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銀行主動找上門為我們服務，放款快、效率高、利率低，以前都是我們去敲銀行的門，還屢次碰壁……”近期，《國際金融報》記者走訪上海市各行各業的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他們對融資環境的改變有切身感受。據說，銀行行長走入田間地頭、菜場小巷已成為一種現象。

能把這段描述作為普惠金融發展的精準畫像嗎？如果換個角度，就會發現這只是事物的一面。另一面是，這些小微企業主和個體工商戶還和記者表示，當下普惠金融還是“政策性普惠金融”，銀行更多是“錦上添花”很少“雪中送炭”。

同一批人，對普惠金融的兩種不同描述，構成了普惠金融相對完整的一個維度，那就是普惠金融在過去的4年裡，有了大踏步的發展，但仍存在很多有待提高的地方，仍有著龐大的需求待滿足。這是作為我國首個發展普惠金融的國家級戰略規劃———《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臨近收官之時，記者對普惠金融發展所得到的一些印象。

普惠金融發展的成績自不待言：在政策的持續引導下，中國普惠金融建設取得成效，央行及銀保監會公佈的數據表明，普惠型小微貸款餘額逐年上升，小微企業融資成本在逐年下降。普惠金融發展中所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也逐步凸顯。

比如，普惠金融推進中就存在亂象。國辦、銀保監會近日通報兩家大型商業銀行北京分行在小微企業貸款業務中存在借貸搭售、轉嫁成本等違規行為，頗有“殺一儆百”的意味，也折射出當下商業銀行在普惠金融實踐中難以尋找到成本、收益的平衡點。

最典型的就是，普惠金融在推進中要直面的“靈魂三問”：

面對海量、分散、需求各異的長尾客戶，如何精準觸達並識別其身份和需求的真實性？

在缺乏信貸信息和抵押的情況下，如何迅速完成信用評估並進行風險定價？

針對小額、高頻、管理困難的業務特點，如何實現成本、收益和風險的平衡？

“靈魂三問”，觀照的是金融機構給小微企業授信時遇到的“世紀難題”，也是金融機構推進普惠金融的動力源。拋開政策的動力，如何解決金融機構的動力不足問題，換句話說，如何提高傳統金融服務的能力不足問題。

金融科技被推到前臺。普惠金融的難點是信息不對稱，關鍵是商業可持續，核心是對風險的有效管控。因此，解決信息不對稱，實現商業可持續及有效的風險管控以便讓金融更下沉、覆蓋更廣泛的小微企業成為推進普惠金融的核心議題。金融科技的數字化、智能化在實踐中被寄予厚望，被認為具有解決問題的現實價值。江蘇蘇寧銀行董事長黃金老就直言，“掌握金融科技才能真正做普惠金融”。

果真如此麼？我們先回過頭來，從普惠金融在中國的發展說起。

政策強力驅動和引導

中國的普惠金融發展離不開政策的引導。

2005年聯合國大會正式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之後，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發展普惠金融”。2014年，中國人民銀行選擇了四川、陝西、吉林、浙江、貴州、福建等省份開展了區域普惠金融指標建設試點，並從2017年起開始了全國性的區域普惠金融調查與評估工作。

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提出要研究建立我國的普惠金融指標體系。隨後，當年12月31日，國務院印發《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明確了普惠金融的含義：“立足機會平等要求和商業可持續原則，以可負擔的成本為有金融服務需求的社會各階層和群體提供適當、有效的金融服務”。

2017年5月3日，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要求大型商業銀行2017年內要完成普惠金融事業部設立。截至2017年6月底，五大行均成立普惠金融事業部，後續大部分股份制商業銀行業也陸續跟進。

2018年3月，原銀監會印發《中國銀監會辦公廳關於2018年推動銀行業小微企業金融服務高質量發展的通知》（下稱《通知》），重點針對單戶授信1000萬元以下（含）的小微企業貸款，提出“兩增兩控”的新目標。

“兩增”即單戶授信總額1000萬元以下(含)小微企業貸款同比增速不低於各項貸款同比增速，貸款戶數不低於上年同期水平。“兩控”即合理控制小微企業貸款資產質量水平和貸款綜合成本。《通知》突出對小微企業貸款量質並重、可持續增長的監管導向。

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對銀行業發放小微企業貸款設定定量目標，明確要求“今年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要增長30%以上”。

新網銀行行長趙衛星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政府在普惠金融體制機制、產品服務、資本市場融資、信用信息體系等方面都有創新的舉措，此外還通過跨部門的政策支持，深化“銀稅互動”，持續推進“銀商合作”，開展“信易貸”等方式來支持中小微企業融資。在考核上面也優化小微企業、農戶等普惠金融重點領域監管考核目標，在專項金融債、風險資本、不良貸款容忍度等方面突出差異化導向。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總行高級經濟師婁飛鵬表示，總體來看，普惠金融獲得較大發展，得益於政府的大力引導。婁飛鵬對《國際金融報》稱，就政策的方面看，從法律法規、財政稅收、貨幣政策、金融監管等方面對普惠金融發展給予了全面支持。

