津城市工作中的“左”的偏向，解除資本家的各種疑慮，調動了他們在生產恢復與發展方面的積極性；並且化解了勞資矛盾，使工人們認識到只有實行勞資兩利的政策方針，生產得到恢復與發展，才能使生活得到改善，天津市的生產得以恢復，社會秩序趨於穩定。尤其是創造性地發揮了黨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思想，為黨的城市工作的順利開展，為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發揮了獨到而積極的作用。

此外，在新政協會議的籌備和召開中，在解決舊中國遺留的各種問題中，都有許多的創新。概括言之，勇於創新是香山時期黨的工作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是取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艱苦奮鬥，謙虛謹慎

在進駐香山前夕，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黨在香山時期的實踐，就是踐行“兩個務必”的典範。其時，面臨空前規模的進軍全國的戰爭形勢，面臨前所未有的建國立制的偉大使命，面臨美國可能軍事幹涉的風險，面臨穩定廣大新解放區社會秩序、鞏固新生政權的繁重任務，中共中央審慎對待每一個重大問題，集思廣益，正確決策。

民主黨派人士曾提議“及早準備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以接管全中國”，並提議新政協宜於1949年二三月間召開。蘇共代表米高揚也提議攻佔南京或上海之後立即宣佈中央政府，但中共中央對成立新中國的工作非常慎重，充分籌劃，結果從新政協籌備到召開，用時半年之多。

對於帝國主義的可能干涉，中共中央雖然做出美國出兵的“可能性雖有,但大規模出兵的可能性不大”的基本估計，但仍做出防範計劃，規定整個第二野戰軍是作為中央軍委手中準備隨時對付帝國主義直接武裝干涉的強大的戰略預備隊。上海解放之時，為防備美軍在上海登陸,部署二野、三野共同準備對付可能的美國軍事幹涉。

如對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禮賢下士，熱情相待，非常尊重。毛澤東、周恩來誠懇邀請宋慶齡出席新政協，原來曾計劃在8月召開新政協，但決定,以宋慶齡與會時間而具體確定：如果宋慶齡能於8月中旬到北平，則於8月下旬召開新政協;如果8月下旬成行,新政協9月上旬召開。8月28日,宋慶齡到達北平,新政協也最終定於9月下旬召開。再如，針對當時在黨內軍內產生的諸如“貧僱農打江山坐江山”“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思想和情緒，加強黨內和革命陣營的建設等，強調“我們絕不當李自成”等，防微杜漸，謙虛謹慎，在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同時，昂首闊步走向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新徵程。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