小微企金融獲得感增強

在國家政策的持續引導下，普惠金融建設成效逐漸顯現。

據世界銀行《2017全球普惠金融指數報告》，從擁有金融賬戶的成人占人口比重數據看，中國賬戶擁有率已達80.23%，與發達國家分組的平均水平（94%）相比略有差距，但已顯著高於發展中國家分組的平均水平（63%）。

央行及銀保監會公佈的數據表明，普惠型小微貸款餘額逐年上升，小微企業融資成本在逐年下降。《中國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報告（2018）》顯示，2018年12月，中國全金融機構新發放的500萬元以下小微企業貸款平均利率為6.16%，較2017年同期下降0.39個百分點。

央行發佈的《2018年中國普惠金融指標分析報告》指出，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狀況得到改善，金融服務覆蓋率進一步提升，金融對民生領域、農村地區的支持力度需進一步加強，我國普惠金融繼續穩步發展。截至2018年末，普惠口徑小微貸款餘額8萬億元，同比增長18%，增速比上年末高8.2個百分點，全年增加1.22萬億元，同比多增6143億元。

銀保監會、人民銀行發佈的《2019年中國普惠金融發展報告》則表明，我國普惠金融發展成效顯著，整體發展趨勢向好，重點領域金融服務獲得感明顯增強。

公開數據顯示，2019年三季度末，人民幣普惠金融領域貸款餘額16.99萬億元，同比增長16.8%，增速比上季末高0.6個百分點；前三季度增加2.13萬億元，同比多增7577億元。其中，普惠小微貸款餘額11.27萬億元，同比增長23.3%，增速比上季末高0.8個百分點；前三季度增加1.77萬億元，同比多增8097億元。

另外，《國際金融報》記者在對上海市各行各業小微企業及個體工商戶走訪後瞭解到，近年來他們的金融獲得感顯著增加。大型商業銀行也開始轉變服務理念，由服務“雙大”開始關注“雙小”，銀行行長也放下身段，走向田間地頭、菜場小巷。

從財報看，幾家國有大型商業銀行都在踐行普惠金融政策，工行、農行、建行已階段性完成“小微企業貸款增長30%以上”的目標。

具體來看，截至今年上半年末，工行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餘額比年初增加1301億元，增速超過40%；農行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餘額比年初增加1365億元，增速36.45%；建行普惠金融貸款餘額較2018年年末增加2210.47億元，增速超過36%。

仍停留在“政策性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雖取得不錯成效，但仍有龐大的需求未滿足。《國際金融報》記者從網商銀行方面瞭解到，現實中，一些小貸機構的拒貸率達到70%，中小商家貸款難，本質上的原因是信息收集和處理的能力不足，成本和收益不成正比。

小微企業由於缺乏抵押物、抗風險能力弱、缺乏信用記錄等先天特點，導致其在融資市場上處於弱勢地位。公開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小微企業多達5600萬家，僅有11.9%的中小企業能夠獲得銀行貸款，約有三分之二的小微企業沒能熬過“死亡期”，中國60%以上的民營企業和90%的個體工商戶沒有銀行貸款記錄。

此外，與大企業滿額貸款慢慢使用不同，小微經營者更為精打細算，為了節省利息，只有必要時才申請貸款，並且儘快還款，有需求再貸，“小、急、短、頻”的特點明顯，在傳統信貸模式下，銀行往往難以兼顧成本和收益，大都不願貸給小微企業。

建信金融科技總裁雷鳴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普惠金融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與其說是銀行不願意服務小企業和小行業，不如說是傳統金融的服務能力不足

中國工商銀行總行高級風險經理郝志運也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小微企業普遍缺乏完整真實的財務報表，也沒有合格的抵押資產，銀行面臨極高的審核成本和違約風險，傳統的銀行風控手段標準相對單一、靈活性較低。

實際上，在“量質並重、可持續增長”的監管導向下，銀行在踐行普惠金融過程中也存亂象。國辦、銀保監會近日通報建行北京市分行和平安銀行北京分行在小微企業貸款業務中存在借貸搭售、轉嫁成本等違規行為，影響了國家有關利民政策措施的落實效果，削弱了小微企業的獲得感。

依據通報，建行北京市分行主要涉及違規向小微企業借款客戶搭售人身險產品，違規將押品評估費轉嫁給小微企業借款客戶承擔及“一刀切”要求所有小微企業借款客戶為抵押物購買財產保險。平安銀行北京分行主要涉及違規在個人經營貸款過程中搭售高額人身險產品。

銀保監會在通報中指出，在12家銀保監局對轄內銀行機構進行的調查暗訪和相關檢查中，也發現一些銀行存在要求客戶以貸轉存、未按監管法規規定承擔融資相關環節費用等不合理抬高小微企業融資成本的問題

北京銀保監局對兩家機構進行了處罰，並隨後印發了《北京銀保監局關於規範小微企業貸款服務收費的通知》，重申“嚴禁借貸搭售”、“嚴禁轉嫁成本”等要求，同時細化借貸搭售、轉嫁成本的違規表現形式。

在此前的走訪過程中，也曾有多位滬上的小微企業主和個體工商戶對記者指出，當下普惠金融還是“政策性普惠金融”，銀行更多是“錦上添花”很少“雪中送炭”。

金融科技能否破局

從實踐中發現的問題看，普惠金融的廣度和深度亟待拓展，“靈魂三問”仍有待解答。在此背景下，金融科技被視為“實現真正普惠金融”的利器，數字化、智能化成為實踐路徑。銀保監會發布的《中國普惠金融發展情況報告》明確指出，數字普惠金融引領，是普惠金融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出路。

現實中，銀行機構也正在積極探索。以建行、工行為代表的國有銀行依託自身資源優勢，通過聯合各級政府，憑藉內部金融科技力量，正逐步形成分層風控體系，從而實現對小微企業金融需求的快速響應。而以網商、微眾為代表的民營銀行藉助阿里巴巴、騰訊等關聯企業多年服務長尾客戶、擁有豐富行為數據的優勢，利用互聯網技術構築智能化借貸體系，以此觸達更廣泛的小微群體。

據雷鳴介紹，建行通過實名認證、人臉識別、公安身份識別等外部資信及資金結算、交易流水、存款投資等內部強金融數據，加上人行徵信、工商、稅務、海關、司法等公共數據，通過對數據的系統集成和深度挖掘，完整呈現客戶的身份屬性、信用屬性、消費屬性、行為屬性和社交屬性，實現對客戶的精準畫像。

同時，利用大數據分析和機器學習等技術，依據客戶的基本信息、實控人信息、經營能力、履約能力和風險信息等，建立了反欺詐、評分卡、授信、定價等一系列模型，對客戶進行提前授信。“‘數據+技術’從根本上改變了依賴抵押品的傳統信貸模式，大大減少了審批中的人為因素，使信貸審批更加準確和高效。”雷鳴稱。

此外，雷鳴指出，建信金融科技協助母行建立了基於大數據的貸款全流程自動監測、預警和處理機制，可以對借款人的貸後資金流、經營狀況、履約行為、賬戶行為、負面輿情、風險傳染等進行自動預警，及時干預處理。

微眾銀行行長李南青對《國際金融報》記者指出，金融科技的重要作用在於通過更可靠、更高效、更有能力的技術來替代傳統的人力和渠道，對銀行的營銷和服務、風險管理、運營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可以實現“三升兩降”，即提升效率、體驗、規模，同時降低成本和風險。

雖然國有銀行和民營銀行都在利用金融科技助推普惠金融建設，但在金融科技基礎設施仍有待完善，數據採集及利用邊界仍不明確的當下，金融科技產生規模效應仍需時日。金融科技助力普惠金融有待政府統籌，打破信息孤島，建立政府主導的數據庫，聯合相關各方密切協同，打造一體化的普惠金融平臺。

中誠信徵信董事長兼CEO嶽志崗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事實上，科技金融更多的是解決效率和風險的問題。從一定程度來講，普惠金融的科技應用歸根結底還是在於數據的合規與來源的問題。嶽志崗認為，小微企業融資不應侷限於貸款——即“間接融資”，還應規範小微企業直接融資環境。

李南青認為，目前，金融科技在助推普惠金融方面存在的短板，主要體現在信息不對稱和政策壁壘方面。其中，信息不對稱表現在普惠對象的數據獲取難度較大，大部分的數據尤其是微小企業相關的數據仍未開放，且真實性相對欠缺。政策壁壘主要表現在商業銀行的地域性經營限制等方面。李南青建議推進大數據徵信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探索通過互聯網渠道打破地域限制、拓展普惠金融的可觸達範圍。

復旦大學張江研究院數字經濟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陳文君則建議，普惠金融可以跟精準扶貧項目緊密合作。陳文君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現在許多地方成立了大數據管理局，在小微企業貸款方面，銀行可以和政府合作，獲取到更多數據。有政府數據的支持，對小微企業來講，獲得銀行授信的可能性更大。

（國際金融報記者 餘繼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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